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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备供咨询外，对外未发表任何谈话或书面声明，借保机密。即如中央大学与中央政治大学，曾数次邀请，做公开讲演，均经婉谢。而奉最高当局面谕，预定在中央纪念周之报告，亦未果行”。为什么如此？原因无他，蒋政府要卸责，要骗中国人民，说外蒙古不是我要它独立的，乃是经由“公民投票”独立的。如今“公民投票”既是假的，则外蒙古独立即失其依据。外蒙古不独立，蒋政府就不能完成卖国的壮举了，所以只好一切遮盖。雷法章当然也不敢吭气了。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中说外蒙古“公民投票”，四十九万合格投票人，参加者有百分之九十八，一致赞成独立，但是雷法章说：“外蒙古的公民投票，是一件法律的滑稽剧，不仅外蒙政府自己知道、我们知道，甚至于世界各国又哪有不知道的呢？我们的论断，绝不是主观的偏见，是有具体的事实与理由为根据的。”（雷法章《故国河山话外蒙——民国三十四年库伦视察记》载《中外杂志》）蒋经国在《风雨中的宁静》也承认“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也知道中国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中国的“国民”一定会说蒋介石的国民党“出卖了国土”，正因为有这一清楚知道，所以国民党要一切遮盖，想用“先立密约”、“公民投票”种种的方式，来达到既卖国又脱罪的目的。但是，正如苏联独裁者所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蒋介石辛苦多年的张为幻，最后还是落得个欲盖弥彰。连雷法章自己，在蒋介石死后、在信基督教走火入魔以后，都要小心翼翼地把内幕抖了出来，使我们恍然当时的一些真相。这真是“主耶稣”的“奇迹重现”了！（雷法章曾写《奇迹重现》一文，发表在《基督教论坛》，特此借喻一下。）
王世杰从苏联卖国回来，说这个条约可保中苏三十年的和平，要求顺利通过。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九十九位国民党训政时期的立法委员，在重庆国民政府大礼堂集会，由院长孙科宣布赞成的立委请起立的时候，九十五位站了起来，只有四个人反对。于是，国民党总裁、国民党外交部长卖国以后，国民党立法委员也卖国了。第二年，孙科在留美同学会讲“亲美乎？亲苏乎？”有这样的说话：
订此条约我们的损失已很大了，但能以三十年友好条约的代价，在三十年中让我们埋头苦干建设起来，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还值得。待三十年后，中国强大了，收回损失，尚未为晚，用远大眼光研讨这个条约，所以终于批准了。（《中央周刊》中央日报出版）
好个“三十年”的“远大眼光”！何必三十年呢？苏联第一年就给了蒋介石好看。苏联军队在东北奸、掠，孙科在文章中也抱怨，为了避免纠纷，中国政府虽有充分的理由，也装哑巴不说话。
苏联既已违约背信，而蒋介石的外交部仍不知采取行动，还在“仍一向恪守其由此约产生之一切义务”呢！签订卖国条约后两年——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王世杰在国民参政会报告，还说：“关于中苏关系，中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系依照参政会之决议，努力求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严格履行。”还说这种傻话呢？直到被苏联耍得七荤八素之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发出《宣布与苏联断绝邦交之声明》，后又在联合国提出控苏案。其实控苏的理由，早在四年前——一九四五年——就已成立，但是为什么要到一九五三年那么晚、那么迟才表态废弃中苏友好条约呢？原来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要求通过废止二次大战的秘密协定，三天以后，台湾这边就废了约。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新生报》载：
我废止中苏条约具充分法律根据
根本无需与他国商谈 沈昌焕答复记者询问
〔本报讯〕政府发言人沈昌焕昨（二十三）晚答复记者询问时，断然否认我国废弃中苏友好条约之决定，系与美总统艾森豪威尔元月三日向美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有任何关联。沈氏强调这是我国的主权行为，“这是我国自己的事，纯粹是中国政府自己的决定”，根本不需与美国商谈。
但是邵毓麟明白透露，他在艾森豪威尔否定雅尔塔密约之后，于二月二十五日上午请见蒋介石，报告说：“我国在联合国大会所提‘控苏案’，大会仅决议苏俄并未遵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未予惩处。实则苏俄利用雅尔塔美俄英秘密协定，既逼我签订中苏条约，又凭此约，占领东北，协助中共，使我大陆沦陷。过去我为顾虑美国关系，迟未采取行动，如今美国总统既经公开否认雅尔塔密约，我实应立刻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昭告国内外人士。”蒋介石听了，连说：“很对，很对，就请你立刻去告秘书长办理。”于是邵毓麟立刻到了王世杰的办公室，说明“奉谕”经过，王世杰一面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一面电邀外交部长叶公超立刻前来会谈。就这样，在当天下午，由国民党外交部发表，正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见邵毓麟《奉派驻韩外交代表又无疾而终》，《传记文学》第三十一卷第六期）
邵毓麟的透露，说明了为什么苏联早就违约背信而蒋介石不早点废约，为什么拖到八年以后才废约。蒋介石到一九五三年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固对外蒙古独立等既成事实，不能移动分毫，但是，蒋介石敢在上当后八年，顺着美国人眼色废除此约，也算稍舒窘局，趁此大宣传特宣传，自然也是一件快事。不料，好景不常，又过了八年，外蒙古独立之未足，竟要加入联合国了。蒋介石大吃一惊！因为这时蒋政权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有否决权在手，外蒙古入会而不否决，即无异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本没废；若予否决，则苏联必然也否决日本与非洲许多小国入会，蒋介石的岛国是禁不住非洲小国和美国的迁怒的。于是，蒋介石又放水了！对外蒙古入会问题，它不敢使用否决权了！蒋介石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二、十四、十六日主持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发表《贯彻本党的时代使命和革命任务——动员、革新、战斗》，秘密地说：他“避免使用否决权”，是“不得不勉循盟邦之请”，因而不得不又来一次“严重的失败和耻辱”。他说他“避免使用否决权”，“对国内民心士气的影响，则是相当沉重的”。他还说：“在防阻匪伪入会的间接目的上，我们可以算是换取了一次迂回战的胜利”，换言之，如果否决外蒙入会，可能连自己的席次都保不了！
蒋介石、王世杰认为同苏联签约，可对苏联有个约束，这是完全不懂近代外交史的。因为在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前，苏联至少已有过二十三次违约背信的纪录。（详阅李敖《蒋介石研究四集》，页一九九至二ＯＯ）这么多违约背信的纪录，除几次有待一九四五年以后正式证实者外，至少有十八次以上，都在签订所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前违约背信在案。有这么多次前科的国家，居然还同他“友好同盟”，这岂不太无知了吗？何况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已同苏联订过一个《中苏互不侵犯协定》，第二条中明说：
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但在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访问德国之后，访问苏联。苏联外交部次长在三月二十七日对国民党驻俄大使说：“斯大林接见松冈，是纯礼貌问题。”四月十一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国民党政府说：“苏联不为自己而牺牲友邦的利益，苏联政府对松冈是照例招待。”但是《苏日中立协定》竟在第三天——四月十三日公布了。一九四一年违约背信如彼，蒋介石、王世杰居然于一九四五年还同它签约如此，还要相信它如此！
蒋介石于一九四五年要王世杰拆下的这个烂污，又要蒋廷黻在一九四九年替他绞尽脑汁，去进行控苏案。这就恰像一八七九年（清光绪五年）崇厚跟俄国人订的误国条约一样，害得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由曾纪泽替他擦屁股。中国人真倒霉，在对付俄国人的问题上，老是碰到庸吏误国，并且蒋介石、王世杰这一次，又不知比崇厚失去伊犁严重得多少，除东北的利权外，失去了面积五十八万平方英里，比台湾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
外交史家出身的蒋廷黻在《三年控苏的奋斗》一文里，有这样的评论：
关于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苏签订的条约和换文，我一认真研究，就感觉诧异。这个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
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苏俄如严格遵守这条约及换文，于苏俄只有利而无害。任何公平的研究员，不能避免这个结论。
所以，结论是，蒋介石、王世杰之罪浮于崇厚之上。但是即使在腐败的清政府，当崇厚拆了烂污，都要拔去花翎、革职锁拿、下狱论罪；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王世杰呢？因为肯背黑锅、肯替主子“断腕”，在蒋介石的护航下，一路官运亨通！他不但一身同肩党（中宣部、青年团、监事会、中训团）政（参政会、中央设计局）军（参事室）七机构之首长或幕僚长重任，并且自外交部长而总统府秘书长、而中央研究院院长、而“世仰高贤”（这是国民党《中央日报》所登郑彦的话）而死！
在高压的政治统治之下，没有公道与是非可言，然而历史必不容抹杀公道与是非，但是学历史的“海外学人”许倬云，在《追念王雪艇先生》中竟然说：
中国在无可奈何的情势下，不得不签订中苏间的新约。明知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没有人愿意担任签约的任务。但是国家在那种情势下，此约又非签不可。雪公忍辱负重，毅然出使，不仅任劳，而且为国任怨。天下事，任劳易而任怨难，也只有仗这份问心无愧的书生本色，他才能吞下这口难忍的内心伤痛。这番国之大臣的苦心不是一般血气偾张的虚骄之辈能了解的。（《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四期）
不仅不秉笔直书，反而要留下呈献谀词的记录。许倬云谈“国之大臣的苦心”，他可想到这个故事吗？就是“军阀”收回外蒙古的故事。一九一九年，外蒙古闹独立，“军阀”徐树铮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决定派兵入蒙，于是以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资格，亲自摆平，前后花二十二天，不费一兵一弹，完成了收复外蒙的工作。他的功业，引出了一段公论。据他的儿子徐道邻在《徐树铮先生文集年谱合刊》里说：
先生到京之后，除了向政府报告，还有电报报告在上海的中山先生（十一月二十四），中山先生也有回电庆贺他的成就（二十六日），内中有下面这几句：“比得来电，谂知蒙回内向。吾国久无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者也。”
徐树铮因为不是国民党，国民党中有些持“非我族类”观点的人，就感到这个贺电太肯定别人了，不高兴。据《国父年谱》：“中山先生这个贺电，还引起了党人（凌钺）的抗议。中山先生批复：‘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
“公论自不可没！”这表示出真正爱国者的与国同休戚，真正爱党者的与人为善，这种公道与胸襟，实在值得学习、值得反省、值得作为榜样。远在一九一二年，国民党就知道外蒙古的重要，戴传贤主持上海《民权报》，就在《蒙古丢了》一文中，警告：“若犹梦梦也，则蒙古非我有矣！蒙古去，而中华民国亦随之去矣！”可见国民党深知外蒙古绝不能丢。外蒙古由“军阀”手中收回，国民党却不如“军阀”爱国；外蒙古由国民党手中失去，国民党却反骂“军阀”卖国，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公论”吗？
许倬云说：“国家在那种情势下，此约又非签不可”，亦非事实。连蒋介石都在《苏俄在中国》中说：“我中华民国未曾参加雅尔塔会议，而美政府当时亦未曾咨商我政府，我们自可不受其拘束。当然我们与苏俄谈判订约，亦是受他们美国的劝告，不过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