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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起之时，举国同仇敌忾，蒋氏个人声望达到巅峰，原可团结全民，有所作为，奈眼光不远，气度更不够恢弘，陈寅恪于抗战后期初见蒋介石，即有“看花愁近最高楼”之叹，认为其人不足有为。陈寅恪仅凭史家锐识，而陈布雷更洞见“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固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恐将脱节”。（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五一）以陈布雷与蒋之亲近、相知之深，此一观察自具相当的权威性。处理国事如同家事，正见其人器宇的狭小。这种小家子气，使他只能成为一种党派、一群特务、一个孔宋集团的领袖，而不足成为全国全民的领袖。
职是之故，蒋介石于抗战之前靠特务，于抗战爆发后仍须靠特务。当年孙中山联俄容共重组国民党，由俄国顾问鲍罗廷之助，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组织、像个样子的纪律，以及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是蒋介石一清党，把纪律与群众与左派一起扫地出门，而同时军阀、地主、流氓、旧官僚都加入了蒋介石的国民党。这个样子的国民党自不免组织松懈、纪律废弛、精神衰颓、基础空虚。于是一些小组织便应运而生，诸如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中心的ＣＣ派、以黄埔同学为核心的复兴社。派系虽异，拥蒋则一，在法西斯高涨的三十年代，ＣＣ与复兴社就是特务组织，蒋之爪牙，领袖的耳目，为一人整异己。
抗战以来，蒋介石声望一时骤升，在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奢望下，想把包括汪精卫的改组派以及共产党在内的一切“异端”政治组织，都消化容纳在他的权威之下，但并未成功。不过当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在武汉举行时，通过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选蒋介石为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以蒋为团长，七月九日，三青团的中央团在武昌正式成立。陈布雷记此事说：
自五月至七月，蒋公策划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余承命准备文字并参加讨论章则规制，颇费心力。蒋公设置此团，起意于去年在南京时，刘健群为拟宣言及告青年书稿，但蒋公必欲余改撰。余自京至汉对于此文，凡五易其稿，终觉不惬意。最后所发表者，乃潘公展君所起草而余为之酌加修润并经蒋公亲自核改者也。（《陈布雷回忆录》，页八十一）
足见蒋极为重视这个三青团，亲自督促、亲自核定。成立之后，陈诚、朱家骅、张治中先后任书记长。康泽一直是支配人物，最后由蒋经国夺取领导地位。但是三青团并没有使复兴社（蓝衣社）、青白社（ＣＣ系）等小组织消失，实际上成为这些小组织争夺的另一小组织，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反而更趋激烈，并未能如蒋介石所宣称的，使三青团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惟一组织。其活动仍甚具秘密性质，在学生和教师中从事特务活动，打小报告，检举左派之类。蒋介石号召三青团，“聚集全国青年，力行抗战建国纲领”，固然也在敌后沦陷区从事谍报与恐怖活动、提供战地服务等等，然而抗日之余，更积极防共，甚至深入共产党根据地进行宣传、破坏、捣乱、暗杀等工作。有趣的是，三青团的最大敌人乃来自国民党内部。三青团原是蒋氏授意下的党内产物，带有来自母体的遗传因子，成为争权夺利的竞技场，造成更为复杂的国民党党内纠纷。三青团团员人数持续增长，从一九三八年下半年的一千余人增加到一九四五年的百万人，俨然已成党内之党，难怪于抗战胜利之后，闹着要与国民党分家。其实，蒋介石既是国民党的总裁，又是三青团的团长，如何分法？还不是在蒋之训斥下，党团合并。合并虽合并，仍走回党内派系纷争的老路。
蒋介石欲以三青团为“惟一的组织”，并不确实。三青团成立不久后的一九三八年八月，又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设立“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将特务组织半公开化，由秘书长朱家骅出任局长，实际任务则由副局长徐恩曾负责。负责些什么任务呢？主要是对付共产党、监察国民党党员，以及执行其他特工。一九三九年元月以后，中日战争已胶着状况，蒋介石又把心思放在应付共产党，中统更着重查防共党以及其他政治异己分子，从外围监视到内部渗透，特务细胞扩展到学校、工厂和其他社会团体，除了中共驻渝代表以及较为著名的知识分子或民主人士，不敢公然抓人外，其余无论个人或团体，一经发觉，立予逮捕或破坏。中统的特务还打进延安，吸收共产党叛徒；混进校园，组织特务学生，如沙坪坝中央大学的生路社、民锋社、自强社，出版刊物宣传，并做监视与制作黑名单的工作。中统再根据黑名单，用种种方式打击不听话的学生。根据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中统局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中提出的对共党方略的报告，抗战期间自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二年期间，有八千一百九十四名共产党员被捕、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九名共产党员自首。再看中统徐恩曾所拟、陈布雷修订、蒋介石核定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秘密文件，更可见中统的主力几乎全用在反共、防共，而非抗日。甚至与日本人合作的汉奸合作，以打击敌后的共产党活动。
中统之外，还有军统，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是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于武昌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全国临时大会上决定设立的。蒋介石把中统交给徐恩曾、把军统交给戴笠。戴虽是副局长，但操有实权。军统的前身是复兴社的特务处，特务处的前身则是军事委员会的密查组，原由戴笠等十个人搞起来的。
复兴社组成后，蒋介石兼任社长，特务处长即由戴笠担任。一九三二年，蒋又派戴兼任陈立夫主持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以便公开搞特务。军统正式成立后，戴笠因蒋之授意，一手包办工作、人事、经费等等，直接对蒋负责。军统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编制愈来愈大，显然蒋介石靠特务巩固权势，特务组织当然愈大愈好。据曾任军统总务处处长的沈醉估计，在抗战期间，“各种名称的特务训练班有四十多个”，又说：
内勤工作的特务有一千四百多人，都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军统局局本部和磁器口乡下办事处。内勤和外勤最多时近五万名，除在国内设区、站、组和爆破、破坏、行动等总队、大队等外，在国外许多地方都设立了站和组及通讯员。当时每一个外勤特务都有几个到几十个运用人员。全部算起来为数就太多了。（沈醉《军统内幕》上册，页五）
军统尚与美国海军情报署合作组成“中美合作所”（Ｓｉｎ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美方的目的是要刺探日军在华、在太平洋以及在东南亚的情报。据沈醉说，美国人也显然想要刺探中国的情报。中方刺探不到美国的情报，然而获得了大量的器材，包括整人与逼供的器材，以及无数的枪械弹药。这些器材与弹药不用之日本侵略者，而用之于包括中共在内的政治异己，美国人也只好眼开眼闭或视若无睹了。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成为政治犯的集中营，于大陆易手前，全被枪决，美国人应有“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遗憾。凡重视人权与民主的人，都会谴责中美特务合作的暴行。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自家人唐纵对戴笠大搞“中美合作”居然也有微词，如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宴请中美合作所全体美国人，有记曰：“他（戴笠）约有几十位女人，陪伴美国军官士兵，有的女人被糟蹋了！开一次宴会百余万元，场面可谓大矣！”（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八○）
然而此一劳民伤财、侮辱妇女、对付自己同胞的中美合作所，颇得蒋介石的嘉许，尤其欣赏所内美国刑具。军统处长沈醉回忆，一九四五年秋天蒋至中美所检阅培训学生，有记道：
学生们刚开始进行一些分列式表演和美国式的操法时，蒋的兴趣还不很大。等到进行刑警课目表演时，蒋介石看到美国教官指挥这些特务学生如何去追捕人犯、骑警握着美国橡皮棍如何冲入人群殴打群众，以及警犬搜查等表演时，直乐得手舞足蹈连声叫好起来。戴笠和贝乐利看到这种情况，便交头接耳，后悔没有多安排点这类使蒋最感兴趣的精彩节目。（沈醉《军统内幕》，页三七一）
在蒋介石的“嘉许”下，在抗战期间，特务组织与势力可谓一枝独秀。戴笠的权势更不可一世，在沈醉的笔下，他常常怒骂责打，甚至随兴枪毙人。但在蒋介石面前，仍然是领袖的一条忠狗。我们又在唐纵的日记中见到，戴笠如何因一时失去蒋对他的信心而感到苦闷，以及在被蒋叱责后如何奉命惟谨。最具戏剧化的，见之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六日所记：
为了张超的事，雨农（戴笠）跪在委员长面前恳求惩办叶成，委员长责备他不要人格、要挟领袖，因此雨农写这样一个长的报告请求辞职。跪恳的事，谁能做？非有人所不能的精神，谁肯如此做？我想委员长不会让他辞。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七十五）
张超是戴笠派在福建的军统站长。叶成是黄埔三期生，曾任蒋之侍从副官，时为福建保安处长，判处张超死刑。戴咽不下这口气，不惜向蒋介石跪恳哭诉，但仍然扳不倒蒋之副官。
唐纵还透露，戴笠为胡宗南培养一个叫叶霞翟的女人，以便掌握胡之一生。他又在“香港预购了个有名容太太的女儿，刚才十六岁，献给宋（子文）”，以“迷魂的女人”来对付国舅。 （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五三）类此可以略见，戴笠搞的是些什么勾当，他不仅仅是要对付敌人与异己，而且还要在自家人身上下工夫呢。据估计，至抗战结束时，蒋介石的军统人马已有十万之众，高居当时全世界特务与秘密警察组织之首。（参阅Ｗａｋｅｍａｎ，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Ｐ．６０）
特务势力固然有其作用，尤其在宣传、分化、威逼、利诱、破坏上，有立竿见影之效，蒋介石亦以此为其权力基础最稳固的奠基石，但是代价极大。特务的横行霸道、无法无天，诸如强行撤迁民房、奸淫妇女、滥捕知识分子，造成难以化解的民怨与民愤。在特务的淫威下，一般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然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旦决堤，莫之能御。蒋介石靠特务起家，但特务也为他散布了毁灭的种子。
第一节 吃掉龙云
毛泽东讥笑蒋介石蹲在山上等待抗战胜利，胜利等到了，便要下山摘桃子——胜利的果实，“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参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一○七○、一○七四、一○七五）问题不是他要摘桃子，而是他要把整棵桃树上所结的桃子，一家独摘，不许旁人插手。
蒋介石自武汉迁都重庆后，已经抗战不力，把力气用在对内，想铲除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地方势力，以连成一党专政、特务统治、保甲制度三位一体的个人独裁政治。珍珠港事变后，知道美国人迟早会打败日本，蒋氏心思更加对内不对外了，老早就准备摘取所有的桃子了。
这种心思最具体的表现，可见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出版，由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此书借提倡民族主义来美化传统文化，进而反对“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其本质仍然是想抢道统，以强化其政统。道统是中国圣道继承的系统，它的制式说法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承。孟子最早以道统自命，一千一百多年后，唐朝的韩愈更大加发展此一理论。他写《原道》，说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字里行间，俨然以道统自任。韩愈的道统理论，到了宋朝朱熹时候，又有了进一步的阐扬，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说：“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在这里，朱熹显然言远旨近，也有在道统上插一脚的用意了。南宋的叶适虽然拆穿了朱熹他们对道统的捏造，但是捏造的道统，还是一脉相传下来，不但相传下来，并且被治统中的政治人物给“仙人偷桃”过去，因为政治人物发现道统是个好东西，正可符合统治者的要求。符合统治者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