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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人的意志为依归，旁人简直没有置喙的余地。当围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时候，蒋介石以为有机可乘、有功可图，一切都自己指挥，当时淞沪地带本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是冯玉祥、副长官是顾祝同，但蒋介石是亲自越俎代庖的干的。形式上，顾祝同虽然代陈诚指挥了张治中，但他并没有“实际指挥”，不但他没有，连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也没有。（详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常常“隔着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多少级的直辖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在张治中的回忆中，他还临阵调走一个军呢！在八一三淞沪之役时，张治中当时是淞沪警备司令，也是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当时罗卓英的十八军拨归他指挥，可是，妙事来了：十八军竟暗中转调给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而张治中竟不知道！（详阅《张治中回忆录》，页一三一至一三二）
董显光《蒋总统传》说：
上海战事之每一次主要行动均由蒋总统亲自设计和指挥。他对于前线每一将领不断以电话接触，并曾两度亲赴前线与其部下将领会商。这三个月来，他彻夜警觉，与在前线上之每一军人相同。在此次战役中，他每夜平均睡眠不过三四小时，甚至这样的短时间，仍因前线常来电话，以致打断。自从他担任总司令以来，在一切战事中，他简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挥官无别。（页二七九至二八○）
董显光目的在捧蒋介石如何勤于“亲自设计和指挥”，殊不知毛病就出在蒋介石“在一切战事中，他简直和一位直接的指挥官无别”。
正因为蒋介石的统帅方法是胡来的，所以，仗打下来，军官固苦，士兵更苦矣！冯玉祥记得，在前方打仗的军队，“虽然很忠诚、很勇猛、很爱国，可是老饿着肚子。”阵地又因偷工减料造得很坏，里面往往水深三尺。前方的伤兵也常无医药，“没有包扎所，更没有担架队。”伤兵运到医院，伤口已长了蛆，死了的无人埋葬（详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等等惨状。蒋介石打不过日本人，情有可原，但如此对待官兵，实天理难容。
李宗仁说蒋介石“固不知彼，连自己也茫然不知”；冯玉祥说蒋介石“实在是既不知彼，又不知己”。这些论断，都属知兵者言。蒋介石若能知己知彼，就该知道仗不是这么打法。但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他就这样打起来了，原因何在？李宗仁说蒋介石对淞沪之战的决定，动机有三：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第三“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其实依我们看来，还有第四，那就是蒋介石对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之战被十九路军抗日抢了锋头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认为那是他们黄埔系中央军的失招，因而如法炮制，妄想北齐笑话中“趁大家热铛子头，更做一个”。蒋介石这种心态，在《张治中回忆录》中表露无遗。张治中说：
上海为我经济重心，系世界观听，我沪上武力仅保安一团，守土匪易。在事变之初，必先以充分兵力进驻淞沪，向敌猛攻，予以重创，至少亦须保持我与租界交通，取攻势防御。若自甘被动，虽占苏福线或锡澄线，洵属非宜；若迎战不能一举破敌，又不能持久支持，则使国人回忆“一·二八”之役，薄现在中央军之无能矣。（页一一五）
正因为“‘一·二八’之役”暴露了“中央军之无能”，所以蒋介石想要在上海表演一番。这时候，张治中提出了构想：
我对上海敌情的判断，自信很实在、很正确。同时我有一个基本观念：这一次在淞沪对日抗战，一定要争先一着。我常和人谈起，中国对付日敌，可分做三种时期：第一种他打我，我不还手；第二种他打我，我才还手；第三种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又叫做“先下手为强”。“九一八”东北之役，是第一种；“一·二八”战役、长城战役，是第二种；这次淞沪战役，应该采用第三种。（页一一七）
张治中把这种构想形诸报告，向蒋介石提出，得到回电是：“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页一一七）
蒋介石首先构想“以扫荡上海敌根据地为目的，不惜任何牺牲，实行攻势作战”（《蒋总统来台后批阅之淞沪会战经过与南京撤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但是，这一构想，由于他在发起攻击时三次犹豫，“失机于先”，变得更不可能。
张治中“占领全沪”、“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页一二二）的构想，本来已是如意算盘，这一如意算盘，显然建筑在敌情判断的错误上。例如他说：“最初目的要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页一二四）试问明明到处是坚，“不在攻坚”，又何能幸胜？根据四十多年后国民党透露出来的史料，我们发现直到八月十三日当天，蒋介石还在问张治中“十五门重榴炮与五百磅之炸弹”能不能“破毁”钢筋水泥的日本军营呢！（参阅《蒋委员长致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指示对倭寇兵营与其司令部攻击计划准备及倭营之破坏电》）可见蒋介石根本还没搞清楚起码的工事情况与武器性能，就“徒凭一时之愤（蒋介石写了别字，“愤”是“偾”字之误）兴”，打了起来了。他叫张治中不要“徒凭一时之愤兴”，但他自己，比张治中还“愤兴”呢！
张治中当时“愤兴”地说“日本无论来多少援军，绝无制胜的可能”（参阅陈公博编《炮火下的上海》）；蒋介石当时“愤兴”地说“敌军步兵之怯弱，实不值我军之一击”（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蒋委员长文未侍参京电》，载《蒋冯书简》）；结果援军登陆后，蒋介石又“愤兴”地说：“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最后上海战场明明撤了退，蒋介石还“愤兴”地说：“此次阵地转移，我们已移至沪战最后一线，大家应抱定牺牲的决心，抵死固守，誓与上海共存亡！”（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页四十八）事实上，这些“愤兴”造成的代价，是“凡参战部队死伤皆在半数以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蒋委员长致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指示请由粤再调三师来京增援并望速多派部队参战电》）、是“我军各部已经死伤大半”（参阅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五）、是一连“惟余连长一人”（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六）、是“全营官兵自营长以下，偕城做壮烈之牺牲”《蒋冯书简》一九三七年九月八日《蒋委员长齐侍参京电》中说十八师路团姚营是“全营殉难”（《蒋冯书简》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蒋委员长文午电》）是“空军更不敢白日活动”（《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页一四六）、是“对自己的空军到前线协同作战一事不存奢望”（《忆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一一）、是“使处于劣势装备的我军，除利用夜暗进行猛袭外，几乎很少有还手的机会”（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页一七一）、是动员能力跟不上“阵地伤亡极大”（《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二一）、是“后方粮食弹药几无法送至第一线”（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是“根本没有看见过敌人的面孔，便被调下火线了”（《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一一）、是高达“十九万人”的战士的“牺牲”（《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蒋介石手忙脚乱地应付战局，只会说“以战术补正武器之不足、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等话、只会说“上下一心，镇定自如，固守阵地，屹立不动”等话、只会说“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艰巨，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等话、只会说“负伤不退，宁死不屈”等话（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四）。最后兵败山倒，竟还说：“不是作战的失败，乃是退却的失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第十五卷，页一四九）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蒋介石对将校研究班学生讲《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页一四五至一五四），在没开讲以前，先把《戚继光语录》第五条向大家念了一遍。戚继光说：“夫人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热血，报国家，贼来只是向前便了。……何谓‘糊涂战’？不知彼，不知己是也。”蒋介石说九一八时候不能打，要打就是糊涂战，其实他在八一三时候打的正是典型的“不知彼、不知己”的“糊涂战”。知兵的人知道：在“地狭薄海”的上海地区作战，先就给日本得了运兵与联合作战之便。想在这种地区做阵地战，想守住已属难能；“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根本就是妄想。但是蒋介石“愤兴”起来，就是如此轻敌的。这种轻敌，他后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四）》（《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页五三九至五四八）中，自承如下：
上海开战以后，我忠勇将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页五四五）
可见蒋介石在军事素养上根本不佳，他口口声声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殊不知戚继光时代的日本人侵略中国，登陆地点就在“杭州湾金山卫”！真不知蒋介石是怎么从戚继光战史中学教训的！
蒋介石军事上闹笑话，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他误信德国顾问。根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呈蒋委员长报告》，其中有“故长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目前加入上海方面之部队，虽未能完全驱敌出境，然究能到处拒守，使敌不能前进”（《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页一八一）等话。由于德国与日本的关系，德国顾问的主意实在不无可疑。（参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页八十二、九十五）当然不管主意好坏，蒋介石既然采纳了，就得负责任。最后，相当于全中国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就这样伤亡了。（据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估计，页三六五）“在抗战一开始之际，最珍贵的军队便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损害。”
李宗仁说：“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李宗仁回忆录》，页六八五）即使要在淞沪孤注一掷，也应该打积极的防御战，而蒋提出的“获胜的要道”，令国军坚守阵地，来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见《先总统蒋公全集》，页一O七三），却是单纯的、消极的防御战，形成失去主动、惨遭挨打的局面。这种“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国民党学者虽也同意“似非得计”，但总以有桑榆之收为辩。以张其昀为例，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说：
总观八一三战役，我军毅然以主力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亦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以作战观点言之，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军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尚不如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我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战略上最大之成功。（页一一五七至一一五八）
不过，张其昀这种战略论，是会被国际军事家见笑的，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