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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的中国，已足令老美动容，更何况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人恨日本入骨，举国以打败日本帝国为职志，艰苦抗日的中国能不引起广大美国民众的喝彩么？更无论“同情与热心”矣。因而不管宋美龄说些什么，都会赢得美国人的心声。胡适未免太头巾气了。
胡适更讨厌宋美龄的虚骄，说：“她一股虚骄之气，使我做恶心。”（《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一九四三年三月四日）这种虚骄，广大的美国民众是看不到的，不过比较接近她的人，迟早会发现马脚。她代表苦难的中国来求助，但她豪奢如贵族，诸如包下豪华旅馆的整个第十二层；在白宫住的时候，带着两名护士、两名姓孔的家族（包括孔二小姐在内，罗斯福误呼她“我的小男孩”），每天换丝床单，有时一天要换两次。她来自革命的中国，但她对手下颐指气使，在白宫时常呼唤仆役，使美国官员恶心；当警卫人员提醒她要守时，她竟要求撤换那个警卫。她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但却与蒋介石一样不知民主自由为何物。有一次在白宫餐桌上，罗斯福向她提及头痛的美国矿工罢工问题，问她将如何对待像刘易士（Ｊｏｈｎ Ｌｅｗｉｓ）那种工运领袖，她很自然地举起那双美丽的小手，向自己的喉咙一划。罗斯福从桌子那边看到自己的老婆见到这一幕之后，再继续谈话。（Ｅｌｅａｎｏｒ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Ｔｈｉｓ Ｉ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Ｐ．２８４）她得意忘形之余，最后也得罪了罗斯福，她在白宫住宿时，忽然心血来潮，向罗斯福说，当她离开时，他不必起身。罗斯福很温和地回答说：“我亲爱的孩子，即使我想，也站不起来啊！”（见ＦＤＲ Ｍｅｍｏｉｒｓ，Ｐ。３４４）她竟忘了美国总统早已半身不遂。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善意地问她，美国要如何把援助送到中国，她把这个问题抛给罗斯福；当罗斯福说将以上帝允许我们的速度运去，她接口说：“上帝帮助自助的人们。”（Ｔｈｅ Ｌｏｒｄ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语带讽刺，把罗斯福的脸都搞红了，不知是羞还是怒。罗斯福的财政部长摩根索（Ｈｅｎｒｙ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Ｊｒ．）向他的部下说，总统恨不得要她早点离开。（Ｊｏｈｎ Ｂｌｕｍ，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ｒｇｅｎtｈａｕ Ｄｉａｒｉｅｓ，Ｖol．３，Ｐ．１０６）塔奇曼女士认为，罗斯福并不太在乎个人的不快，而是怕蒋夫人的行为可能会损及她的公众形象，破坏了他的对华政策。（Ｔｕｃｈｍａｎ，Ｓｔｉｌ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P．４４６—４５１）
宋美龄直到一九四三年的六月底才离美，在美将近半年之久。整个讲来，她的这次访问是相当轰动。连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Ｌｏｒｄ Ｈａｌｉｆａｘ）都怕美国受到蒋夫人旋风的影响，答应中国一些做不到的事。（Ｓｉｒ Ｌ．Ｗｏｏｄｗａｒｄ，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Ｐ．４２５）美国民意为重，宋美龄赢得民意，使蒋介石直接受惠。在民意的支持下，罗斯福放手援助蒋政权，还要把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提高为四强之一。
宋美龄离美后，前往巴西与姊姊宋蔼龄见面，到七月四日才飞返重庆。在蒋介石身边的唐纵于当日日记说：
蒋夫人由美载誉归来。下午，蒋夫人由美归国，委座乘机赴新津接她，但夫人直接乘机在白市驿降落，没有往新津换机，所以没有接到。委座回来时，适经国亦由桂林来渝，同时降落，几乎飞机相碰，危险极矣！（《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六七）
蒋介石兴冲冲地去迎接久别的老婆，不但没接到，而且差一点父子飞机相撞，真是晦气。原来接不到并非偶然，唐纵于八月十五日又有日记：
近来委座与夫人不洽，夫人住在孔公馆不归，委座几次去接，也不归。问其原因，夫人私阅委座日记，有伤及孔家者，又行政院长一席，委座欲由宋子文担任，夫人希望由孔担任，而反对宋，此事至今尚未解决。（《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七三）
可见宋美龄一回来就不理蒋介石，住在孔祥熙家里负气不归。依常情而言，此次在外交上打了一个大胜仗，载誉归来，又夫妻分别将近九个月，理应欢喜做一团，然而不仅没有相见欢，反而不洽，已多蹊跷。唐纵听说的那些为孔、宋做官的事而不洽，岂其然哉？岂止此哉？直至十月初，蒋夫人仍住新开市孔公馆，而“委座尝于私人室内做疲劳的吁叹，其生活亦苦矣”。（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八四）显然感情发生了裂痕，显然老婆对丈夫不洽，而非丈夫对老婆不洽。虽然夫妇两人一道于十一月十八日由重庆起飞，出席开罗会议。回来后，又是一次外交上的胜利，但宋美龄还是没有和蒋介石和好，终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飞车十万程”，又去外国矣。蓬莱恩怨之所以未分明，因未深探宋美龄的感情世界。她与威尔基在重庆一见如故，威尔基热情为她安排风光的访美之行，到美国后又常相陪伴，纽约那次两万人的演讲会又由两人同时登台。旧梦重温，自在意中。吴宓说“蒋公别有所爱”，未免冤枉蒋公矣。实际上是宋女别有所爱。宋美龄一九四四年七月偕姊姊蔼龄到巴西，九月即转去美国，又说是健康关系，但蒋介石的顾问拉铁摩尔看在眼里，“好像是故意要离开”（Ｔｈｉｓ ｌｏｏｋｅｄ ｌｉｋｅ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ｇｅｔ ａｗａｙ）。（见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Ｃｈｉｎａ Ｍｅｍｏｉｒｓ，Ｐ．１８６）威尔基于同年十月八日死去，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战胜利日本签降后才回国。其彩凤单飞、弋者难慕，固已昭昭在识者眼中。虽然在形式上，这对政治夫妻一直都在串假戏，想欺人耳目。董显光《蒋总统传》曾写蒋介石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在蒋夫人飞往南美从事于健康休养之前，为夫人举行的一个非正式茶会中，颇咎其僚属与党员不将外间谣言（预期蒋总统与夫人将不免有仳离之结果者）见告”。夫妻二人，虽然若无其事，但是宋美龄“健康休养”一养要养到南美洲去，若非志在负气，似乎也不必养那么远。宋美龄一生有一极大特色，就是喜欢洋人、洋男人，在洋男人面前，工谄善媚的程度，有时连洋男人都为之咋舌。罗斯福之子埃利奥特·罗斯福（Ｅｌｌｉｏｔｔ Ｒｏｏｓｅｖｅｌｔ）在《罗斯福见闻秘录》（Ａｓ Ｈｅ Ｓａｗ It）记开罗会议时，他代表他爸爸参加蒋氏夫妇的鸡尾酒会：
蒋夫人走到我的身旁，毫不停留地把我带到两张并排放着的椅子上坐下。我觉得她像一位颇为老练的演员。差不多有半小时之久，她生动地、有风趣地、热心地谈着——而她老是设法把我来作为我们谈话的中心。这种恭维与魅惑的功夫之熟练到家是多少年我难得碰到的。她谈到她的国家，可是所谈的范围只是限于劝我在战后移居到那儿去。她问我是否对畜牧农场发生兴趣，那么中国的西北对我简直是最理想的地方了。她为我描画出一个有能力、有决心的人从中国苦力的劳作中所能集积起的财富的金色画面以后，她把身子靠向前来，闪耀着光彩的眼睛凝视着我，同意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她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膝盖上。在最初的几分钟内，我极力地对自己说：这位夫人只是对我们之间的谈话感到浓厚的兴趣，而在她的心中绝无其他任何动机。可是在她的神态之中却有一种与绝对的真挚不相融洽的生硬的欢娱的光彩。我绝对不曾相信我是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以致她认为必须将我征服，使我很快地变成她的好友，为了任何将来的其他的目的。不过我却相信蒋夫人多少年来始终是以一种征服人的魅惑与假装对她的谈话对方发生兴趣的方式来应付人们——尤其是男人——以致现在这变成了她的第二性格。而我怕看她的第一性格发作，说实话，那会吓坏了我。（Ｐ．１５２）
小罗斯福说宋美龄施媚功，把手放在他膝上谈话，这种肢体语言，自是洋男人独享的。在所有宋美龄的照片中，她与洋男人挨肩搭膀的照片，层出不穷；但对本国男人，却高高在上，保持距离。她见李登辉时，甚至坐着接受李登辉的鞠躬如也，和弯腰站着的这个台湾人握手，其气焰可想！从宋美龄喜欢洋男人却反倒嫁给中国土流氓一事上看，乃爱慕权势使然，三十之年，只有嫁那土流氓才能满足她的权力欲，因此只好委身相向。但权力欲和性欲毕竟不能两全，因此只好望洋兴叹、改土归流以终老矣。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说抗战时香港吃紧，“政府派飞机往接在港人士，但通过孔家，产生‘飞机载运洋狗’之新闻，引起西南联大学生抗议。蒋刚责问，蒋宋美龄则在一怒之下出走，避居黄山，数日之后蒋往解谢了事”。又说“蒋夫人也数度以养伤名义出国”，“先往香港，后去巴西。……当她滞留海外时，谣传蒋宋婚姻发生问题，甚至蒋纳藏情妇，经蒋召集茶话会否认，事载白修德、涂克门（塔奇曼）各人书中。”“难道大历史不能脱离私人生活之细节，及于风闻谣传？又有如何之大人物全无私人生活之疵瑕？”（页二五一）黄仁宇这种为蒋介石回护的手法，是可鄙的，也绝非什么大历史。其实，大历史何须标榜，真正的良史自成其大，就是能从大处着眼解释出历史真相。御用学者吹捧蒋宋之功，从蒋夫人访美到开罗会议，无不曲笔；拥蒋史家反对追究细节，将大人物私人生活之瑕疵，尽行开脱，殊不知要弄清历史真相，就得把那些曲笔与开脱，不论大小，一律不予放过。从宋美龄访美到开罗会议，这段历史的正确解释乃是风光之来，其来有渐，远靠中国人民辛苦抗战之功、近拜蒋委员长捉奸失败之赐，威尔基“最难辜负美人恩”，也难辜负本夫恩，因而代蒋氏夫妇转败为功，说动罗斯福让宋美龄访美、让蒋氏夫妇去开罗。王安石说“世间祸故不可忽，箦中死尸能报仇”，威尔基却是“世间祸故不可忽，远洋老美能报恩”。——西哲每以偶发事件解释历史真相，谈言微中、片言而决，这段历史真相，一言道破，洵可如是观。
第五节 毁灭种子之根
美国学者易劳逸（Ｌｉｙｏｄ Ｅ．Ｅａｓｔｍａｎ）于一九八四年出版了一本书叫《毁灭的种子——二战以及战后的国民党中国》（Ｔｈｅ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li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９３７—１９４９），中译本改称《蒋介石与蒋经国——毁灭的种子》。该书探讨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的原因，发现毁灭的种子，早在抗战期间就已播种了，诸如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加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离心、农村贫富距离的扩大、政府对农民的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不一而足、贪污腐化与投机倒把极为普遍、农民贫困饥饿怨愤到造反的地步，以及国民党军队抗敌能力的日趋衰弱，以至于消极和腐败。因此，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缺少美援，而是因为其本身的弊病与缺失。
易劳逸虽于知人论事上，不免陷于均衡不够、比例不对、角度不足，然毕竟花了工夫，察看了不少国民党自己的文献，捡到很多货真价实的史证。他只是没来得及看到侍从室组长唐纵的日记，否则他的许多个别论断可以得到更具权威性的印证。唐纵时而透露抗战期间政府内部的腐败、地方与中央的对立、国共之间的摩擦、物价高涨引起抢米的风潮、川中军人政客相互的勾结、重庆囤积居奇风气之盛、知识分子的没落与苦闷，以及民间之极端困苦，如一九四三年的浙江“民众食糠秕、树皮；广东有的人在食人肉”。（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三六五）
这些“毁灭的种子”在确凿的文证下，绝非反国民党者的诬控，而系实有。然而“种子”也有其根源，欲追根究源，必须一究蒋介石。他是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发号施令，操生杀大权，上下莫敢违背。然则国民党的失败无疑是蒋氏领导之失败。
抗战初起之时，举国同仇敌忾，蒋氏个人声望达到巅峰，原可团结全民，有所作为，奈眼光不远，气度更不够恢弘，陈寅恪于抗战后期初见蒋介石，即有“看花愁近最高楼”之叹，认为其人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