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虱子虱子小虱子，资产阶级小虱子。虱子就怕开水烫，无产阶级的开水烫。
我一下子腾身跃起，扑到了他的身上。本来，我只是想从他手里夺过那几张纸，但是在愤怒的冲动中，我的动作变成了一记重拳，狠狠地揍在了他的脸上，打得他连连摇晃。他的后脑勺撞在了墙上，又反弹回来，他手中的菜刀掉在地上，鼻子里流出血来。我本想抢回我们的那几张纸，把它们撕成碎片，塞到他的嘴巴里，但是，他死不松手。
毕竟我很长时间没有打架了，我的重拳打出之后，自己心中先自发蒙了，我茫然若失地呆了好一阵子，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只看到他大张着嘴巴，但我没有听到他的吼叫。直到我们走到了外头，我的头脑才算清醒过来，阿罗和我坐在一条小道边，在一块大岩石下面。阿罗指着我身上的那件中山装，上面沾上了四眼的鼻血。“你真像战争影片中的一个英雄，”他对我说，“巴尔扎克啊，你现在算是彻底跟我们告别了。”
19．到镇上看电影
每当有人问起我来，荥经镇是个什么样，我就借用我朋友阿罗的一句话，无一例外地回答他说：荥经镇是那么的小，只要镇委会食堂一烧洋葱炒牛肉，整个镇上都能闻得到它的香味。
实际上，整个小镇只有一条街，大约二百来米长，一个镇委会，一个邮政所，一家百货商店，一爿书店，一所中学，一个餐馆，全都在这条街上了，街后边，还有一家旅店，一共十二间客房。在小镇的出口，靠半山腰的地方，坐落着县医院。
那年夏天，我们村的村长好几次派我们去镇上看电影。在我看来，这一慷慨施舍背后的理由，全在于我们那台小闹钟对他产生的不可抗拒的诱惑。还记得我们的闹钟吗，它里面有一只高傲的公鸡，长着孔雀般美丽的羽毛，每秒钟都低头啄一次谷粒；那位早年的鸦片种植者，后来的共产党员，对这只闹钟实在喜欢得很。惟一占有它的方法，即便是仅仅占有一段不很长的时间，便是把我们打发去荥经镇。在我们一来一回的四天时间里，他就能稳稳当当地成为闹钟的主人了。
那是在八月底，也就是说，是在导致我们跟四眼之间外交关系发生冻结的那次吵架过后的那一个月，我们又一次去了镇上，但是这一次，我们把小裁缝也带去了。
电影还是在县中学的篮球场上露天放映，不是别的，依然是那部老掉牙的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阿罗和我早已经看过，并给村里人讲过。就是这部电影，在小裁缝的家中，曾经让四个老巫婆流下了滚滚的热泪。其实这电影拍得并不怎么样，用不了看两遍，你就什么都知道了。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完全扫走我们的兴致。首先，我们很高兴又一次进了城。啊！又闻到了城镇的气氛，即便这只是一个比一块手帕大不了多少的城镇，但是，我可以向你们担保，这里的一盘洋葱炒牛肉的气味，跟我们村子里烧出来的可是完全不一样的。更何况，镇上还有电，而不仅仅只有煤油灯。我并不是就此想说，我们是两个城镇迷，但是我们的任务，村长派我们来看一场电影的使命，能免除我们在农田里四天的重活，这四天里，我们就不必背着装满“人畜粪尿”的木桶去送肥，不必在水稻田的烂泥中耕地，跟在长尾巴的水牛屁股后，时时提防它那鞭子般的尾巴劈头盖脸地朝你抽来。
让我们感到开心的另一个理由，是这一次有小裁缝陪同我们来。由于路上耽误了一些时间，等我们赶到时，放映已经开始了，我们已经找不到位子，只能站在银幕的背后看。从这里看上去，电影中的一切都是反的，而且所有的人都是左撇子。但是，小裁缝不愿意错过这珍贵的场面，而对我们来说，能够瞧着她美丽的脸蛋一闪一闪地映出来自银幕的色彩的反光来，真是一种难得的特权啊。有时候，她的脸被一片黑暗所吞没，我们只能看见她的眼睛在漆黑中闪亮，就像是两点磷火。但是，突然，银幕上画面一变，这张脸一下子就放出光芒，绚丽多彩，绽放在她精彩美妙的梦境之中。看电影的大概有两千多个观众吧，兴许还要更多，而在这所有的观众当中，她毫无疑问是最漂亮的。面对着周围许多男人投来的嫉妒目光，我们的心底里不禁油然地萌生出男人的某种虚荣心。电影放了差不多有半个钟头时，正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她突然转过头来，在我的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几乎把我吓了个半死：
“当你给我们讲这电影的时候，要比现在还更有意思。”
我们住宿的旅店价钱很便宜，一个房间五毛钱，差不多是一碗洋葱炒牛肉的钱。旅店值夜班的人坐在院子里的一把椅子上，正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那是一个秃顶的老头子，我们早已经认识了。见到我们，他用手悄悄地指了一下一个亮着灯的房间，低声对我们说，一个打扮很入时的四十来岁的城里女人已经住了进去；她是从我们省的省会来的，第二天一早要动身前往天凤山。
“她来看她的儿子，”他补充说，“她给她儿子在城里找了一份好工作。”
“她儿子也是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吗？”“对头，跟你们一样。”在我们大山中插队落户的百十来个知识青年中，那个幸运儿，第一个自由地返城的小子究竟会是谁呢？这个问题整整折腾了我们大半宿，它煎熬着我们的精神，触动了我们的嫉妒心。旅店的床变得发烫，令我们怎么也无法入睡。我们猜得脑袋瓜发疼，也猜想不到这个走运的小子到底是哪一个，我们一一列数了所有男知青的名字，只是除了那些“资产阶级的儿子”，例如四眼，或者“阶级敌人的儿子”，例如我们俩，就是说，那些属于千分之三机会的人。
第二天，在回村的路上，我遇上了她，那个前来拯救她儿子的女人。正好在山路即将缓缓上升在岩石堆中、即将消失在白茫茫云雾中的那一段。在我们的脚下，伸展开一片广阔的斜坡，上面盖满了藏式和汉式的坟墓。小裁缝想指给我们看看她的外婆葬在什么地方，但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去看什么墓地，我就一个人留在路边歇着，由他们俩钻入了一片墓碑之林中。那些墓碑有的已经荒废了，半埋在土中，另一些也早就湮没在了茂盛的青草丛中。
在山路的一边，一片陡峭的石崖下，我像通常那样拣了一些残枝枯叶，生了一堆火，我从我的挎包里拿出几个甘薯，塞到火热的柴灰中煨着。正在这个时候，那个女人出现了，她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椅子由两根皮条拴着，扛在一个青年男子的背上。令人奇怪的是，在这种如此危险的姿势中，她却体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平静，稳稳地织着毛线，就像是坐在自己家的阳台上那样。
她身材苗条，穿一件深绿色的灯心绒上衣，一条本色的长裤，一双平底的皮鞋，鞋面的皮子很软和，绿颜色已经褪了几分。来到我的跟前时，她的脚夫想休息一会儿，就把背椅放在了一块大方石上。她继续织着她的毛活，甚至没有离开椅子，也没有朝我的煨甘薯瞧一眼，更没有对她的脚夫说一句客气话。我模仿着当地口音问她，头天晚上她是不是住在镇上的旅店里。她微微点了点头表示没错，然后，继续织着她的毛衣。看来，这是一个高雅的女人，无疑很富有，没有什么能够打动她。
20．遇到四眼母亲
新浪读书
我用一根树枝，从火灰堆里戳起一个甘薯，用手捏了捏，拍掉皮上的灰和泥。我决定改变我的语调。“你想不想尝一尝山里的烤甘薯？”
“你说话有成都口音！”她兴奋地冲我高声嚷道，她的嗓音甜甜的，十分悦耳。我向她解释说，我家就住在成都，我也是从成都来的。她立即离开她的背椅，手里依然拿着毛线，走过来蹲在了我的火堆前。她无疑没有习惯在这样的地方坐下。
她接过我递给她的甘薯，朝它吹了几口气，脸上露出了微笑。她还犹豫着是不是马上下口去咬。
“你在这里是做啥子的，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吗？”
“是啊，在天凤山上。”我回答道，说着在火堆中翻寻着另一个甘薯。
“真的吗？”她嚷道，“我儿子也在那座山上插队落户。你兴许认识他的。他好像是你们当中惟一一个戴眼镜的。”
我心里一哆嗦，手中的树枝刺了一个空，没有戳中甘薯。我的脑袋一下子就嗡嗡地响了起来，仿佛挨了别人的一个大巴掌。
“你就是四眼的妈妈？”
“对头。”
“这么说，是他第一个被解放了！”
“对头，你已经听说了？没错，他要到我们省的一家文学杂志社去工作了。”
“你儿子是一个优秀的山歌研究专家。”
“我晓得。以前，我们还担心他会在这大山里白白地虚度年华，幸好没有。他采集了一些山歌，对它们作了改编，修改，那些乡村民歌的精彩歌词，让杂志的主编感到非常非常的满意。”
“全靠了你，他才做成了这件事。你给了他许多应该读的书。”
“这当然啦。”
突然，她噤声不语了，朝我投来一道满是怀疑的目光。
“啥子书？没有的事，”她冷冷地对我说，“谢谢你的甘薯。”
她实在是太多虑了。我很后悔对她说起了什么书不书的事，便默默地在一旁看着她，只见她悄悄地把那个甘薯放回到火堆旁，站起身子，准备出发。
突然，她向我转过身子，问了我一个我能猜到的问题：
“你叫啥名字？等我见到我儿子时，我要告诉他我遇到过你。”
“我的名字吗？”我怀着一种腼腆的犹豫说，“我叫阿罗。”
这句谎话刚刚从我的嘴里冒出，我就惭愧得要死。我又听见四眼的母亲用她那甜甜的嗓音发出了惊奇的叫喊，仿佛是在对一个多年的老朋友说话：
“你就是那个著名牙医的儿子啊！多么巧的事啊！你爸爸真的给我们的毛主席治过牙吗？”
“谁告诉你这个的？”
“我儿子呀，他在一封信里说的。”
“我不晓得。”
“你爸爸从来没有对你们讲过吗？瞧瞧，多么谦虚的人啊！他一定是一个伟大的、非常非常伟大的牙医。”
“他现在被关押起来了。他被当做了阶级敌人。”
“我晓得。四眼他爸爸的处境也不比你爸爸强到哪里去。（说着，她低下了嗓音，开始喃喃自语。）但是，你也不要太悲伤了。现在，读书无用成了最吃香的时髦，但是总有一天，我们的社会会重新需要好医生的，毛主席还需要你的爸爸。”
“等我再见到我爸爸的那一天，我一定向他转告你这番热情洋溢的话语。”
“你也一样，你也不要放任自流，得过且过。你看我，我在不停地打毛衣，一件蓝色的毛线衣，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我一边打着毛衣，一边正在我的脑子里构思着诗歌呢。”
“真的吗？你真是让我惊异万分！”我对她说，“那么，那是啥样的诗歌呢？”
“这是职业秘密，我的小伙子。”
她用打毛线的针，戳了一个甘薯，剥去皮，趁热咬了一口。
“你晓不晓得，我儿子非常喜欢你呢？他常常在信里向我谈起你来。”
“真的？”
“当然真的，他最讨厌的，是你的一个伙伴，跟你下放在同一个村子里。”
这真叫我哭笑不得，我真庆幸自己刚才灵机一动，冒充了阿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