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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鼓励这些年轻人，考不上大学也不要着急，只要是按自己的既定的目标不断努力了，你迟早会成功。这和考上大学考不上大学无关。其实一个人有才不努力就等于没才，没才只要努力就会成为添（天）才。最要紧的是实干，一个人自认为什么都懂就等于不懂。对青年人只要有一点成绩就一定要鼓励，这样他们才上进的快，做长辈的一定要用一颗爱心对他们，不要打击他们的积积性和热情。”
“如果犯了错误呢？”
“如果出了错，一定要给他们指出来，如果指出来了还不放，那就要严厉批评。批评是批评但不是打击和讽刺。我从来不赞成溺爱孩子，要严加管教。我小的时候母亲对我管教非常严，规定一不准骂人，二不准拿别人东西，如果违犯了这两条，我母亲毫不客气地会打我的屁股，那可是真打，用东西抽。”
“你认为教育孩子是可以打的吗？”
“我认为适当的体罚是必要的，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了，太溺爱，不舍得打不行，其实西方国家的学校现在也还有体罚。当然体罚不能是殴打。对孩子有伤害是违法的。”
“我有一个问题，就算是开玩笑吧！你对新新人类有什么看法？”
“新新人类？是史前人类吗？”
“不，出现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还会有发展”。
“这是什么人类？”
“这种人类恐怕是独生子女，他们的主要外观特证是头发为金色的，眼皮是蓝色的，嘴唇是紫色的，鞋底是加厚的，裤子是裙式的，上身是遮不住的……”
“咳——你说他们呀！哈哈……不是我的研究范围。其实这在西方国家也很少见，不知这些年轻人从哪学的。谁都看着恶心，整个是个大花脸呀！”
“他们认为很酷”。
“他们这都是表面的东西，一个人酷不酷主要看面部的骨胳。面部骨胳我有研究，黄种人有硬碗，也就是颧骨比较突出。还有就是鼻梁骨塌，外国人有一种眼镜没有腿，叫夹眉镜，他可以在鼻梁骨那夹住。黄种人的牙齿和西方人也不同，中国人门牙后有一个槽，像铲子似的。一个头骨我闭着眼睛用手摸，也能摸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由于这些骨胳的特点，人的长象就有区别了。一般说来外国人看着比较有轮廓，面部没有中国人柔和，这种有轮廓现在是不是就叫酷呀（笑）。”
“现在流行酷。”
“真不一样了，连人的长象也流行了。不过这是学不来的，光染个金头发有什么用。其实西方人还特别欣赏黑发的。”
贾兰坡：怀念野外死过几回了
“你一生中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最高兴的就是在野外，到野外去。现在不能去了，在家写一些关于野外的回忆。很想野外。”
“你最留念的是什么？”
“钻洞。这是一件冒险的工作。腰里系着绳子钻进一个神密的洞中，让人特别激动。”
“你一生中最痛苦的事呢？”
“我是一个乐天派。”
“北京人失踪了你痛苦吗？”
“那当然痛苦。这恐怕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了。谁都痛苦，因为这不是一件个人的事。”
“对于你可能更重要吧，因为是你把他挖出来的，得而复失。”
“北京人失踪成了我永远放不下的事。挖掘北京人非常难。他本来都睡了，我们又把他从地下一小块一小块地抠起来，烤干，对接起来，成为一个头盖骨，然后又刷漆进行保护。这个过程实在不容易。可是如今他却失踪了，让我怎能放得下心。他在哪里呢？”
贾兰坡自言自语地问。仿佛丢的不是已死去了几十万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而是活生生的人。可见生命在贾兰坡心中是不灭的。我问贾兰坡是如何看待生死的，贾兰坡呵呵笑笑说，对于死我一点也不在乎，我已死过几回了。贾兰坡是搞考古工作的，野外是他的家，在野外贾兰坡曾出了几次车祸。所以贾兰坡说他已死过几次了。
贾兰坡说：“在内蒙出的那次车祸差点送了命。当时车子翻了个360度的跟头，车棚瘪了，车门掉了，挡风玻璃碎了，我的下身在车里，上身横在车外，嘴里叼着烟斗，戴着的眼睛飞出很远。不过那次我的头没伤，只是胸骨骨折了。当时车棚的横梁断了，断茬离我的头只差1。2毫米，只要再近一点我的头就会穿个窟窿。”
“真是大难不死呀！那是哪一年的事？”
“那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年。1988年我也差点过去，那年我80岁”。
“也是车祸吗？”
“那年我检查出来是结肠癌，需要开刀。给我动手术的是何鲁丽的丈夫，是一个医道高明、医德高尚的好大夫。在动手术前我做了各方面的检查，发现我的血液非常好，不象80岁老人的血象年轻人的。大夫说手术不长最好别输血。当时大夫按着肠镜的检查结果在我右腹开了一刀，取出横结肠却没找到肿瘤。聪明的大夫想会不会记号左右弄错了，立刻把刀口缝合，又在左边开了一刀，这下找到了，切除了25公分。这样手术原来只需半小时，结果用了六个多小时，失血过多，输了800亳升的血。结果染上了肝炎。”
“输血就是不安全。”
“得了肝炎就把我送到中日友好医院了。一直水肿，从脚一直肿到肚脐眼。要打胎盘白蛋白。虽然当时有美国、日本进口的，但却不敢用，怕有爱滋病。大夫让我自己想办法，到处托人，连九三学社中央都在帮忙，最后弄到了33瓶。当时大家都以为我不回来了，我自己也没准备回家了。医院通知了科学院，也通知了家里，让准备后事，说不容易回去了，让做最坏的打算。”
“后来怎么又挺过来的？”
“躺在床上我就给自己算帐，自己一生中是否做过坏事，是否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我孝敬父母，善待儿女子孙，虽娶过两个妻子，但他们都彼此谅解了。想来想去不欠人情债。唯有遗憾的是研究课题还没完成。”
“你当时有那些课题。”
“我提出了三大课题，即人类起源的地点，人类起源的时间，人类演化过程中先进与落后同时并存的‘重叠现象’。在当时这些课题完不成，也是天命难违吧。我躺在床上给自己的人生一算帐我就踏实了。一生中没有干对不起人的事，死就死活就活吧。最危险的时候十几分钟就量一次血压，其实就是看我是不是还活着。后来慢慢好了。那年春节过后我能独立生活了。”
“快可以出院了吧！”
“我也以为快出院了，可是不久我又染上了肺炎，高烧不退。一般药退不了烧，注射先锋5号。如果先锋5号不行，只剩下先锋6号了。后来烧退了，我终于好了。这次前后住了一年多的院。出院时主治大夫、护士长、护士来了一大群为我祝贺。问我是怎么好的？我说是你们治好的，怎么问我怎么好的？大夫说这不单凭是我们的治疚，最重要的是你对疾病不畏惧，有战胜疾病的信心。”
“你当时一点也不怕死吗？”
“真不怕死，我当时80岁，人活80古来浠，都是老猫（毛）了。我还怕什么死。毛泽东那么伟大才活83岁，我活80岁就是老‘毛’了。（笑）……”。
“你现在身上还有什么病吗？”
“没什么病。”
“九十几岁了？”
“92。3岁！”
张开济：一望无际叹古都我爱北京天安门
张开济个子挺高，所以他站得高看得也远。他以一个建筑大师的眼光站在古城墙上看古都北京，他看到了绿树浓荫下的北京四合院节次鳞比，四合院横向摆开，四合院与四合院之间由胡同连成一片；胡同与胡同之间又被街道并连成一个整体。故宫、景山、鼓楼、天坛、北海的白塔是纵向的，四合院建筑群烘托着宏伟的故宫，高高的天坛，耸立的白塔，形成了一个宽阔而又平缓的天际线，这就是老北京古都的风貌。
如今，他站在自己所住的塔楼之上，看现在的北京，他看到高楼大厦隐天蔽日，“没有绿树，没有白色的水井，没有深蓝的苍穹”。 他再也看不见那宽阔而又平缓的天际线了，一望无际、一望无际……对于年近90高龄的建筑大师来说，张开济只能一声叹息。
张开济不想再看，他开始收集从古建筑、古家具上拆下来的木雕装饰，那些古建筑、古家具已被毁了，而那些木雕、木刻装饰还栩栩如生，仿佛是古建筑，古家具的灵魂。张开济把它们弄回家摆满一屋，挂上四壁。那满屋的木雕作品不知出自多少能工巧匠之手；每一件木雕制品都承载了太多的历史，那些剥离了母体的木雕默默地向这位老建筑大师诉说昔日的辉煌。
张开济是建设部于1990年第一批公布的国家级建筑大师，也是获得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的建筑大师之一。他主持设计了革命历史博士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天文馆、北京科普展览馆、四个馆，还有天安门观礼台等。张开济以天地为背景，以砖瓦、水泥、石头、土木为材料、完成了一件件宏伟的作品。这些作品将延续着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的智慧，他的灵魂，乃至他的生命。面对已近90的张开济也许你不由会问，在这些建筑设计中最满意的是哪一个呢？
张开济回答：“我最满意的不是四大馆，而是一个台，那就是天安门观礼台。”
“为什么呢”？我问。
张开济：“天安门城楼上本来就不应当再搞任何建筑，可是又有这种需要，怎么办呢？当时搞了个小规模的设计竞赛，有的人把观礼台盖上了琉璃瓦，想和故宫配套。我认为这个设计越不显眼越好，所以我的设计高度不超过天安门的红墙，颜色是红色，琉璃瓦绝对不用，让观礼台和天安门城楼浑然一体，这叫此处无声胜有声。这不仅仅是一个设计技巧的问题。这是一个设计思想的问题。”
“天安门城楼一般人的确没有感到有一个什么观礼台存在，好象本来就是那样的。”
“这就是最大的成功。一个建筑师该当配角的就当配角，观礼台就是天安门城楼的配角。配角成功了也是贡献。建筑设计不能只顾自己的一个设计，要和整个城市的风格相和谐。”
“可不可以这样说，到目前为止你反觉得做配角的设计更让你满意。”
“（笑）对对……”
“你曾经公开说，革命历史博士物馆在外观上尚有需要改进之处，你认为不满意不处在哪里？”
“我认为革命历史博物馆在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几上建筑设计中还是比较好的。问题是天安门广场本身的设计问题，是人民大会堂的设计问题。人民大会堂我认为在设计上是失败的。大会堂整个是‘古而西’，是西洋古典的设计。梁思成说建筑分几类，最好的是‘新而中’，既有创新又具中国风格；最坏的是‘古而西’。古而西的东西放在中国，时间地点都反映错了。”
“你是不是认为当年天安门广场的建筑设计是有问题的呢？”
“是的！”张开济肯定的回答。“首先，我认为当年的国庆工程用了短短十个月不到的时间，建造了象人民大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等规模很大，质量要求很高的工程，这是人类建筑史的奇迹，了不起，是咱们值得骄傲的地方。日本的国会大厦建造了约20年，欧洲一个著名的大教学用了100年的时间。但是，天安门广场整个设计是错误的。虽然其中有我的设计，有我的心血，但我不应该护短，该是我们反思的时候了。”
“请你具体谈谈？”
“天安门广场的设计大而无当。早期我们受苏联的建筑设计思想影响较大。用建筑来表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广场要大，建筑要高大，老百姓见了觉得伟大伟大，高山仰之，望而生畏。这种设计思想是非常落后的，现代的建筑思想是以人为本。让人觉得美，有亲近感，住着也舒适，人是为主的，建筑是为人民服务的。你看看天安门广场，大而无当，整个广场连个人坐的地方都没有，广场拿来干什么用，除了五年、十年一次的国庆节举行了一下活动外，平常根本没发挥作用，现在成了法轮功闹事的地方了。我对现在王府井搞步行街非常赞成，我看到老百姓在步行街上散步，坐下休息、聊天，我非常高兴。”
“你认为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也是失败的，请谈谈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