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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儿下水道的水泥板被翻开了。”
这巷子确实像唐雨说的一样复杂，多转一会儿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巷子里特脏，好像人们的所有垃圾都是扔在巷子里的。易拉罐、塑料瓶充斥其间，一不小心，就会踢着它们。巷子里还充斥了旧报纸，沾满了鼻涕或月经的卫生纸，糊了水彩或其它绘画颜料的画纸，整个巷子里纸片横飞，真有点“文化”的味道。除了纸，就是塑料袋。那种装过面包或生肉甚至用来装过夜间的尿屎的塑料袋遍地都是。风时不时钻进巷子来。把纸片和塑料袋吹得一巷子乱飞，那些肮脏的纸和袋子常常会因为风的缘故跳起来去亲吻行人的脸或身子。地上时不时就能看到避孕套，这些性交后随便乱扔的避孕套你得留神，不小心踩上，没准就滑你个底朝天。看来，文化艺术村的村民们并不把性生活当成一种隐私，这点从随便乱扔的避孕套上便可窥知一二。做完爱，男人和女入瘫在床，把这玩意儿不经意地从窗子里就扔出来了。我问唐雨，是不是这样。唐雨说：“有天夜里我打巷子里过，就被扔了一只在头上，回到屋子里才发现，头上沾满了粘乎乎的精液。”
我们一直游到吃中午饭的时间。吃中午饭时间一到，这些屋子里就钻出一些男男女女来。男人们不是留大胡子就是披肩长发，女人们比男人们要标新立异得多，有的干脆把头颅的一半剃光，而另一半留成寸头。他们大多穿着宽大的衣服，衣服一律是皱巴巴的，像老太婆的脸。他们的眼角布满眼屎，脸上没有神采，手中捧着上一顿吃了没洗的碗或瓷缸慵散地往巷子外面走。巷子外有一所大学，他们去那大学的学生食堂吃饭。他们彼此见面一般不打招呼，而是点头，让你感觉到这里人们最吝啬的不是金钱而是语言似的。
而这些人，都有让他们疯狂的东西。那就是他们所从事的文化、艺术。
我也跟着唐雨去打饭。大学的食堂便宜，比路边的饭馆好得多。我们打了饭．端着边吃边走。我不习惯面对污水沟的臭味和像垃圾场一样的巷子大口咀嚼饭菜，而唐雨却不同，对一切诸如粪便、苍蝇等视而不见，边走边吃津津有味。我们端着饭碗来到一个人工湖边。这与其说它是湖，不如叫污水塘更贴切一些。这是农民们挖土淘沙后地下水渗出来形成的，不大，东西却不少。水面上漂浮着黄菜叶和粪草，湖旁全是垃圾。这是晴天，风把蒸腾的污水的臭气四处扩散。文化艺术村的人们喜欢把饭盒端到这个地方来吃饭。这是村里唯一显得不拥挤的地方，艺术家们借此可以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交流一下他们彼此觉得有意思的话题，并乘机晒晒因躲在阴暗的黑屋子里的霉味。
我的到来让大家都吃了一惊。在这群人中我显得有些不协调，此时我还穿着灰色西装系着领带，脚上的皮鞋虽然沾了点灰但依然在阳光下显得锃亮。我的与众不同招来冷眼，有人嘀咕是不是机关的小干部混进村里来了。唐雨好像是故意用粗大的嗓门向他的几个画家朋友介绍我。唐雨说：“这是我们文化艺术村的新居民、诗人可舟先生。”那些人听说是诗人，就不再看我，边吃边谈他们的问题去了。
我到来后的第三天这湖边用垃圾铺成的一块平地上发生了斗殴。打斗的双方是“大喘气”摇滚乐队和“蛤蟆”实验剧团。打斗是因为争夺这块空地引起的。这个地方本来一直是“蛤蟆”实验剧团的排练场。忠诚于艺术的前卫戏剧演员们天天都在这里排练他们的戏剧。他们在这里排练的诗剧《金属·植物·人》曾经轰动一时。久而久之，这块平地的所有权就似乎是他们的了。文化艺术村的居民们干脆称其为“蛤蟆”剧场。这天，“大喘气”乐队想用这块地方拍一节摇滚MTV，这是一个音像公司的计划，他们想借助“大喘气”乐队正迫于生计，花少的代价大捞一把。这家音像公司的老板雄心勃勃，他认为“摇滚MTV”这种形式一定会走俏于音像市场，谁不想摇着来兮滚着去地火一把？而音像公司制作摇滚MTV的导演恰好看上了那块垃圾堆成的平地，于是就搬了一些旧橡胶轮胎和一些金属废料来作背景。当他们正在制作时，“蛤蟆”实验剧团的人也到了，他们正在准备排练一部新诗剧，这部题名为《垃圾场边的爱情》的诗剧让导演和演员们都有些兴奋和激动。他们甚至认为该诗剧可能唤醒人们对戏剧和诗歌的热情，所以听说我是诗人，就把我叫了去。导演丹特说：“去感受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戏剧。”我自然高兴地应允了。
我尾随“蛤蟆”实验剧团的人们到“蛤蟆”剧场时，见垃圾堆成的剧场已被占。剧团的丹特导演要“大喘气”摇滚乐队赶快离开，申明说这是“蛤蟆”的剧场。“大喘气”乐团的主唱毕竟是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他问丹特这块空地凭什么是“蛤蟆”实验剧团的。丹特说：“你小子真不懂事，文化艺术村的人们谁不知道这里叫‘蛤蟆’剧场。”毕竟从场边捡起一付又脏又破的乳罩羞辱丹特道：“难道这也是蛤蟆剧团的吗？丹特先生，你不会告诉我你认识这乳罩的主人吧。”
架就这样打起来了，胖乎乎的丹特导演冲向毕竟，咆哮着挥舞他肉多于骨的拳头，那情景像是在演一场幽默的戏。丹特愤怒的拳头还没碰着毕竟的身子，就重重地摔在了毕竟面前，他是绊在了“大喘气”乐队的话筒线上摔倒的。丹特摔了一个极狼狈的狗吃屎姿势，惹得“大喘气”摇滚乐队的成员们一阵哄笑。“蛤蟆”剧团的人们经不住这种讥笑，就全冲将过去，彼此拳脚相加。他们还动用了特意找来做道具的旧钢筋棍。这种混乱的厮打显得激烈而富有刺激意味，有的连鼻子也打破了，血被抹得满脸都是。我想以一个中立的角色来阻止交战双方的殴斗。当我冲进人群，嘴上叫着别打了别打了的声音时，“大喘气”乐队的女鼓手挥舞着锈钢筋迎头劈来，我就被劈昏在了场上……
我醒来时躺在派出所的冰冷的长椅上。派出所的几位民警正在审问毕竟和丹特。毕竟和丹特二人没有跟民警同志争吵。他们试图在民警面前保持一种“文化氛围”，好促使事情能简单解决。但民警还是给每个参与斗殴的人处以五百元罚款，并对毕竟和丹特二位主犯处于各拘留十五天的处罚。我醒来时民警刚宣布完，见我面如死灰地坐起来，就说：“你也罚款五百元。”我听了民警的话，就争辩说：“我不是参与打架的，是劝架的。”丹特也开口说：“他是劝架才被打伤的。”民警白了我一眼说：“那就不罚了，今后劝架眼睛可得看着点。这些社会垃圾，把你劈死了你活该！”
听说我是劝架的，“大喘气”的女鼓手抱歉地看了我一眼。这时我发现这女鼓手有一双极撩人的眼睛和性感的嘴唇。
那天晚上女鼓手来到我的房间，向我表示道歉。她说当时完全以为是在演出，所以打我那一棍子时就特富有激情，敲鼓惯了，手是重了一点。我说，重点就重点了，反正已经打了。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特别是看到你眼睛和嘴唇后。
“色鬼！”她骂了我一句，但她又说：“我喜欢色鬼！”于是她在我的肿胀的额头上用力亲了一下。我受伤的额头再度“受伤”，我差点昏了过去。
她吻了我一下伸直腰走了，她的裹在黑色皮裙里的屁股走路时的扭动让我恨不得从后面一把将她抱住。她在出门时回头对我说：“我就住在你楼下。”
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自从发生了那次斗殴后，“蛤蟆”实验剧团就再也没有去过湖边的空地排练过。这倒不是“蛤蟆”们害怕“大喘气”，而是“蛤蟆”剧团的一个女演员在跟一个有妇之夫偷情时，那个有妇之夫把女演员带到了离文化艺术村不远的一座废弃的寺庙里。这寺庙空空如也。那晚女演员特别兴奋，有妇之夫以为女演员一定是因为在寺庙里做爱产生了一种反叛的快感，其实，女演员是因为发现了这座寺庙的那个倒塌了佛像的庙宇略加修整便能做“蛤蟆”的排练场所。女演员第二天便把这个意外发现告诉了丹特。丹特看后，高兴得眼泪都差点流出来了。他说：“这下好了。不担心天气变化，不担心有人干扰。原来一下雨就发愁，今后可以风雨无阻地排练了。”
“蛤蟆”们有了好去处，这块垃圾堆积而成的湖边空地便成了“大喘气”们操练的场所了。“大喘气”在文化艺术村是最令艺术家们讨厌的。他们高分贝的演唱声不时影响了许多画家和诗人的灵感。唐雨说：“这是一支肤浅的乐队，只会唱别人的歌曲。他们离摇滚精神相去甚远。他们天天嚎叫着要反抗上帝，却不知上帝为何。他们说要崇尚个性，可连自己的一首歌曲都没有。这个‘大喘气’，才真正是文化艺术村的垃圾。”
唐雨给我说这话时，“大喘气”正在垃圾堆成的湖边空地上大声唱道：
我们生活的地方
就像一个垃圾场
人们就像虫子一样
在这里你争我抢。
吃的都是良心
拉的全是思想……
我说：“嗨，唐雨，这就唱得不错。”
唐雨不屑一顾道：“这哪是他们的，这是北京何勇的。何勇才是中国真正的摇滚。”
2
文化艺术村原本在这城市里默默地存在着。它的形成是一种偶然。这里的居民大多没有这个城市的户口，他们仅仅是不满于他们生存的环境工作的单位限制了他们的艺术发展。这些很大一部分生活在县城、地州的富有艺术气质的人们一激动就跑向了省城，无意识地对中国社会人事制度作了一次叛逆。唐雨就给我说过，他是受到了那些盲流民工的启发。唐雨说：“我家住的那个地方就在长途汽车客运站旁边，有一天我忽然看见一大群一大群的农村民工挤在客运站里，背着大花的铺盖卷挤开往省城的长途客车。我当时弄不清楚是一种什么力量把他们从土地里拉了出来。但到过春节时，我看见他们回来了，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衣服也不再像从前一样缀满补丁。他们有的还穿了西装系了领带，女孩子还抹了口红涂了脸，精心修饰过。我明白了是一种比在地里刨食更美妙的东西吸引了他们，他们为自己寻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们给了我一个提示，我完全可以像他们一样，从单位里挣脱出来，去寻找一种自由从事艺术职业的道路。于是，我辞去了县文工团的美工职业，一卷被盖儿就跑来了。”
他们——这些异想天开而又富有创造精神和艺术个性的人们进城后，就被寒酸和窘迫推到了城市的西郊。省城的西郊远离商业中心，是非城非农的城乡结合地带。农民们富裕起来后在这里建了一幢又一幢红砖楼房。因为远离闹市区，特别是城区的商业中心，所以，房租就相对便宜了许多。正是因为花不多的钱就能住上一间还可以工作和创作的房间，他们于是便从四面向这里汇集。真正应验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古话。
这个地方的真正成名是因为两个画家。这两个画家一个叫贾如一个叫谢予尘。他们当时试图用绿色的油漆或绘画颜料把这艺术村的所有东西都涂成绿色。他们想在这座城市里创造一片空有其表的森林。他们的行动受到了警察的干涉和房屋拥有者的拒绝未获成功。但他们的这次中途流产的行为还是被一个晚报记者披露出来。从此，一些并不排斥这些艺术家的人们把这儿叫做“西郊文化艺术村”，而一些人则称这儿为“西郊疯人院”。
贾如和谢予尘虽然没有把西郊文化艺术村创造成一片“空有其表的森林”。但他们的这次行动却使他俩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画家变成了大名鼎鼎的名流。他们的美术思想和作品越来越受到西方艺术界和画商的注意。贾如的画卖到了八万美元一张，而谢予尘的一幅题名为《不面向太阳的葵花》却卖了十万元。在文化艺术村这耻于谈钱的前卫艺术部落，谈论贾如和谢予尘成了一种日常话题。他俩因此成了文化艺术村的显赫人物。
贾如在腰缠万贯后跟一个长着一对酒窝的日本女孩东渡了扶桑。他离开文化艺术村时所有的画家都抱着一种骄傲和凄楚相伴的心情去送他。在满是污水的人工湖边，一阵龙卷风袭来，将日本女孩漂亮的裙子撩了起来，所有送别的画家们都看到了日本女孩子大腿上绚丽的彩色纹身，这双被鲜花覆盖的大腿在文化艺术村里成了秀色可餐的话题，它填补了艰苦创作的画家们强烈的性饥渴，安慰了他们的孤独。
谢予尘没有展翅高飞，他留了下来，一个长相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