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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少年时在黄土高原丹阳观的大殿下，等待那可依可靠的黄昏如约来到，并期待着独享随黄昏而至的那份孤独时，总会与她一起等在大殿檐下，擦着她的脑门儿飞来掠去的巨大蝙蝠。它们的影子也是这样覆盖着属于她和黄昏的孤守，使她的傍晚变得暖昧起来。
如今，它终于胜利了，报仇雪恨了！
4
客观地说，扩散这种舆论倒也不是事出无因。像吴为这样一个走到哪里也没法儿不闹出点“丑闻”，厚道一点说是没法儿不闹出点“笑话”的人，这样的“因为所以”不应在她的头，又应在谁的头上？
好比一个早已洗手不于的贼，一旦人们失窃，在没有水落石出之前，不要说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就连那真正的贼，也要率先羞辱耻笑他一回，以洗清自己。他明知大家的猜疑，可又无法辩白。若是辩白，岂不中了“做贼心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套路？
有朋友说，沦落到这步境地是因为她太呆。但吴为不认为自己呆，她只是觉得不会和人接触而已。
根据她的阅历以及她在遭遇各种大难时的所作所为，绝对应该把她归为胆小怕事那一类，——不是一般的胆小怕事，而是非常地胆小怕事。但她看起来又似乎天不怕，地不怕。一般人很难体会，一个人胆小或是害臊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就会用天不怕地不怕，或是破罐破摔——说是厚颜无耻也无不可——来掩盖这种无计可施的局面。
而在心的暗处，她始终认为世上最大的学问是和人打交道的学问，世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下手，不像面对枪炮或是虎豹豺狼，总能知道危险在哪儿、从哪个方向来的，就是一命呜呼，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据说虎豹豺狼肚子不饿的时候并不进攻，人呢，可就不一定要有什么理由，或许仅仅是因为你的存在（存在就难免会有某种成功的可能）对他就是一种妨碍，或许践踏别人也不失为对许多不便张扬的目的一种曲径通幽的表达和叙述，更或许什么都不为，只是你的女婿比他的女婿高了五个厘米……她老是怀着敬仰的心情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可谓百年警句，却始终难以融会贯通，只好宽慰自己：一个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那是与生俱来的。
反过来说，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道理通常是有的。关于虎豹豺狼的理论，不过是吴为的偏激之谈，读者不难在她的作品中看到这样的漏洞无处不在，这也是她始终不能成为最出色作家的根由之一。
能这样打电话的人，果真想的是青红皂白吗？
吴为本来想对胡秉宸的那个老熟人说“谢谢你的电话”，临了却面目全非：“是，是这么回事，我是又嫁了一个比老胡更有钱有势的人。”
出乎意料的是对方不无艳羡之情，——虽然是打着哈哈地说：“哦……哦，你们的存款一定很多喽？”
她也打着哈哈地回答：“噢——不算太多，几百万大概是有的。”
是她提出离婚的又怎么样？不是她提出的离婚又怎么样？
到了她这步田地，所谓的“舆论”，在她心里还值几何？又能将她如何？
她不正是为了争取返回那可以得到一席公正待遇的地位，忍让了一生不公正的待遇，尤其是把她的母亲和孩子亏待了一生？到了，她们还不是被人毫不手软地大卸八块？
她对这个世道曾经寄予的希望是太大了。
如果说人生一世都有一个过不去的情结，那么这可能就是她的那个情结：冤有头、债有主，为什么还要把那惨绝的羞辱对准她无辜的母亲和孩子？
是她提出的离婚怎么样，不是她提出的离婚又怎么样？
她反正是失去了胡秉宸，而不是胡秉宸失去了她。放下电话之后，吴为到超市去买了一盒牛奶。
回到家里，她闲散地拿起了电话号码本。难道在大清早就接到那样两个电话之后，她也想打个电话向谁一诉心结？似乎是，又似乎不是。她从头到尾，没有明确目标地浏览着那些名字和名字后面的电话号码，最终一个电话也没打。又盘算着——
要不要换一套人时的衣衫，到一个环境可人的地方去吃一顿饭，再次验证一下她那“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精髓坚不可摧？
或是去买束自己搭配、色彩过渡得有情有致的鲜花？
再不就捡拾一下地板上摊得满脚满地的报纸杂志，打扫一下四处絮飞尘飘的房间，擦一擦家具上甚至可以用来书写的灰尘……
像往常那样，勉力地让他人、更让自己相信，她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最后还是放弃了她很擅长的、演出这一类小品的打算。
有那么一瞬，她甚至想，电话铃何不再响起来？哪怕里面藏着比刚才那两个电话更多的心机。
她跟自己聊了一会儿天：“．你觉得该不该去看那场芭蕾舞？”
“当然该去。”
“票好买吗？”“我得去一趟医院，拿点儿安眠药。”
“现在有种新药好像很有效。”“什么药呢？”
后来又朗读了一会儿英文；
自得其乐地打开音响，放大了音量；
房子里热闹起来……
她歹毒地笑了笑，走进洗澡间，对着镜子，将自己那如孤狼一般歹毒的脸细细打量，在无有穷期的险恶中，她已经彻底地荒废。没人可以救她，也无可救药，她只能是孤军一人了。
回眸之间，镜子里突然映出许多大而黄的牙齿。那些牙齿，胜利在握、不慌不忙地从她身后逼压过来，她的全身于是就被咬在了这些大而黄的牙齿里。她感到了直穿内底之痛。
猛然回身，想从那些牙齿里挣扎出去，却一头撞在身后的墙上。——血从她的额角蜿蜒流下，在她久已无味的脸上，增添了一些婉约，甚至是略显风尘的动人之处。
在疼痛中她慢慢清醒，原来那不是牙，而是墙上的一块块瓷砖。但那些瓷砖怎么看怎么像一排排的牙齿——可真不是她的矫情——并且是在侵华战争时期那些日本人才有的、大而黄的门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人种进化以及牙科医学的进步，现在的日本人肯定不会再有这样大而黄，并像蟋蟀那样向外龇着的大门牙了。但在侵华战争期间的日本人，却不得不尴尬地长着这样的大门牙。而她洗澡间里的这些牙，不但黄而大，不但像蟋蚌的门牙那样向外龇着，每个牙缝之间还嵌着根深蒂固的黄色牙垢。她不由得拿起凿子，信心十足地想要剔除那些牙垢，剔着剔着她忽然明白，这么多牙和这么多牙缝，她是无论如何也剔不干净了，于是就拿起凿子和榔头，连撬带敲，一块块敲碎了那些牙。
她干得很安静，很从容，一点也不疯狂。
过后只是觉得有点累，便点了一支烟，对着那支烟低叫了一声“宝贝儿！”又对着空中高喊了一声“妈！——”
吸烟的感觉真好，现在，最让她放松的时刻，最让她感到亲切的事，就是吸上这样一支既不对她怀有怜悯，也不对她怀有恶意的烟了。
她坐在厕所门前的地板上，一面瞧着那些被她敲碎的大黄牙，一面冥想着世事的无定。可不，转眼之间，这些大黄牙就碎了，就像一个本来形影不离的人，突然之间躺进了棺材。
这时她一回头，一个头戴纱帽、身穿朝服的男人走了进来。那男人的脸上，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全无，只光板一张。光板上纵横地刻满隶书，每笔每画阔深如一炷线香，且边缘翻卷。
这张刻满隶书的脸板，无声无息地跟踪着她，与她一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就转身俯向那张脸，问道：“让我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字？”
可她怎么看也看不懂。
从此她逢人便问：“你能告诉我，那脸上写的什么字吗？”
……
《无字》
第一部 第三章
1
几年前，有个本应清朗却再也清朗不了的城市早晨，他们正好坐在阳台上吃早餐。
当太阳混浊的光影，在吴为垂头看报，且不曾打理过的头发上游移的时候，胡秉宸一面缓缓地呷着咖啡——面对她说，“你的精神有病，应该把你送到医院去，每天给你打几针就好了。”
任何情况下，小到早餐喝咖啡、日常喝绿茶这种秩序也不会错位的胡秉宸，这个建议当然不是无的放矢，却又绝对不是因为吴为不曾打理过的头发或颜面，让他心生嫌弃，——虽然吴为婚后的邋遢、不事修饰，也是让胡秉宸觉得受骗上当的一个部分。吴为抬起头，对着他的脸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有那么一瞬，她真想对胡秉宸说：“亲爱的，你就是我的心理医生。”可她犹豫了一会儿，又把这句话咽了下去，低头继续看报。
于是，本不那么胸有成竹的吴为就有点让人感到胸有成竹，对用心细如发丝的胡秉宸，更有了那么一点叛逆和挑衅。
不过胡秉宸还是带吴为去看了两次心理医生。
医生对她的叙述不但很不耐烦，甚至没有一点好奇之心。如果你的对手对你连好奇之心也没有了的时候，任何人也会打不起精神。当然，阔大的病室里用做隔扇的白布帘更让吴为感到压抑和封闭。她听见一条白布帘后流行歌曲的声音；而另一条白布帘后，某个病人热烈高亢、敞开胸怀的叙说，不但让她分心，恐怕也让她的医生分心。
以后胡秉宸再带她去看心理医生，她就再也不肯就范。不久吴为就准备学习绘画。
见到她开始学画画，料事如神的（至今这仍然是她为之迷恋的一个部分）胡秉宸笑嘻嘻地说：“现在你至少是个半疯，不是全疯也不是不疯，而是半疯。”
他忘记了吴为也许是很久以前（比如说他们结婚之始，抑或是他们热恋的时候）就对他说过她想学画，也忘记了他曾几乎就让木匠给她做个画架，以示支持。
她淡淡地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半疯，这比任何一种状态都让我喜欢。”
那时她已经开始和胡秉宸犟嘴，忘记了当初对胡秉宸立下的誓言，比如他就是她的生命、她的太阳之类的海誓山盟。
一个人怎么可以对他的生命、他的太阳犟嘴？这不是吴为的负心负义又是什么？
不要说对一个作家来说，“生命”、“太阳”之类的海誓山盟毫无新意，就是比起胡秉宸写给她的情书也逊色很多，也陈腐、“鸳鸯蝴蝶”得别说是让局外人，就是让他们现在的自己回想起来，也深感肉麻。可也不能说胡秉宸绝情。
虽然“海枯石烂”自古以来就被作为证明爱情不朽的誓言，然而尴尬的是，比之海枯石烂，爱情的的确确是一种短期行为。
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恋爱程序，只经历一个回合的磨难就殉情化了蝶，如果他们不那么过早地殉情化蝶，而是像胡秉宸和吴为那样：在历经那许多波澜壮阔、迂回曲折的爱情程序之后，梁山伯也难免不会对祝英台，也或许是祝英台难免不会对梁山伯说：“你有精神病，应该把你送到医院去，每天给你打几针就好了。”谁知道呢！
要是那一年，他们按照胡秉宸的建议一起喝了敌敌畏，可能至今还保持着那场轰动全国上下的爱情的原汁原味。所以说，殉情化蝶可能是保持爱情神话的最佳方案。
不过算起来，吴为学画的打算肯定是在他们结婚以后。在他们结婚之前，由于情况的险恶复杂，胡秉宸是不可能让木匠给她做一个画架子的。
她终于画得有了点模样。那些极端冲突的颜色，突兀、狰狞地纠缠在一起，不负责任、毫无章法地恣意挥洒，纵横在铺得满地的纸上，且不留一点想像的空间，让人悚然。
纸张也越用越大，老觉得纸张的边缘紧箍着她，让她无法突出重围；直到有——天，她顺手拿起一管颜色，连笔也不用地在画面上乱挤、乱压，随后发现那原来是一管她最不喜欢的红色，——虽然她是个极端的人，但从不喜欢红色，这事看起来可不有点蹊跷？
胡秉宸没有错，这种人生中途突然出现的对绘画的爱好，确是说明一个人离精神失常不远了。
也有一个会看手相的朋友，惊诧地对她说：“你手掌上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条自杀横纹，我怎么不知道？这很不好。”这么说，一个手上本没有自杀凶纹的人，以后是可以有的。是什么力量可以在一只本来没有自杀凶纹的手上，刻上一条自杀的凶纹？这难道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吗？
换而言之，那本来就有的自杀凶纹，也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