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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日本拒绝参加的九国公约会议仍然进行之时，蒋介石见陶德曼这天，日本就在杭州湾登陆，同时安阳失守。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任县失守。九日，淞江失守。十一日，上海失守、大名失守。十三日，济阳失守。十四日，嘉善失守。十六日，昆山失守。十八日，嘉兴失守、烟台失守。二十日，苏州失守。二十一日，吴兴失守。二十四日，布鲁塞尔会议闭幕，所得之决议仅仅是重申普遍原则，促中日双方和谈，中止战争，完全暴露没有强制力的根本弱点。日本照样进军，二十五日，无锡失守、长兴失守。二十九日，宜兴失守、武进失守。三十日，溧阳失守、广德失守。十二月一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Ｂａｒｏｎ ｖｏｎ Ｎｅｕｒａｔｈ）告知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说：“为中国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议和为好。中国政府迟延议和的时间愈久，中国国家解体的危险也愈大。”（美国国务院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１８—１９４５，Ｐ．７８７）十二月二日，蒋介石召集军事长官汇报，先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从汉口到了南京。各将领问：日本有无旁的条件？徐谟说：据陶德曼所说，只是所提出的七条件，并无别的条件；如能答应，便可停战。蒋介石就问唐生智的意见，唐生智还没答，又转问白崇禧。白崇禧说，只是如此条件，那么为何打仗？徐谟说：陶德曼所提者只是此数项条件。蒋介石又问徐永昌。徐永昌说只是如此条件，可以答应。又问顾祝同，也说可以答应。再问唐生智，也赞同各人的意见。蒋介石就表示：一、德国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二、华北政权要保存。——蒋介石显然慌了。那天下午五点，他接见陶德曼，“愿意以德国大使阁下所提出的各点作为谈判的基础”。另表达两点：一、中国深望：在恢复和平的全部过程中，德国通过调停予以帮助；二、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必须维持其完整。这就是说：一、一切结果，要请德国人背书，德国人不要放手；二、但求保住华北就好了，东北也不要了，内蒙也不要了。最后蒋介石要求：“必须强调提醒日本：在谈判完成以前，不要公布任何提出的条件。”（参阅《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六编，页一一三）这显然是丢不起人，一切要偷偷摸摸地干。
蒋介石遂于十二月三日再度约见陶德曼，感谢德国政府努力斡旋，愿意接受日本十一月的条件为和谈基础：一、中国接受该条件议和；二、华北领土与主权独立完整；三、德国自始至终调停；四、和谈不涉及与第三国之协议。（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Ｐ．７８７—７８９）陶德曼得到蒋介石的“毅然许诺”后，转报回国。德国外交部认定“日本的建议，差不多在所有的要点上都已得到了满意的反应”，遂在十二月七日，转告日本。可是，此时日军已逼近南京，气焰特甚，广田外相也对以一个月前的条件为和谈基础，表示怀疑（见同书，页七九九），调停发生了意外的变化。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失守。
暴日虽相逼如是之甚，蒋介石虽发表一贯抵抗日本的宣言，但陶德曼调停并未因此中断。十二月二十二日，德国大使在汉口提出日本所开的新条件，重点是：一、中、日、满（满洲国，即中国东北）共同防共；二、设立非武装区，并在必要区域内成立特殊政权；三、中、日、满经济合作；四、对日本赔款。日本还提出和约缔结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并要求中国政府于年底以前接受这些条款。这种条件，连德国也认为太苛刻了，德驻日大使狄克逊即认为中国政府不可能接受。（见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Ｐ．８０４）德国政府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照会日本，此种结果将无助于“反共产国际协议”。（见同书，页八一一）广田辩称条件可以修改，不过日本驻英大使又谓，日本愿尽早结束战争，然若蒋介石不接受日方条款，则将与中国地方政府媾和。（参阅同书，页八一一、八一二、八一三）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敢断然拒绝，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派出外交部长王宠惠，向陶德曼说：“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做确切的决定。”（见同书，页八一五至八一六）日本外相广田虽说将依此与内阁讨论，实对中国政府的回复极为不满，乃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十时半，将日方强硬回应请德方立即转给汉口，并要求中止德国调停，此即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声明》，宣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二册，页三八六至三八七）蒋介石亦在一月十八日做了自我澄清的声明，谓中国将为领土完整及其主权奋战到底。至此，和谈好像是彻底破裂了。事实上，德国调停虽然结束，蒋日间和谈的线索并未中断。
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春就已建立起渠道，主要是靠孙中山的日本旧友，如萱野长知（一八七三—一九四七）、小川平吉（一八六九—一九四二）、头山满（一八五五—一九四四）、秋山定辅（一八六六—一九五Ｏ）等。这批人看似民间人士，实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他们站在其本国利益的立场，又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自愿为两边奔走和平。
蒋日之间的秘密接触，初由南京失守后出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主其事，在香港设有秘密办事处，由柳云龙、杜石山（又作石珊）负责。日方资料称柳为蒋介石的外甥，或称蒋母妹妹的儿子，宋美龄曾亲自到香港“指导”，全盘都是蒋门作业。
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国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亦即是日相近卫已宣布不以国府为谈判对手之后，曾电请头山满“主持正义，力挽狂澜，设使贵国军人早日醒悟”。同年三四月间，萱野长知的助手松木藏次与孔祥熙的亲信贾存德，在上海中国旅行社秘密见面商谈，松本传达承认满蒙的要求，贾存德则要求日本撤兵。萱野本人也与贾见了面，并由贾带信经港飞汉口报告孔祥熙。孔回信要求双方即刻停战，尊重中国主权，至于日方要求解决满蒙，中国原则上同意，具体问题可于谈判时商定。萱野回到日本后与小川平吉商讨，觉得孔有诚意，小川遂于六月十日分访新任日相宇垣一成与前相近卫文麿。不过近卫不久之前已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然小川与宇垣认为仍然需要与国府交涉，必要时可取消旧声明，故颇支持萱野与孔祥熙继续谈判，不久谈判集中到香港。孔祥熙又找到萱野老友马伯援和居正夫人（居正的女儿是萱野的养女）到港相助，特别希望日军暂勿进攻汉口。不过日方又提出蒋介石下野以承担责任的要求无法解决，孔祥熙愿辞行政院长代蒋下野，未为日方接纳。一时之间，蒋介石的下野问题成为和谈的障碍，日本军方对蒋介石尤持坚决排斥态度。
约当此时，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于七月五日自香港抵达神户。（参阅《汪精卫集团投敌》，页二一二至二七三）高氏日本之行，论者每想当然，以为奉汪精卫之命，其实是奉蒋介石之命，专治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美国学者邦克（Ｇｅｒａｌｄ Ｅ． Ｂｕｎｋｅｒ）曾与高宗武做多次访谈，论定高直通蒋介石，“绝非汪之代理人”（Ｋａｏ ｉｎ ｎｏ ｓｅｎｓｅ ａｃｔｉｎｇ aｓ Ｗａｎｇ’ｓ ａｇｅｎｔ）。（见 Ｂｕｎｋｅｒ，T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Ｐ．７５，８０）高宗武早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就奉命在香港设立以“日本问题研究所”为名的情报机关，暗中与日方联系。三月二十七日，曾与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在港和日人西义显等会晤后，飞往汉口，于四月三日提出报告，并于五日晨“晋谒委座”。四月十四日，高自汉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七十八、八三十）据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中日和平运动秘史》说，蒋介石要高氏转达：“东北与内蒙问题，可留待他日再谈，惟河北省应即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与主权之完整，日方应予尊重。上项条件获日方之谅解，则先行停战，再行谈商细节。”五月三十日，高宗武又自香港来汉口，当时已任宣传部代部长的周佛海，把他送往陈布雷处。（《周佛海日记》上册，页一Ｏ六）六月五日，高又“奉命飞港”。六月二十五日，梅思平谒汪精卫后往见周佛海，“谈对宗武赴日之推测”。（同书，页一一六）可见高宗武赴日之前，汉口已知之，汪、梅、周尚需“推测”，证明高奉蒋命，连他们三人都不知详情。当时在汉口军令厅工作的张有谷说，七月六日，侍从室命令派机将求和密函，由飞行员汤卜生驾驶，前往南京，空投给在访的日本秩父宫亲王，若日军停止关内军事行动，东北可以割让。（张有谷《保卫武汉时期蒋介石的一件通敌罪行》，《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页一四一至一四二）
高宗武自日本回到香港后，没有马上报命，周在七月十九日日记上说：“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兄亦无所闻。”（页一二六）显因日方仍“不以蒋介石为对手”之故，使高觉得无以报蒋之命，结果高宗武于七月二十二日派外交部情报司科长周隆庠，“送其报告呈委座”，没有讳言“对方坚持要委座下野”，周氏也表示“失望”。（见同书，页一二七）第二天，周佛海去蒋介石公馆聚餐时，见蒋“打不起精神”。没过几天，周就听说，蒋令“王亮畴（宠惠）托英、美大使，设法由英、美向中日双方提出停战，或向中、日双方提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同书，页一二八至一二九）《蒋总统秘录》说，高宗武“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页二五五八），显然是蒋介石的一面之词。蒋于失望之余，悻悻然竟不承认派高宗武去和日本人谈判的事了。
周佛海在七月二十六日记道：“与隆庠谈半小时，嘱其明日赴港，转达一切。”转达什么，虽不知道，很可能是为了可以接受的和平，如不与蒋为对手，非要蒋下台不可，则可由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出马。所以高宗武并没有就此在香港养病，而是继续在港、沪两地与日方交涉，寻又有梅思平参与其事，最后才会有近卫的新声明与三原则。
经过萱野长知与贾存德的沟通，日方虽仍要蒋下野，然而若蒋决心“铲共亲日，媾和尔后有办法”。所谓办法，即体谅蒋一时不能下野的苦衷，答允只须预先做下野表示，“而在和平之后自动实行，当亦无妨。”（《小川平吉关系文书》（一），页五九六）宇垣还得到裕仁天皇秘密批准，与孔祥熙在军艇上晤面的计划。至此，日方实已修正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主张。九月二十五日马伯援自港取道河内赴渝，与蒋介石、孔祥熙详商。蒋也派郑介民到香港会谈。蒋日和谈即将一拍即合，奈日本内部一直有矛盾，陆相与外相意见尤其不合。陆相板垣征四郎认为汉口即下，国府即将投降，无须发表撤兵声明，并指外相宇垣要与孔祥熙谈判为“国贼”，反对和议。宇垣被迫于九月二十九日辞去外相职务，那已经准备的不寻常会谈也告流产。（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六Ｏ八至六一○；施乐渠《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一件阴谋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页六十五至六十七）
日本军阀果于十月二十五日攻占武汉，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继续贯彻持久抗战”，但是暗中仍继续与萱野等民间人士保持联系。然而日本虽攻下武汉，并不如军方所想，中国会投降。日本政府显然忧心孤军深入，久战不决，增强了媾和意愿，梅思平也有了成绩。周佛海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有记，颇堪玩味：
（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页一九四）
这个草稿，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近卫政府发表所谓调整中日邦交，“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的声明（亦称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全文见《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第三册，页四○七）。发表前将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