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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要是老年再让我得病那上帝就太不公平了。”
“你和郁风谁大？”
“我比她大三岁”。
“你们身体谁好些？”
“差不多，前几个月她住在医院中，是胃穿孔，现在又好了，出院了。”
“在你们俩个中你是愿意死在前头还是后头？”
“我愿意死在前头，因为死在前头不用给老伴送葬就少一点痛苦，也少一点思念。钱钟书是幸福的，因为他先走了，留下杨绛一个人。一个人最惨的是晚年没有寄托，象杨绛有一肚子学问，她可以完成钱先生未尽的事业，痛苦会少些。文洁若也是一样，萧乾去了之后，她也可以继续写文章，有了寄托，痛苦就少些。我现在唯一的希望是多一些时间工作，还有一堆工作要做。”
黄苗子：笑面人生叶落归根，还是北京好
“你先后在香港，澳大利亚长住过，如今，终于又回到了北京，今后你还准备飞来飞去吗？”
“以后我不准备再飞了，将一直住在北京。”
“你在全世界走了很多地方，在澳大利亚住了七年，是什么原因使你在近九十高龄的今天又回到北京的？”
“我对北京最有感情，当然北京的缺点很多，交通拥挤，空气污染，还有沙尘暴。但是北京朋友多，有文化内涵，做为国际大都市已和世界接轨。爱看什么书有什么书，该有的都有了，加上网络，信息和世界已经一体化了。”
“你上网吗？”
“上网，我每天在网上看新闻。我写稿子也用电脑，已经五、六年了”。
“这一点你和同龄人不太一样，他们绝大部分人都不上网，也不用电脑写作，认为老了没时间学了，相比来说你是很时髦的”。
“用电脑方便，一篇稿子整整齐齐的多好，你涂得乱七八糟人家没法看”。
“做为书法家，你的手稿是墨宝呀！你不留手稿说不定是一种损失（笑）”。
“（笑）我没考虑这些，即使留下点手稿早晚要消毁的，没什么意思”。
“刚才你说喜欢北京，所以回来定居，你走了这么多城市，你认为更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是哪里？”
“要从环境来说，更适合人类生存的是澳大利亚。那地方靠海，一年四季都是蓝天白云，气候适宜，没有酷热也没酷寒，更没有沙尘暴，我在那里前手住了十年。那里十分安静可做不少事，我晚年写的字，画的画，写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在澳大利亚。但是那到底不是自己的地方，你想进入他们的社会层比较困难。在澳洲生活虽然很方便，但无论是鸡、鸭、牛、羊肉都是一个味道；疏菜也是一样，无论是菠菜、白菜、芹菜也是一个味道。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一种方式培养出来的，太现代化了，反而不好吃了。”
“还是北京好，在北京还可以吃到农民喂的土鸡。”
“北京虽然交通拥挤，我出门的时间并不多，在家呆着还是不错的。”
“你有几个孩子？”
“有三个孩子，老大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现在美国的远洋公司；老二本来在澳洲教书，现在去了美国的贝尔实验室，他的专业是概率统计，是北大数学系的博士；老三在三联，毕业于北师大。”
“你能谈谈对三个孩子的教育吗？”
“孩子们比较自觉，在他们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在挨整，根本谈不上对他们教育，只能说家庭氛围对他们有影响。”
“现在你们没什么负担了，只需快乐地度晚年了。”
“要说快乐也不快乐，欠债太多，今天这个写字，明天那个约稿，后天又是采访……不好拒绝，不想得罪人，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得罪人干啥，尽力而为吧！”
黄苗子：笑面人生外国人也喜欢书法
“你在澳大利亚前后住了十年，在告别澳大利亚时，你和郁风在布里斯又搞了一个书画展，反映强烈。外国人不识汉字，他们是怎么欣赏书法的？”
“除了这次展览，我和郁风在韩国、香港、台湾都有展览。大英博物馆藏有我们的作品。在德国科龙东方艺术馆我也搞过展览。在德国有艺术家也有普通德国人来和我谈对中国书法的感受。他们说虽然不懂汉字，但书法中有构图，有节奏感，有内涵。抽象派的画大家也看不出象什么，但抽象派的画却能给人带来艺术感受，中国书法就象抽象派的画。所以外国人很喜欢中国书法。在2005年大英博物馆有一个大型的中国现代书画展，从于佑任一直到现代比较年轻的现代派的画家。”
“你们参加吗？”
“也包括了我们，大英博物馆珍藏了我四、五张作品，以后我还要继续给他们。经常和我联系的是前英国大使馆的秘书，叫白若思。他经常找我，我曾陪他去看望启功先生，他说，我虽然不懂汉字，但我有感受，完全可以把书法当音乐，当舞蹈。外国人欣赏书法，靠一种感受，他们从笔峰和构图中去感受。力量、柔情都在那一笔一画中了。日本抽象派的画家，从中国书法中吸收了精神。书法看的就是线条、构图、气韵。
“外国人欣赏书法作品和欣赏美术作品有什么区别吗？”
没什么区别。毕加索后期的画谁也看不明白象什么，可是你却能感受到其中要表达的内涵。现代人可能也不认识隶书，但同样可以欣赏。”
“外国人欣赏中国书法的历史有多久了？”
“一百多年前有一个英国公使，叫戴岳尔，商务印书馆翻译过他的《中国美术史》。其中就谈到了中国书法。有些日本人现在也可以看内容了，你写一幅唐诗，他们有时候也能看懂。不过外国人欣赏书法主要还是从构图、线条、气韵看的。”
“现在很多东西都有假冒，你的书法作品有假冒吗？你是如何处理这种事的？”
“有！但是毫无办法。虽然有版权法，可我们哪有时间和精力管这事。在这方面我非常佩服启功先生，他就是一概不管。人家问他潘家园卖的字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启功说，别管了，反正写得坏的都是我的，写得好的都是人家的。”
“那你也是这种观点？”
“是的，因为你管不过来嘛，你生气也没用。我们又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请秘书、律师替我做这些事。连启功都没有秘书，更不用说我们了。这种事最后只有不了了之。现在中国是一个转型期，法律还不建全，一切都不正规，这需要时间和过程。”
“终其一生你如果做一次总结，你认为最不能原谅的事或人是什么？”
“我认为没有什么不能原谅的，文革时整过我的人现在又来看我，我也欢迎。因为那不是个人的过错，我把这些事都看穿了。只是希望我们国家将来不要再有这类事情发生。”
“你不认为文革中整人的人应该出来道歉吗？”
“是应该道歉，可他不道歉又能怎么办？别说他们了，日本人在中国干了多少坏事，至今还不道歉你能怎么办？你还能出兵打嘛？当然不能”。
“你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痛苦的事很多，过去了也就不痛苦了。我是一个乐观的人，好了伤疤忘了疼。文革后夏衍见了我，握住我的手说，苗子呀，我对不起你。在国民党时期，我们经常来往，替他做一些事情。解放后我从香港回来，他做了工作。后来我在文革时挨整，他可能认为和他有关，如果他不劝我回来，我也许就挨不了整了。文革中他自身难保，他的腿都被打断了。”
“你一生最喜欢的事是什么”？
“我喜欢看书。”
“你最留恋的是什么？”
“我以前住团结胡同，我收藏了不少书，这些书确实值得留恋。可是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哪还有时间看那么多书。我下决心把一千本线装书都捐给了香港大学图书馆。我还有一批拓片，够一个人一辈子研究。没办法，孩子没有一个是搞这个专业的，也捐给了香港大学图书馆。该捐的都捐，走后一身轻，干干净净。”
张中行：绝不宽恕小民要活
在燕园曾经住着四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四位先生实则住在未名湖的后湖，那地方叫朗润园。所以卞毓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又称这四位先生为“朗润园四老”。如今，四老中的金克木、邓广铭已经仙逝，季羡林和张中行也已九十高龄了。已经跨入新世纪的这两位老人近况如何，记者首先访问了张中行先生。
张中行先生在几年前已搬出了燕园。原来，张中行在文革时被逐放原籍，回京后和老伴长年借住燕园女儿家，在八十五岁上才分到房子。这是套极普通的三居，张先生说：“搬家前只是扫帚一把，顶棚一，墙四面，地一片，过一遍，了事”。整个家没进行任何装修，白墙灰地，屋里除两个书柜半新着，旧书桌已旧成古董，破藤椅腿上打着绷带。怪不有人曾说他这是“都市柴门”。
张中行已不能亲自为我们打开他的都市柴门了，他近来一直在病榻之上。见我们到来他在家人的搀扶下起身，然后步入书房。这个过程他用了至少五分钟……我一直随他身后，心下发紧，这就是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北大才子吗？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呀！张中行说：“我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很少拿笔，几乎连信也不写，文章更不用说了。”
我问；“那么你躺在病床上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张中先答：“不想什么了。整天躺在床上，躺着半睡半醒的想什么，不想。我现在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那么你怕死吗？你怎么看待生死的？”
“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你有一本书叫《顺生论》，写得好，被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你在书中说，人类乐生，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你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至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为人。上天既然偶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
“过份利生会不会成为贪生，过份避死会不会成为怕死。一个人贪生怕死，他会不会说假话？”
“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但这有了限度，要有一个原则，文革中你让我说假话，批斗之后还给饭吃，那种假话谁都说过。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
“这是不是一种软弱呢？”
“这不是什么软弱。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如果在国家兴亡，民族危难之时呢？”
“小民没有义务承担这些责任，作为老百姓，也就是小民来讲，不管是谁统治，大家都要活。你不能要求小民在为谁死。毕竟，小民只是完粮纳税，对国家大事负责的应该是统治者。”
“那么周作人投敌当汉奸也是一种活着，你对周作人如何评价？”
“人归人，文归文，混在一起不好谈。如果人生中有一个大污点，学问、文章难道都一文不值了？人既使有污点，也不能全盘否定。他做伪官时已五十几岁了，五十岁以前的东西不能一概否定吧！解放以后还翻译了一些东西，也不能说一文不值。我觉得现在印他的书是对的，还是值得看一看，他的学识、文章，现在还是没有人能比得上。”
“那么什么时候牺牲个人生命才为善呢？”
“这要看具体情况。土改时我妹妹为了救全家人的命，就曾亲手把女儿按在缸里淹死。她用一人之命救了全家之命。”
张中行所说之事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过。这篇文章叫《伤哉贫也（二）》。说的是1947年搞土改，有些人把政策扩大化，搞筷子里拔旗杆，再穷的村都要找出地主来，只要有吃饱的那就是地主，成了地主就有可能被纠出来打死。张中行家在那个庄虽不富，但也能吃饱、这样就成了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