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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病废之后，剩下小十岁的孝武，以及年纪更轻的孝勇。两个小兄弟长大成人后，分别从政从商。幼弟孝勇插手党营事业，大做生意、大赚其钱。年方三十五岁就当上了全岛最大企业之一的中兴电子公司的头头，大肆包揽工程。诸如包揽了桃园国际机场的工程以及摩托车正字号安全帽等大生意。反正是肥水不落外人田，由我独沾。孝武从政，则势所必然，朝代需要接班，别无选择也。
当蒋经国登基正式成为“总统”之后，孝武的太子架势益为明显。刻意培养的最佳例证莫过于阳明山上办了三期训练班，蒋孝武于第三期毕业后就此结束，其中人马包括后来成为“行政院长”的连战、“内政部长”的吴伯雄、“外交部长”的钱复、国民党秘书长和“省主席”的宋楚瑜等等，这些号称“山胞”的“青年才俊”，名义上与蒋孝武结成“同学”关系，实际上就是太子党，想上比李世民的十八学士。结果蒋家的十八学士一一出线，封官受禄，而蒋家的二太子却功亏一篑，没能出得来当上唐太宗。
蒋孝武固然绝非唐太宗的料子，美国人从旁观察，就看出这个洋名叫艾里克斯蒋（Ａｌｅｘ Ｃｈｉａｎｇ）的中俄混血儿，情绪极不稳定，酒鬼兼烟枪，又好声色与喜交黑道朋友（见Ｋａｐｌａｎ， Ｆｉ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Ｐ．３０５，３６２），显然是品学兼“劣”。时代毕竟不同了，蒋家在“民主”的招牌下搞家族政治，总不好意思像旧时代皇太子那样明目张胆。所以不能明来，只有暗搞。很自然的以中广公司董事长的名义，从逐步掌握特务，参与党务入手。明眼人一看便知，当时的党营广播事业与情报组织原有密切的关系。
蒋经国当上总统，党政军特更是一把抓，军特部分的第二号人物王升，亦因而气焰强盛，组织“心卢”等等小团体，使特务大大加强对学校的控制，台大哲学系事件即此一例。江南在《蒋经国传》中提道：
王升利用刘少康小组的名义，结党营私，专横跋扈，成为国民党的“文革小组”，经国因病，未予觉察，了解实情后，一纸命令，将其铲除。王升削权，且流放南美，说明经国的魄力和当机立断的决心。（页三六二至三六三）
江南所见并不深刻，未悉王升再凶猛，不过与戴笠一样，只是蒋家养的狼狗，“将其铲除”，何须什么“魄力”？江南也没有看到，告发王升的是当时台北“驻美代表”钱复，密告蒋经国，王升访美时私晤美国中情局（ＣＩＡ）人员，犯了蒋家的忌讳，而钱复者，“山胞”也、“太子党”也，未尝不是透露蒋孝武要插手特务的时间到了，王升安得不“流放南美”呢？
孝武插手特务，不必很高的职称，以总统的助手介入国安会，即可接替王升的实权，有谁敢不买皇太子的账呢？自此特务每天都要向孝武汇报，孝武每周向他父亲简报。（见Ｋａｐｌａｎ，Ｆｉ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Ｐ．３６２）孝武既插手特务，其黑道朋友即可派上用场，尤其是外省子弟的竹联帮，更可作为外围。其实，国民党与帮会有密切关系，早已历史悠久，蒋介石更借青帮之助，并且一直引为外援。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上午，作家江南在旧金山自宅车库中，被暴徒枪击身亡。江南原名刘宜良，在旧金山开了一家礼品店，但真正的兴趣是写时评，因出身政工干校，对蒋经国的事知之甚稔，曾出版与官方口味不合的《蒋经国传》，并从事写作《龙云传》和《吴国桢传》，更触蒋家的忌讳。因而江南被谋杀，明眼人一望便知是文字嫁祸、铲除异己的政治性谋杀。具有杀害江南动机的政权，非蒋家莫属，而蒋政权派特务杀害异己文人，又史不绝书，在大陆时代有史量才、杨杏佛、闻一多等等，到台湾又有许寿裳、林义雄家属以及陈文成等等。然而特务杀人，何从破案？上述这些要案都破不了，岂非无故。不仅此也，事过境迁之后，特务们还会自吹为国除奸呢。
但是江南案却有与众不同处。他虽一样是黄肤黑发的中国人，然而人在美国，又具有美国公民身份。换言之，从法律上讲，等于是台湾派人到美国去杀一个美国人，而美国又是国民党政权所依靠的，东窗事发之后，岂不是要吃不完兜着走吗？诚如曾隶中统的万亚刚所说，“上得山多终遇虎”。（见《国共斗争的见闻》，页一五三）
直接枪杀江南的凶手是竹联帮老大陈启礼麾下的吴敦和董桂森。他们在现场留下脚踏车后，搭接应的汽车逃跑。他们回台北之前又在旧金山飞机场与台北国防部情报局高级官员通了电话，留下“交易成功，将要庆功”的语音。陈启礼并预作防备，以免被情报局出卖，当替罪羊，留下录音带，明言曾于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四日，在阳明山情报局基地受训，局长汪希苓奉命派他去美国杀叛徒刘宜良，副局长胡仪敏、处长陈虎门均在场（陈启礼录音自白英译见Ｋａｐｌａｎ，Ｆｉ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Ｐ． ４４６—４４８），这一切证据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ＦＢI）先后掌握到。
当凶手的竹联帮背景在美暴露时，台北当局立刻发动扫黑的“一清专案”，把庆功宴上的座上客陈启礼、吴敦，投入监狱做阶下囚，董桂森见机脱逃。当竹联帮与情报局的关系被美国警方掌握后，台湾官方才立即将代处长陈虎门、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三个撤职查办，扣押待讯。这一下子等于国民党政府自认情报局涉案，事态已极为严重。美方十分清楚，此绝非台湾情报局的个人行为。事实上，美国新闻调查记者卡普兰（Ｄａｖｉｄ Ｅ．Ｋａｐｌａｎ）在《龙之火：政治、谋杀与国民党》 （Ｆｉ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Ｐｏliｔｉｃｓ，Ｍｕｒｄ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一书中，详列国民党特务在美活动有四十余年之久，包括监视美国人、向国会议员行贿、偷窃武器和科技机密、贩卖毒品，而今又在美国土地上谋杀美国公民。美国的司法与立法部门力主彻查、要求引渡，以便追究情报局长以上更高层次的幕后指使者。但是行政部门，尤其是里根（Ｒｏｎａｌｄ Ｒｅａｇｏｎ）总统的白宫，为了美国的利益，不愿相逼太甚，因为如果事态再扩大，势必导致武器禁运、经济制裁，岂非要把台湾搞垮？乃决定把此一法律问题当作外交问题来处理。里根竟亦不公开提江南案一字，引起日裔众议员岭田（Ｎｏｒｍａｎ Ｍｉｍｅｔａ）的责难，斥里根虽强烈谴责并欲消灭恐怖主义，却对此江南案沉默，说是“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在我们亚裔美国人之中，愈来愈感到你这个政府并不认真关切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引自Ｋａｐｌａｎ，Ｆｉ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Ｐ．４４２）平心而论，里根沉默，不愿深究，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美国国家利益交关，雅不欲让北京得渔人之利也。不过，里根仍然下令驱逐了所有的国民党在美特务，一个不留，可说是一史无先例的举措，也够国民党瞧的了。
美国方面不打破砂锅问到底，才使国民党方面能够“弃车保帅”，到汪希苓为止，不把后台老板掀出来。不过，后台老板是谁，明眼人心中明白，蒋家脱不掉关系，中外舆论尤一致指向蒋孝武。首先，孝武此时确已插手特务，连李敖在文章中自称坐牢是“蒙难”，孝武都要过问，提出来认为大逆不道，因惟有孙中山、蒋介石可以“蒙难”，李敖“蒙难”便是“玷污国父，亵渎总统”。（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十四期，页三一一至三一二）由于孝武可以指挥特务，又是皇太子，当时台北文武大官趋炎附势之状，已在公众场合出现，根本不避人耳目。其次，孝武与竹联帮早有勾结，来往频繁，而出事之后，竟扯大谎说从来不认识陈启礼，根本没有见过面，情急否认，忘了有不少见过他与陈启礼曾在一起的人证。《纽约时报》记者包德甫撰文报道，直指蒋孝武与竹联帮有关系，孝武扬言要控告毁谤，却不敢有所行动，显然心虚。再说，竹联帮在美头目白狼张安乐，以及在美受审的凶手董桂森都明言，指使谋杀的幕后“大老板”是蒋孝武。张安乐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在美国加州一家名叫“林肯广场旅馆”（Ｌｉｎｃｏｌｎ Ｐｌａｚａ Ｈｏｔｅｌ）当众忏悔自白，并确认蒋孝武命令陈启礼杀害江南之后，陈启礼的父亲急忙自台北打电话给张，说是如果竹联帮再继续指控“总统”的儿子杀人，国民党将要杀陈启礼于狱中。（见Ｋａｐｌａｎ，Ｆｉ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Ｐ．４６８—４６９）显然受到台湾官方的威胁，使在海外的竹联帮人马投鼠忌器，不敢再事声张。
台湾官方同时发动宣传机器，并利用香港中性刊物《九十年代》，公布所谓江南七封信，把江南降格在情报局线民一级的层次。他们认为把被害人名誉破坏，则暗杀被害人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道德行为了。杀了人，还要“杀人家的品格”（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ａｔｉｏｎ）。其实，江南不仅与国民党的情报机构有往还，亦与美国以及中国大陆的情报机构有往来，我们可以骂他是线民，但他绝非某一方面的间谍，更不可能是三方面的间谍。没有一个间谍会如此抛头露面、明目张胆地写有争论性的文章。国民党无论如何贬低江南，也不能说杀江南有理，更不能弥补杀江南所造成的后遗症。
对蒋氏王朝而言，后遗症尤其是灾难性的。美国人为其本国利益不愿赶尽杀绝，追究祸首，但亦雅不欲再见蒋家再传子接代。蒋经国在内外交困，以及美国强大的压力下，无可奈何花落去，宣称蒋家人不能也不会接班，并将孝武“流放”到新加坡去当“代表”。孝武之流放就像当年王升之流放，权一放再难收矣。从孝武离台一刻起，蒋经国必然明白，不可能继续再走他父亲蒋介石走顺的路子了。
江南案与蒋孝武有关，应无可疑，与蒋经国是否有关呢？陆铿在《江南案对台局的影响》一文中说，涉及“蒋经国似乎有点离谱”（见《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十三期，页二三七），其实并不离谱。蒋孝武虽插手指挥特务，但特务的最高领导仍是蒋经国。蒋孝武干这样一件事没有理由瞒他自己的父亲，何况他们杀人的动机自认是制裁叛徒的爱国行为，特务们津津乐道的爱国行为，蒋经国从来没有制止过，甚至批评过这种行为。强人如蒋经国也不可能被自己的儿子和特务们瞒住。最大的可能性是，蒋经国事前默许，事后掩遮。即使退一万步说，他事前不知，也难逃道义上的责任。一家公司出了纰漏，董事长能卸得掉责任吗？
我们眼看蒋氏王朝楼起楼塌。蒋介石于一九一二年枪杀陶成章，始有闻于世；蒋孝武于一九八四年命令竹联帮枪杀刘宜良，惊动太平洋两岸。相隔七十三年的两度枪声，象征一个开始与一个终结，亦可谓有始有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