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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领导者。这时唯一的问题反倒是，下次投送补给品时我无法弄到那么多的防弹背心，让所有想要的人都能得到一件。
第四章“获胜须得50万部队”（6）
接近3月底时我们的任务有所变化。我们要到一个叫小良的地方去建一处新基地。小良在阿寿山谷东南角一座小山上，俯瞰着几条河流的交汇处。我让人空运进一条链锯，这可让越南人开了眼，他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玩意儿。在此之前，他们伐树一直是用斧子或炸药。一天，营房盖起来后，我不断听到奇怪的砰、砰、砰步枪射击声。循声走近前去，我看到两个南越士兵正在不慌不忙地给M…I卡宾枪一弹夹一弹夹地装子弹，装完再把一弹夹一弹夹的子弹射进一棵树里。他们在干什么呢？我上前询问，他们解释说，炸药太宝贵了，他们想把树射倒。这种时刻是最能考验顾问的外交技巧的。如按美军的习惯直截了当地训斥他们一顿，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我找了一个适当时机，向武上尉提及枪弹每发价值8美分。他稍加思考后眼睛一亮，接着发表了一个意见说，树应当伐倒，而不是用枪射倒，以后部队不许这么浪费子弹。我当即表示赞同。有句格言说，假如你不在乎功劳记在谁头上，你将取得无穷的成就。我一直很喜欢这句格言。
一天，补给直升机运送给养时，同时送来一名体格健壮的金发炮兵军官，阿尔顿？J。 希克中尉。希克的到来是件喜事，因为他将担任营助理顾问，而且在这个孤单的世界里也添了一个可以聊天的美国人。他话不多，谨言慎行，但却是个地道的军人，踏实而可靠。
南越军队在小良构筑工事时，顺便用椰木为武上尉、希克、阿特伍德中士和我盖了一个舒适的掩体。阿特伍德中士替换了辛克上士。到这时，我已和武上尉相处甚佳。他一断定我不是那种自以为无所不晓的美国人，便和我亲近起来。我的越语虽然有限，他的英语却能达到和人聊天的程度。我们从未谈到过有关战争的政治见解。我们谈论各自的家庭。武上尉给我看他妻子和5个孩子的照片，不一会儿我就了解了他对各个小孩的打算。武上尉对美国甚为好奇。当我给他解释州际公路系统和快餐业这些奇迹般的事情时，他总是惊呼：“真的吗？真的吗？”渐渐地，我把他看成了好朋友，我敢肯定他也是这样对我的。我已跨越了文化上的分界线，我已不再是需要娇养保护的累赘，已经被他和他的部下所接受。他告诉我，士兵们知道我新婚燕尔而且要做父亲了，在人生中这种时候居然还远离家乡来和他们同甘苦共命运，这使他们深受感动。
不幸的是，小良基地完工不久，武上尉就接到调动命令。他的后任是谦上尉。此人个头高大，粗暴蛮横，一点不像个越南人。对武上尉的离去我深以为憾。他不仅是位朋友，还是位能干的指挥官，受到部下的爱戴。预感告诉我，这两条谦一条也不沾边。武公孝走了，一别就是30年，但后来我们还是见面了。
暂时离开火线是件好事。我带着一台袖珍调频收音机，晚上可以收听远方的一个英语广播电台的广播。星期六晚上，电台播放乡村音乐与西部音乐。当时M。 罗宾斯的《埃尔？帕索》很走红。这支歌的旋律很让越南人喜欢。他们请我把词译出来。我给他们讲述了得克萨斯西部一个牛仔与一位墨西哥姑娘相爱的伤感故事。牛仔到一家酒吧去喝酒，酒吧里一位常客嘲笑他与墨西哥人相爱，于是牛仔开枪把侮辱他的家伙打死了。当一队警察追踪并打死主人公时，我们听到响起悲惨的叠句：“我感到子弹深深钻入我的肋下。呼唤不知来自何方，那是我的菲丽娜，请接受我轻轻的一个吻吧，再见吧，菲丽娜！”歌词的每一句后面都以“啊”音结尾，越南人很喜爱。不多一会儿，我就领他们唱起了《埃尔？帕索》。
有一位海军陆战队上尉，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充当了我与我所离开的世界之间最紧密的联系人。每隔两周，当他的直升机要来时，我期待他的心情好似等待心上人一般。他给我带来最新一批平装小说，“塞勒姆”牌香烟和我的邮件——我正盼着阿尔玛来信告诉我说我已当上父亲了。我从没能真正和这位陆战队飞行员交谈过，因为他总是高高坐在货舱上面的驾驶舱内，发动机开足马力，随时准备紧急撤离。我常常是站在轮胎上，他探出身子来，我们相互之间扯开嗓门盖过发动机的轰鸣声喊着说几句话。他是个大块头，人很坦率，脸上总是带着让人宽心的微笑，那意思是说，一旦你们这帮家伙遇到麻烦，放心吧，我会把你们接出去的。对于我们几个在异国荒野上游荡的美国孤魂来说，他象征着家。我对他和他的直升机那份依恋之情，犹如一个在水中绝望的人死死抓住救生筏不放一样。
第四章“获胜须得50万部队”（7）
无论日常生活多么艰苦，我倒觉得身体比任何时候都好。虽然看上去人消瘦些，但身体状况极佳。在阿寿山谷蒸汽浴般的闷热天气中，我减掉了在德国喝啤酒及在德文斯堡吃奶酪长的25磅赘肉和脂肪。你要是一日三餐都吃米，一周吃上21次，米饭也就开始对你的口味了。起初，那些黏糊糊的一团团东西确曾让我望而却步，过了些日子，我倒喜欢上各种米食了。我们的食谱模式固定。补充给养后头几天，菜谱令人胃口大开，有新鲜蔬菜和鲜肉活鸡吃。家畜宰杀后，肉切成小块放在锅里煮，然后储存在里面还残存有考斯莫林枪油味的弹药箱里，尽管箱子上面印有“切勿用作食物容器”的警告字样。过不多久，考斯莫林枪油烧猪肉便美味无比。这种吃法要么造就了我今日这副好身体，要么已经在体内某个部位潜伏下了什么隐患，总有一天会将我毁灭。几天后，肉就吃光了，接着青菜也被吃光了。给养再次到来前几天，我们只能靠大米过日子。如果大米也没了，仗就不打了。越南人几乎什么苦都能吃，就是不能没有米。没有米，他们一步也不肯走。米养育着东方人的肉体和灵魂。米袋子快见底时，我就开始局促不安地观察地形，想找一块能供我们的陆战队救星着陆的区域，好让它给我们投送下一批给养。
我解闷的方式只有写信和看小说，凡是看过的书我都记在笔记本上，如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麦卡勒斯的《心灵孤独的猎手》，赫西的《买小孩者》，斯特格纳的《流星》，瑞安的《最长的一天》，还有足能堆满五六家汽车旅馆办公室书架的末流侦探小说。
3月份，我暂时告别基地和巡逻任务，被召到广治的团部去了。去那里一是汇报二营的进展情况，二是学习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神童们在五角大楼搞出来的最新战略。去广治算不上什么回家，甚至比不上去西贡，但这意味着能重温美国人的音容笑貌，暂时不挨枪子儿。我在广治的美国上司是乔治？B。 普赖斯少校，他是南越军第三团的顾问。此人胆大无畏，声若洪钟，颇为自信。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健，有运动员气质，能言善侃，他的嘴从来就不闲着。按照陆军的说法，他是个“火箭式人物”，即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军官。他的表演才能和嗓音显然是遗传得来的。他妹妹就是歌剧明星L？普赖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普赖斯成了我又一位良师益友。他也是黑人，比我早一代。他的成功得益于个人奋斗，退休时是准将军衔。对年轻的黑人军官，他总是慨然提携。
这次去团部，我熟悉了五角大楼的最新理论，即“油滴扩散”理论。其意思是，只要牢牢地控制住一个村庄，就会使周围的村庄产生安全感，使稳定像一块良性油滴一样慢慢扩散到受越共威胁的区域。在广治那几天里，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并非这些时髦战略，而是G。 普赖斯带我去军官食堂享用的真正美国早餐——煮鸡蛋、腊肉、烤饼、麦片粥。不过，此时我的口味已取得越南国籍，这顿丰盛的美国早餐吃得我很不舒服。
我一直在计算两个日子何时到来，一个是我哪一天当父亲，另一个是哪一天回家。阿尔玛和我相互为祝贺圣诞节录的录音带效果很不理想，不足以用来表达我们之间的感情。于是我还是选用传统的写信方式。阿尔玛觉得我的烦恼已够多的了，因此在信中没有提及国内的种族形势。有一份黑人周刊《匹兹堡信使》曾将伯明翰称之为“美国最糟糕的大城市”。这一殊荣不是轻易授予它的。我在越南期间，伯明翰黑人区发生了第18次爆炸案，当时黑人称伯明翰为“爆炸翰”。就在我与越共打仗时，一位年轻的浸礼会教派牧师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因领导抗议进军在伯明翰的市政厅被捕。被捕后，他发表了唤起美国良知的文献，即著名的《伯明翰狱中来信》。就在我为寻找共产主义分子在阿寿山谷巡逻时，我的岳父约翰逊却夜不能寐，腿上横放着一杆霰弹猎枪，随时准备还击肤色不同的美国同胞，保卫自己的家。我根本不晓得父母亲曾打电话恳请阿尔玛离开伯明翰。对所有这一切，我几乎一无所知。难得有消息能传到阿寿山谷。再说，阿尔玛写信时只想用她的爱支持我，并不想用她的忧愁让我惊恐不安。
第四章“获胜须得50万部队”（8）
关于我当爸爸一事，我和阿尔玛约定了一个暗号。孩子一降生，她就给我来信并要在信封上标上“婴儿信函”几个字。我已请广治的团部留意这封信。一俟信至，即打开信封将内容用无线电发给我。一个新的天真的小生命即将来到这个小小的苦难世界，他（她）使我个人的生命显得更有价值，我要在这场战争中活下来显得更加重要。
我对武公孝的后任已失去信心。谦上尉既不能和其部下沟通，也不知道如何使用顾问。我跟希克讨论过这个问题。谦是我俩都了解的那种军官，即那种不会进行明智的判断，只知道一味乱吼些愚蠢的命令，以此来炫耀自己权威的人。这种人靠不住。
4月3日，我躺在小良掩体里的竹床上，想借烛光看看小说。希克和部队出去了，谦在睡觉。听到远处有迫击炮开炮的声音，我奔到外面想瞧瞧炮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原来越共想向这个新基地递张名片，但因地址不详，炮弹全在丛林中爆炸了，远未击中我们。
谦上尉跃出掩体，跑过来命令还击。我对他说这样做也许不够明智。我们在山顶上，周围的树都砍光了，我们一开火就会暴露自己的位置。他们现在没击中我们，是因为他们在黑夜里和我们一样什么都看不清楚。谦说，不行，作战条令要求必须还击。
当即，几发炮弹打出去了。几分钟过后，一团巨大的白色火球在我头上大约20英尺处炸开来。我本能地卧倒在地，趁下一发炮弹还未打到我们头上赶紧钻回了掩体。我检查了一下自己，安然无恙，但掩体外却传来呼喊和呻吟声，我赶紧又回去帮忙。
第二天早晨，我才弄明白昨夜情况是多么危险。越共的炮弹碰上了一棵树的树干，我当时就站在那棵树下。炮弹的弹片散布在我左右两侧，每一边都炸伤了五六个士兵，但却未碰我一根毫毛。假如炮弹没有碰上树干，就会击中我，几乎可以肯定我将必死无疑。这次袭击中受伤的人当中也有谦。因其鲁莽，他等于给越共充当了弹着指示员。他腿上的伤刚好重得够后送条件并被替换掉。对军事这一行来说，他的离去称不上什么损失。谦的继任者是广上尉。尽管他对顾问们有点冷淡，可他是个干练的军官。我钦佩广，但我们之间从未像武公孝和我那样迸出过友谊的火花。
迫击炮袭击后的第二天，送补给品的直升机来到营地上空。邮件中有我母亲来的一封信。我站在树下读信里的家常话。“噢，顺便说一句，”我母亲写道，“我们对小宝宝的降生万分高兴。”
宝宝？我们的婴儿信函呢？阿尔玛好吗？是男孩还是女孩？我赶紧让报务员用古老的AN／GRC…9电台跟基地兵营取得联系，并设法接通了广治。原来我的信遇到了通讯故障，在军事行动中这并非鲜见。有明确标记的那封信仍躺在一大堆未投出的信件里。我对报务员说：“跟他们说，给我立刻把信读一遍。”就这样，我得知了迈克尔？凯文？鲍威尔早产的消息。他1963年3月23日降生于伯明翰天主教圣家医院。我们的朋友、在布拉格堡时的恩人施瓦尔的儿子中有个名叫凯文？迈克尔，我们照他们这个儿子的名字给儿子取名迈克尔。
我这时的心情真像打翻了五味瓶——母子康健令我高兴，但环顾四周，身处异国他乡又使我困惑；此外，我还感到焦虑不安。我曾与死神如此相近，险些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已经做了父亲。国内的家人，包括一个新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