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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完这些资料调查工作之后，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亲自到学校所在地实地考察。这一点十分重要。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而现在，由于一些民办高校骗术的高明，有时即便是眼见，也未必全部为实。所以，就更需要实地考察，对材料上的东西一一证实。
在做完这些实地调查工作之后，如果你对学校还比较满意，那么，接下来就需要与学校签一份尽可能详尽的教育培养合同。此时，你可以寻找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忙或者协助，也可以向有经验的高校教师咨询，力求从合同上保护自己的权益。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学校招生广告上的内容，以合同的形式固定下来，一旦发生纠纷，就可以凭合同说话。
然而，即便做完上述工作，也还是有可能上当受骗。这时，你就需要从法律支持、媒体监督、教育监察等多个方面，努力为自己维权。事实上，只要你有了与学校签署的合法的合同，一般而言，就可以维护好自己的权益；同时，惩治那些骗子学校，以免有更多的孩子上当受骗。
第二辑 倡导法制精神公决的滥用和伪用
遵循“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思想原则的“公决”，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它在“文革”的十年浩劫期间，曾一度上升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真理并非只是掌握在多数人手中，在有些情况下，少数人可能更是真理的守护神。
一个违犯校规的学生是否应该被开除，让全校师生举行“公决”，这件新鲜事儿2002年12月30日发生在昆明市的东方联合学院二院。
据校方介绍，被“公决”的学生叫李洪华（化名）。2001年9月，李因酗酒闹事受过警告；去年9月，打了同学王某一个耳光；12月21日，殴打校学生会副主席；同月26日，将一位郑姓老师的眼镜打碎，嘴唇打破；本学期已旷课96节；等等。鉴于李的种种不良表现，该院决定给予他勒令退学处分。决定作出后，为教育其他学生，便让全校师生举行“公决”，结果，90％以上的师生赞成学校决定。院长杨福湖说，他们对师生的处理决定作全校“公决”的意义在于：一是可以在校内发扬民主，二是可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如果校方的介绍属实，那么，李洪华得到勒令退学的处分也不为过。这是他自己酿成的苦酒，理应由他自己喝下去。同时，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也有权力和义务清除校园里的“害群之马”。
然而，在实施自己的权力和义务时，是否有必要假之于“公决”之手，以及怎样进行“公决”才最符合现代社会公开、公平、公正三原则，从而达到发扬民主的真正目的，却必须严肃思考，谨慎从事。否则，“公决”就会被滥用甚至伪用。这就不但会有损于“公决”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而且还会使一些别有用心者混水摸鱼、金蝉脱壳的企图得逞。
冷静解读“李洪华事件”，我以为，东方联合学院二院的做法，应是对“公决”的一种滥用和伪用。理由是———
第一，对严重违犯校规校纪且屡教不改者进行勒令退学处分，是学校的权力。既然如此，就没必要再节外生枝。把李洪华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学生的方式很多，并非必须“公决”不可。而一旦进行“公决”，就意味着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自身权力的不尊重、不珍惜，也是对公共民主资源包括“公决”的滥用。
第二，对李洪华进行是否应被开除的“公决”，是在校方已经作出开除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所谓“公决”也只是为了对学生进行教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决”。这种有“公决”之名，无“公决”之实的做法，不是对“公决”的伪用，又是什么？不敢想像，假如“公决”的结果是大多数人不主张开除李洪华，校方又该怎么办？要知道，的确有10％以下的人对开除李洪华持异议。对这部分人的做法，校方又会有什么感想呢？
作为民主的形式之一，遵循“少数服从多数”这一思想原则的“公决”，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即便在新中国，也并非只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事物。事实上，它在“文革”的十年浩劫期间，曾一度上升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真理并非只是掌握在多数人手中，在有些情况下，少数人可能更是真理的守护神。正因如此，现代社会的管理者是将“公决”当成“双刃剑”看待的，使用起来慎之又慎。因为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既伤了自己，也害了他人。
奇怪的是，偏偏有些人对“公决”情有独钟，似乎只有这样才最能体现民主。结果，“公决”来，“公决”去，不但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给“公决”掉了，也把“公决”给“公决”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游戏。前段时间，东北某市“公决”一只伤人的老虎是否该判死刑，就是很好的例子。“公决”的滥用会使其严肃性、权威性严重受损，而伪用则会给别有用心者制造漂亮的害人借口。
教育指南
对开除学生这样的事情，尽可能征求大多数学生的意见，甚至进行全校师生的“公决”，在当前的学校管理作风下，好不好，有没有必要？关于这一点，我在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好自然好，也很有必要，但却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决”，否则，不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其实，关于“少数服从多数”这个问题，不但是学校的管理者，即便是家长自己、学生自己，甚至整个社会，都要有十分清醒的理解。从民主的意义上来讲，“少数服从多数”固然有很大的道理，但是，从真理本身的标准上讲，却也不尽然。事实上，这种形式只能算是一种不算太坏，但也不算最好的多数人民主。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应该知道，小到家长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大到政府管理整个国家，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必须充分尊重少数人的意见，绝对不能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幌子之下，形成一种“多数人的暴力”。
在一个家庭里，一般而言，家长往往是占多数的，而孩子是占少数的。这时，如果要决定一件关于孩子的事情，那么，是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公决办法好呢，还是充分听取孩子的意见，大家平等协商，寻找出一个最佳的方案好呢？我觉得，还是后一种比较合适。这会使孩子感到，自己是受到充分尊重的。
所以，家长也好，学校管理者也罢，对于公决这种事情，还是应该十分慎重的。否则，不恰当的公决给自己带来的，很可能会是两败俱伤，而不是双赢。
第二辑 倡导法制精神法治最有力
如果一个人不违法，即便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磨房主人，皇帝也无奈他何，因为即便皇帝也不敢与法律抗衡。这并非德国人精于遵守秩序的民族气质使然，实在是因为他们坚信：只有法治的力量才是绝对的力量。
2001年3月14日，《教育时报》刊登了一封题为“这样的保证书合理吗？”的读者来信，反映某乡要求新分配教师，在上岗前必须填写以“工作期间，不向党委和政府要工资、福利、待遇”，“若因工作、工资问题导致不稳定现象，后果自负”等为内容的保证书。
此前，虽然我对教师工资拖欠之类的事已感麻木，但像这种把“丑话”说在前头的写保证书的事，还是闻所未闻。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闹饥荒。”我不知道该乡要求教师写保证书的领导们是否也要吃饭，他们怎么会把这种事做得如此理直气壮？
在文明社会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自是常理。即便在某些社会制度下，它们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但至少也会“春种万粒粟，秋收一粒子”吧？可这份保证书，却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悖论：万分耕耘，零点收获。教师们兢兢业业地耕耘，却无权收获，这算什么道理？
然而，就像苍蝇、蚊子虽然惹人讨厌，但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一样，据我调查，保证书的出笼竟也有它的一套逻辑。该逻辑是：某些乡镇的财政经费捉襟见肘，而每年要求在教育单位上岗就业的各类毕业生数量却日益增多，这就出现了僧多粥少的现象。为了把较少的粥分给较多的“僧”，身为“方丈”的乡镇领导们，自然要给他们念不要工资、福利、待遇的“金箍咒”了。因为如此一来，不但分粥的问题解决了，还白添了不少只干活不吃饭的劳力。
这些乡镇领导们“一箭双雕”的手段，真是高明极了。然而，他们是否知道，这样做已经严重违背了“劳者有其食”的基本精神。也许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知道的，所以，当该读者的来信刊登之后，有关部门马上给报纸写信，承认自己的做法不妥。报纸随后又以“回声”的方式将来信发表，以示问题的解决。但是，另外却还有部分乡镇的领导不知道或不愿知道。
在此之后，该报又连续收到了几封性质与此类似的读者来信，而最近我在农村的一次调查中也发现，即便某些乡镇的领导读到了报上刊登的这两封来信，却依然我行我素，毫无改过之意，有的甚至变本加厉，更添上上岗要先交数千到上万元上岗费的条款，并美其名曰“捐资助学费”。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但知错不改甚至明知故犯，就是恶莫大焉了！我以为，他们之所以敢把“土政策”凌驾于国法之上，就在于在他们的眼里，“权”即是“法”，而不是与之相反。
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有一次到波茨坦市巡视，当他远眺该市全景时，发现许多美景都被一座破烂的磨房挡住了。威廉于是命人找到了磨房的主人，准备买下磨房后即行拆除。谁知磨房主人坚决不卖。威廉在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后，威胁磨房主人说，如果不卖，他就要强行拆除。没想到磨房主人干脆利落地说：“只要你敢这样做，我就会到法院告你。”威廉听完，非但消了怒气，不再拆除磨房，反而感慨地说：“没想到我的人民竟如此信任法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不违法，即便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磨房主人，皇帝也无奈他何，因为即便皇帝也不敢与法律抗衡。这并非德国人精于遵守秩序的民族气质使然，实在是他们坚信只有法治的力量才是绝对的力量。
任何社会都必须依靠这种力量，才能维持长治久安，保障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平安。如果我们能学会时时事事都把法律的“丑话”，而不是权力的“丑话”说在前头，那么，不要说类似性质的“保证书”不会出现，恐怕比它更有来头的东西，也只能望法而退，自行了结。
教育指南
作为家长或者老师，如果你身在城市，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那么，你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事情很荒唐。是的，它的确十分荒唐，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发生着，而且发生的地方还非常普遍。这就是我们的社会，这就是我们的国情。面对这样的国情，不知道你将作何感想。
那么，类似的荒唐事，是不是就一定不会在你的身上，或者你的孩子、你的学生身上发生呢？在我看来，并不一定，或许还正在发生着，或者已经发生过。只不过，当它表现出来的时候，从表面上看，不像不要工资和待遇的保证书这么明目张胆地荒唐罢了。
比如班费。可以说，在现在的绝大多数学校，尤其是城市学校中，班主任都会组织向学生收取班费。至于为什么要收取班费，理由往往很充足：班级组织活动如举办晚会、郊游等需要钱，添置卫生用品如扫帚、字纸篓等需要钱，购买学生的饮用水、水杯需要钱，订阅公共报刊需要钱……总之，班级里要花的所有钱，都要由学生来出。这似乎成了多少年的惯例，一学期又一学期地收着。
然而，这种收费真的合理、合法吗？说实在的，无论国家的哪一条法律法规，包括直接与学校收费有关的，都没有规定过这项收费；不但没有规定过，反而明令要求取消向学生收取除学杂费以外的任何费用。根据国家规定，从2007年起，全国农村学校将免除一切学杂费，届时，我不知道农村的学校，还会不会继续向学生收取班费。那么，城市学校呢？我想，肯定还会一直收。
明明是违法违规的收费项目，却还在冠冕堂皇地一年年收着，而且收者收得心安理得，交者交得自觉自愿，这是不是很荒唐的事情呢？如此荒唐的事情，却又被家长、老师都看得十分正常，这是不是特别荒唐呢？那些被迫签了不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