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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04年第4期-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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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还从一个异端到从者如流的大派别,一种纯净的理想,到一个世俗化的教团。在浊浪滔滔的人间社会,它被本能与利益的合力裹挟,随波而下,九曲八折,迷失了遥远的初衷。 
  坐在铁圣徒的脚下,啃着剩下的半个波卡迪奥,我看不懂他虚怀合抱的姿势。 
  几个铁星星,粘在他的手上或那合抱的袖口上。 
  ——或许那不是铁星,是变形的鸽子? 
  愈看愈觉得,粘在圣芳济各袖口的铁星,就是鸽子。 
  突然想起小兄弟会屋顶上的那只鸽子。我恍然大悟:落在屋顶上的鸽子,成了建筑的一部分。和这铁星鸽子一样,它是建筑的活雕塑。这鸽子的含义是什么呢?愈看愈像,几枚铁星粘着黑铁的衣袖,古怪的形状没有遮住飞翔的姿态。没错,就是变形的鸽子。 
  圣芳济各,他究竟和鸽子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有人说他生前呵护动物,我觉得不仅那么简单。看来到处与圣芳济各有关的地方,都有鸽子的存在。我猜来猜去,还是想到了那只叼回了橄榄枝的鸽子。也许恋着圣芳济各不肯离开的鸽子,正以眷恋呼唤和平,虽然今天人们正在容忍战争,谁都不理睬和平的教喻。 
  我只能找到这样的他,这座变了形的铁人,就是让我牵挂了好久的他。 
  再端详时,铁像愈发地怪异了。 
  莫德在那段温和告诫的末尾,提出了他的主义: 
  “脱离普通群众,我们决不能生活得更好。在实践中,结果是拒绝专业化的人——就是说,拒绝主要从事他能做得最好的工作——倒真正是过着不自然的生活。” 
  必须说,这样的主义,导致了对战争和杀戮的漠视。在事实上,高尚的取道未必就一定意味着绝对主义。关心他人,也不一定就是缺乏对人的复杂性的判断和机智。 
  不,即便莫德的善意是确实的,即便他的探讨基于深刻的社会经验和真实——人们也不能以那些经验作为依据,批判托尔斯泰的原则。因为在今天,在暴虐的武力行为之外,还有恣意的舆论制造。这是更大的罪恶;它随着电视信号的覆盖,占领着每一个角落,腐蚀着艰难的世界。 
  国际法被侮辱了,虽然电视机高唱国际准则。共同语言在呼喇喇崩溃,哪怕再简单的黑白是非,看法都冰冷地截然对立。语言的灾荒也随之蔓延——抵抗者牺牲被称为击毙,侵略者被击毙却叫做战死。 
  离开那天,我们又沿着旧路,把三座雕像浏览了一遍。 
  维多利亚修士的青铜像和任何一座城市的任何一个雕像如出一辙,除了那本他的著作。显然,他被敷衍了事地塑成了一个没有个性的街头饰件。 
  圣芳济各的铁像则意有所指,粗糙、黑铁、抽象,都显得言简意赅,且避开了细节。包括他座下的冷清,雕塑所处的公园是一个没人去的角落,门可罗雀,连鸽子都要焊接粘住——我不由佩服无名的作者。 
  维多利亚,圣芳济各——他们若是都失败了,还有我们伟大的导师托尔斯泰,他若也最终失败——那也无非是人的精神,以及文明程度的一次失败而已。 
  而不朽名著《托尔美斯河上的拉撒路》的纪念雕塑则是手法含混的,一如罗丹的作品。那本书的语言太诙谐了,这样易招误读;好像只要凑得出噱头谁都可以续作,一个中译本就干脆把它译成《小癞子》。而罗丹笔法抹平了雕塑版的明亮,它暗含忧郁,眼神模糊,老头不刁,小孩不油,人物显得比较“正面”。 
  但我们是一些前定主义者。虽然缺乏职业的流浪儿履历,却对小拉撒路他们那一套生来熟悉。我们的血统里,活跃着一种随时准备找他俩入伙的暗示——因为我们宁肯那样,也不愿做体制的顺奴。他俩确是我们的同伙,不同处顶多是,我们的形式是思想的流浪而已。 
  到了二十一世纪,才发现人没有怎么进化。和平、高尚、他人的饱暖,那一样都没上完初级班。我突然悟到——只有他们,这托尔美斯河上的流浪汉,它的含义才是最隐秘的。人类还会从头开始,从解决最低限的需求开始,重头跋涉漫长的进步之路。踟蹰于饥寒,如动物流浪,重复小拉撒路在托尔美斯河上的悲惨旅途,永远也不能答复——关于人道的深刻追问。 
  我最后停在石头桥旁休息,爬上仿造罗丹的双人像坐下。回想了一番维多利亚,又捉摸了一阵圣芳济各,迷茫的西班牙大地荒凉沉寂。我又把带来的小说翻阅了一遍,心里暗暗称奇,真不得了,简直是一本寓言。三座雕像还是得评它第一。不仅小说,就连老小主人公本身,也可以由代代人接续创作。 
  2004年元旦 
   
  旧友重逢 
   
  火一样的阳光;,和以前一样灼烤着。 
  千佛洞已经俨然旅游胜地。游客轻佻地问,导游放肆地说。那时我还年轻,模糊中记得就是从这柏孜克里克找到了你。那个文物管理员和你讲了些什么,我们怎样找到了又退回了那匹马,我们第一天是怎样从哪里出发的,都已经记不清了。记忆如被水浸泡得太久的一页纸一样,颜色褪尽,粘连稀烂,只剩下影子般的一些漶印。 
  但你的眼神却牢牢地浮升着,在这么多年的流逝中,微笑着摇晃着,从我的脑海里注视,使我无法忘怀,诱促我再次寻找。 
  血红的这道山脉,仍然像一条凝固的火焰。一条砂子路从高处绕过柏孜克里克的后山。尘土爆卷而起,一辆卡车运着煤;隆隆驶过头顶。我突然一阵激动,决定去找你。 
  顺着路绕过去就是木头沟。 
  那一年研究生要进行毕业实习。我盼实习能有些意思,就先骑马翻越了冰大坂,再坐你的毛驴车,走遍了火焰山。 
  居然又是由我来指挥路径。我茫然而没有把握,往事如同虚构。二十三年的时光,没有解决我的语言问题。我们凭着三个单词,居然结下了一种友情。如今我简乘着一辆毛驴车般的夏利。司机麦尔燕,同行的小马岳父,他们都会说维语。 
  狰狞的赤裸山石一派鲜红,粗野的壑谷道道渴裂。我又进入了这座火焰山下的小村。葡萄晾房的土坯,维族土屋的大门,简陋的小寺,还有莫名的麻扎儿。眼睛里的一切,都苍凉地摆成图案。这是我记忆中的木头沟么? 
  停在一座土坯的寺旁。这个小村坐落在山背后,静悄悄的。麦尔燕向一个女人问路,我走开几步环顾四方。隔着洞开的门看见几个妇女,席地坐成一个圈子。果然路走对了,这里就是木头沟,而且也有里铁甫这个人。外面的棚下,一只锅在煮着汤。四野静寂极了,一切都显得隐秘。 
  小村荒凉无人,似乎所有的人都去赶巴扎了。我眺望着高耸的杨树,粘满尘土的叶片簌簌抖着。麦尔燕的翻译只是哗哗地说,偶尔转头扔给我一句。似乎不巧出了事,里铁甫跌伤了。那几个农妇坐着不知在做什么,心中一阵遗憾,事情总是不如人意。就在这时,听见了“Huo”“Huo”的赞叹声。我暗想,一群女苏菲在这儿念呢。但我没露声色。偶尔的一瞥,使我的心簌地热了。 
  记忆在丝丝清晰地复活,院门已不是那个栅栏。但家里没有人;在参加乃孜尔的路上,三轮车翻进沟壑,听说你伤得很重。我们决定去吐鲁番的人民医院。 
  病床上的你,原样是那年的面容。麦尔燕和小马阿訇的岳父说了以后,你勉强朝我摇了摇手。你的头和手都摔伤了,但眼睛在和我对视。你的妻子,这淳朴的维族女人,她连神情都和那年一样。 
  她忍不住哭了。说若在家里多好,葡萄和水果都有。丈夫躺在病床上,只能微微瞟过一眼,一句话也不能说。 
  我在二十三年后突兀闯来,而你们好像不觉得意外。为什么呢?包括病床上的你。虽然你如被绑牢,一动不动。蹦蹦车从火焰山的红石崖上翻下,你被重重地压在车下,手臂、头颅、肋骨,都受了伤。 
  我需要一个过门,介绍自己解释过去,然后才能进入交流。把一九八零年那个戴鸭舌帽穿蓝制服的年轻人,解释成今天住在亚儿湖、认识一群土鲁番阿訇的我,是一件困难的事。突然的事故不但打断了寒暄,还拦截了正题。我心里难过。二十三年的事,一句也没说。等一会儿再次分别,我们的交往,怕就真的结束了。 
  耳际仿佛响起“Huo”“Huo”的赞声。你真的记得。病床上,你的眼神如看着一个熟人。那赞叹一阵阵传来,神秘而缥缈。 
  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学会维语。临别时总要说句什么。于是我套用赞词,对你妻子说:真主是伟大的,里铁甫会好的。 
  你妻子点着头泪水就又涌了出来。一边站着一双儿女。当年骑着我的红马的小儿子,今日已是一个英俊青年。见到他使我安心。小马岳父翻译着,他说那时我只要毛驴车。他怎么会记得那么短暂的共处呢?我不明白。 
  小儿子那时只有马镫高,他欣喜地坐在鞍子上,并不问陌生的叔叔是谁。在戈壁滩的骄阳中走了一天我就明白了:大红马徒然漂亮而已,火焰山和吐鲁番盆地的交通,只有仰仗造物主规定的毛驴车。后来我们三人同路,木头沟、七泉湖、煤窑沟、葡萄沟,走遍了火焰山的每一条崎岖山沟。但是语言不通,完全没有畅谈,这使那次旅程像一道没解完的题。我把它封存心底,保留了二十三年。 
  我们互留了地址,在吐鲁番医院的门前分别。他眼里也闪着泪光。我满心怅惘,把一点礼物塞给妻子时,她的泪又流出来了。 
  那时我喊你“里铁甫江”,记得你妻子曾笑话这个称呼。我忘了是从电影还是哪儿学来的,“江”好像是一个敬称,我觉得加上“江”更有味儿。但今天我不愿讲错,说那句“真主是伟大的,里铁甫会好的”时,我没有说“里铁甫江”。 
  那一年在戈壁上,你曾在一座小小的麻扎前停留。这一次在村子里,我听见“Huo”“Huo”的赞颂声。那一年我麻木无心,这一年我丝丝留意——但都已经不能再求深知,都已经让它们随风飘逝。就好像跑到吐鲁番只吃了一粒葡萄一样,我们的重逢,只是默默地看了一眼。 
  ——无论有多少还没有讲,虽然连一句也没有讲,习题已经解完了。 
  哦,里铁甫江,不用怀疑,你的伤一定能够治好!…… 


我们把肉体放在何处
王跃文 
  人之肉身,与生俱来。人之为人的一切可能,首先都是因为有了肉体。人的灵魂精神,喜怒哀乐,抑或愚昧也罢,智慧也罢,都必须以人的肉体为载体。没了肉体,便如水浇火,青烟散尽,惟余冷灰。 
  精神依托肉体而存在,早已是现代科学的常识。但我们回首人类心灵史,却是一部不断蔑视肉体,仇视肉体,背离肉体,戕害肉体,忘却肉体的历史。人类真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他们逃离肉体,欲往何处?人类的荒诞在于大多时候,他们总是蔑视和背叛自己所固有的,向往自己没有的,甚至不可能有的。他们的内心永远有一种超越和解脱的渴望,一种寻找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焦虑。 
  鲁迅先生尖刻地讽刺过那些拔着自己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人,可是千百年来,人类一代一代确实在做着拔着头发想离开地球的事。世世代代困扰着人类的这种灵魂相对肉体的无望挣扎,究竟缘何而起?别的动物也同我们一样因为肉体而焦躁不安吗?又是谁独独给人类设置了这样的宿命?或者,真有一个上帝吗?人类的命运不过是上帝设置的一个游戏?人类的生活永远在别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注定是一种绝望的动物。 
  人类为什么如此害怕自己的肉体?灵与肉一定是势不两立的吗?东郭先生曾问庄子,你所说的至高无上的“道”在哪里呢?庄子说,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杂草,在烂瓦,在屎尿。既然如此,庄子为什么又非要人们形如槁木,呆若木鸡,心无所悬,坐化忘机呢?非如此不能悟道。人们肉体的丰富感觉,它所给予人的愉悦和痛苦,难道不是大化和自然的一部分吗?可是庄子言下之意,道无所不在,惟独不在人的肉体内!中国的哲学家至少从庄子开始,就把肉体忘得干干净净! 
  康德有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的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中国文化中,康德所言心中的道德法则,即孟子所谓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打了一个比方。一个小孩落井了,看到的人不免惊骇,油然而生恻隐之心。此等恻隐之心,不是因为想和小孩的父母搞好关系,不是想在乡邻中博得见义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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