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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想来想去，决定还是来找倪匡商量，说想把他写的那段删去，不知是否会见怪。倪匡哈哈大笑，说：“枉你我交友十数载，还要来问我？只是我担心，阿紫的眼睛瞎也瞎了，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金庸说：“我自有办法！”金庸果然有办法。他作了一些改动，结果就是如今各位看到的情形。金庸将阿紫、游坦之两个人的性格作了复杂化的描写，为了痴情相爱，一个宁愿把自己的眼睛送给爱人，一个把将复明的眼睛又挖出来。
此后，倪匡逢人便说及此事，而且还自撰一副对联，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
武侠文豪—金庸创办《明报》
创办《明报》时，非常艰苦，夫妻共喝一杯咖啡；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笔名、本名都著名
在如今的世界上，有的人笔名很有名，但本来的真名可能就被人遗忘了，例如梁羽生写武侠很有名，但他陈文统的本名就很少有人知道。而金庸之名凭写武侠小说名扬天下，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因为办报纸、写社评，他的本名查良镛也同样如雷贯耳。1959年，金庸与同乡沈宝新合股，在香港注册了一份报纸，这就是《明报》。香港有句行内流行的话，叫做“想破产，搞出版”。但金庸倚仗有自己的武侠小说做后盾，决定借武侠小说立业了。注册资金一共是10万元，金庸占80％的股权，沈宝新占20％。这样的股权比例一直维持到20世纪90年代。金庸还请当时香港最有名的书法家王植波题写了报名，这两个题字一直沿用至今。
《明报》草创时期人手很少。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生当金庸的助手。从创刊之日起，《明报》就开始连载金庸的《神雕侠侣》，每日一篇，每篇约2000字，登在第三版。当时就连香港本地人也不知道“金庸”与“查良镛”是同一个人，都觉得很奇怪，查良镛任主编的小小《明报》，凭何种魔法，请来金庸这大手笔为其专写武侠连载？《明报》的销量起初并不尽人意，有过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我们看见报馆经济不好，也不奢望有薪水发，只求渡过难关，便心安理得了。”那时《明报》的办公地点在中环，而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经停航，要改乘小电动船渡海。如果想即到即开，船费是三元，否则就要等到有六个人登船才开航。那时金庸夫妇宁愿挨着冬夜寒风，也不愿付包船费。所以倪匡曾说过：“《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
事实的确如此，不过，《明报》权威性的建立，恐怕在于金庸以他本名查良镛发表的每天一篇的社评。金庸曾经颇感自豪地说：“恐怕报纸成功，跟我社论写得成功有关，买我的报纸，他就能看到我的一篇社评，其他的就不需要看了。”当时金庸确实辛苦，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不过最初的社评还谈不上深刻、尖锐，所以反响平平。《明报》的发行量只有一万来份。即便不亏本，也没什么钱赚。
1962年爆发的“大逃亡”事件，给《明报》帮了一个大忙。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大批的内地人拥往香港，到2月份，从边境偷渡到香港的广东人每天数以万计。而港英当局对进入香港的内地中国人，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一律采取限制、拦截或阻止的对策。警察四处抓人，一车又一车把逃港者押送回深圳。尽管如此，移民仍波浪式地涌进香港。在“逃亡潮”始发阶段，金庸在社评中的调门很低，因为当时左派的《大公报》、《文汇报》等大报都缄默不语，金庸也怕惹火上身。然而事态的发展使金庸再也坐不住了。《明报》派出的采访记者回来诉说边境线上看见的情况，一个个都是泪流满面。金庸做出决定：“真实地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发表这成千上万同胞们的苦难，至于后果如何，全由我负责。”大批“难民”被堵困在沙头角梧桐山，饮水食品缺乏，面临绝境。金庸写出社评《火速！救命！》，呼吁有关方面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从5月中旬起，《明报》以大标题、大图片，大登特登“逃亡潮”的新闻。同时，金庸在《明报》刊登启事，呼吁社会各界捐款捐物。社会各界纷纷响应，数天内，《明报》就筹得18万港元现金和大量物资。《明报》辟出版面，刊登捐赠者名单和钱物数。《明报》还组织车队，源源不断地把食品等送到内地同胞手中。
围绕此事，金庸连续写了十多篇社评，比如在《巨大的不幸和痛苦》这篇社评中，他批评“大陆当局”对“逃亡潮”事件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发之后又“熟视无睹”。当然，以《大公报》为首的几家左翼大报对于金庸的观点进行了严厉抨击。这时，台湾有人甚至联合国也有人攻击港英政府遣返非法进入香港的内地中国人“不近人道”。
金庸立即掉转笔锋，在《协助警方，共渡难关》的社评中质问：“为什么台湾只允许每年收容1000人，却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他还呼吁香港市民“不要阻挠（香港）警方处理这个难题，不要认为警方执行任务是对我们中国人含有敌意”。从这里又显示出了《明报》一贯宣称的“中立”立场。经过这场激烈的笔战，发行量才1万来份的《明报》销量直升，每天达到4万多份。
直到今天，在大多数华人眼里，金庸是凭武侠小说扬名的；而在许多关心社会和政治的人眼里，金庸却是以他的理论文章著称的。
金庸曾说：“我写社评，那是写真，写小说，那是写美，而佛学，是揭示善的。真善美，才是一个完整的精神追求。”而外界一般也认为，几十年来，《明报》的社论一直对社会具有较大影响，不仅备受港英当局关注，甚至也受到内地和台湾的重视。那么，金庸的社评有些什么特点呢？由于金庸的社评几乎每天一篇，很难对其内容作一个笼统的概括，现仅举几例，以管中窥豹。
金庸的社评有一个特点，就是“预测准确”。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美国方面已获得情报，准备在我国政府公布之前向世界披露，目的是想让中国政府公布的新闻变成旧闻，削弱此次事件对世界的影响力。但美国方面苦于不知道中国政府具体会在什么时间试爆。而金庸居然能在10月1日预测到会在16日下午三四点钟试爆。指出，“其时美国正是深夜，国务卿来不及召开记者招待会，而北京电台就可先行广播了”。后来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准确时间是下午三点钟。
“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落难江西，金庸在社评中分析邓小平很快就会重返政坛；江青得势之时，金庸预言：“毛泽东一死，她就没有好日子过。”
他甚至预测到了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大约在1982年开始进行谈判。
金庸说过，他一生中受《资治通鉴》影响最大：“《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律，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律行事。”但是金庸也这样说过：“我比较大胆，反正这报纸是我自己办的，我推测错了，不会有人管我，也没有太大的责任，如果我拿人家的薪水，替人家做事，就不敢这样大胆，推测错了，老板要骂你了：你怎么这样乱写！”
“文化大革命”期间，《明报》特别开辟了“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内地的消息。那时的中国内地，在许多香港人心目中还非常神秘，“北望神州”版正好满足了许多人的需求。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明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而每天的销售量也稳住在12万份以上，在香港跻身“大报”行列。
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问金庸，他的社评为什么写得那么好。金庸回答说：“这是承蒙大家看得起了。香港是一个政治斗争很尖锐的地方。这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社会，各种各样的政治都有。就《明报》而言，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明报当时办报宗旨就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也是成功的一个因素。
1965年，金庸又创办了一份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明报月刊》，其宗旨是“独立、自由、宽容”。除《明报月刊》外，金庸还先后创办了《武侠与历史》、《新明日报》新马版、《明报周刊》、《明报晚报》、《财经日报》等刊，至此初具报业集团雏形。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金庸在60年代末创办的《明报晚报》，该报走软性路线，吃喝玩乐，犬马声色，样样都有，的确赚了不少钱。但是，据说金庸的第二任妻子朱玫对其中的色情成分大为不满，后来这份报纸便停办了。对于此事，金庸在接受著名主持人杨澜访问时也谈到过：“搞揭发人家的隐私，我是一直反对的。我曾经办过一张晚报，后来很成功，因为那个总编辑当时喜欢揭发人家的隐私，这样个人的私生活就会令读者很多，一下子这报纸很成功，我就下令停办了。我们不做这种事情，不能说为了报纸成功，专做这种可耻的、无聊的事情。” 在“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臭骂为“豺狼镛”，极“左”势力将其列为五个要“消灭”的人中的第二人。报社工人把铅字熔化成铅液，以防人袭击
《明报》被香港报界誉为“清流”，但由于经常涉及敏感问题，踢爆过不少火药桶，从而引起极“左”势力的极大不满和仇恨，金庸本人被臭骂为“豺狼镛”，甚至险些招来杀身之祸。1967年，内地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北京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
这年夏年，受内地形势影响，香港也发生了著名的“六七暴动”，有人称之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这次事件起始于一连串的劳资纠纷，最初是工人自发行动，后来“左派”工会介入，组织“斗争委员会”，统一领导这场运动，使对抗变得激烈起来，他们的革命目标是要赶走英帝国主义，让香港回到中国人民手中。港英政府采取强硬的镇压措施，派出1000多名警察，动用直升机，以武力驱散工人，也逮捕了不少人，并酿成流血事件。
“暴动”一开始，金庸就与极“左”势力尖锐对立，反对极“左”势力采取过激行为，支持港英政府严厉镇压这场“暴动”。由于金庸的《明报》支持港府、反对极“左”势力，6月5日，在澳门当权的极“左”势力宣布，不准《明报》进入澳门。《明报》当时位于香港北角英皇道561号。金庸也很害怕极“左”人士对《明报》发动冲击，便指示本报员工把《明报》门面上的所有标志全都拆下来，编辑部大门也装上铁闸。排字房的工人甚至把铸字用的铅熔成铅液，打算用来对付可能前来造反的极“左”分子。
果然，有一天，几百个极“左”分子浩浩荡荡地来到561号大厦，要火烧《明报》社，但是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等找到时，报社已经关起了闸门，而警察也赶到了。《明报》算是免了一场劫难。但是金庸本人却受到空前的威胁。
极“左”派放出话来，要“消灭”五个香港人，其中第二个人就是金庸。回忆往事，金庸至今还心有余悸。近些年接受采访时，他说：“那时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林彪、‘四人帮’气焰如日中天，香港‘左派’也受影响，起来造反。《明报》当时持稳健的立场，对‘文化大革命’有批判、有意见，对香港的‘左派’造反也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于是香港的‘左派’提出要杀死五个人，第一名叫林彬，香港商业电台的著名播音员，‘左派’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给他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我是五个人中的第二名。另外三人，一位是立法局的议员，一个是香港政府的高级官员，还有一个是新界的群众领袖。林彬事件发生后，香港政府采取措施保护4个人的安全，那时‘左派’就对香港政府武斗，并且到处放炸弹。”
为了表示不畏强暴的男子汉气概，对林彬的死，金庸连续在《明报》上发了两篇社评，一篇是《烧不灭的声音》，一篇是《敬悼林彬先生》。发完之后，到瑞士暂避风头。
香港发生的这场风暴，终于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后来，周恩来总理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