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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把毛泽东得天下，说成苏联侵华，绝非事实，不过是把自己失败的责任推给苏联，只是遗憾卖了外蒙，仍无法挽救他在大陆的政权。长久以来，除了李敖之外，没有人敢直指蒋介石出卖外蒙。不过，蒋是自承罪愆的。他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三日，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二十五卷），有秘密谈话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页一二Ｏ）他还说签约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页一二一）蒋介石明确地归属了责任所在。他在签约七年后，自己承认当年签约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页一二Ｏ）在这《对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开始，蒋介石就表示他“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互勘与对比了这些文件，我们对抗战胜利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才会有完整的了解；并对自称“民族救星”的“高瞻远瞩”，才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第五节 国共和谈因何破裂
蒋介石丢掉大陆江山，责怪苏俄帮中共的忙、责怪美国为德不卒、责怪毛泽东谈谈打打！其实，这些都是遁词，和或战都是他的决定。他在抗战后期就想以军事解决共产党问题，抗战胜利后在中外压力下，不得不摆出谈和的姿态，但他的“和”无异要人降，根本是逼中共“战”。他原以为可以一举消灭中共，哪知反被中共赶出大陆。他承受和谈破裂之“果”，由于他先种下了和谈破裂之“因”。
战时美国的对华政策，近程目标是增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至少不至于溃败；远程目标则是于战后希望出现一强大团结而民主的中国。“民主”，乃是与法西斯、马克思鼎足而立的三大潮流之一，美国是盟主，故民主亦可为亲美的代名词。“团结”，才能解决当时中国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尤其是国共间的矛盾，才能统一、才能避免美国国务卿伯恩斯（Ｊａｍｅｓ Ｆ． Ｂｙｒｎｅｓ）所谓的“兄弟阋墙之争”（ｆｒａｔｒｉｃｉｄ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见Ｂｙｒｎｅｓ，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Ｆｒａｎｋlｙ Ｐ．２２６）、才能有效地打败日本、才能成为像个样子的现代国家。“强大”，因为中国太弱，非强大不足以于日本败亡后，填补权力真空，成为亚洲的稳定力量，罗斯福以四强名义相授，可说是给中国打一强心针。这是罗斯福的既定政策，而由杜鲁门全盘承继。罗、杜两总统先后派遣居里 （Ｌａｕｃｈｌｉｎ Ｃｕｒｉｅ）、威尔基、华莱士、赫尔利（Ｐａｒｔｉｃｋ Ｈｕｒｌｅｙ）、马歇尔（Ｇｅｏｒｇｅ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等特使来华，都直接、间接与执行此一近程、远程的政策有关。即使蒋介石所指责的“亲共”的史迪威，也是奉行此一政策的。以近程言，为了有效击败日本，扭转中国战场的劣势，美国想武装八路军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更不必说当时美军原有在中国沿海登陆的计划，需要包括共军在内所有中国军队的配合。以远程言，从美国人的现实观点看，中国要民主团结，必须先要容纳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各派。美国人固然全力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但也不喜欢蒋介石独裁。所以“亲共”的史迪威固然冒蒋介石之大不韪去延安，“亲蒋”的赫尔利也要冒蒋介石的大不韪去延安。蒋介石虽向美国人力言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但美国政府的情报确认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疏而不密。伯恩斯、赫尔利与斯大林等苏俄领导人接触中，也体会到俄国共产党对毛共的轻蔑与不在乎。当时在重庆的美国使馆中不少外交人员即认为毛泽东仅仅是土地改革者，未免失之天真，但是中共不是苏俄的第五纵队而是一股中国内部势力，并赢得不少民主人士的认同，乃是不可动摇的事实。既然是国内势力，从美国人的观点看，非团结不足以言民主。更重要的，不团结中共，中国内战势不可免。内战一打起来，民主统一的中国固然泡汤，甚至造成亚洲的动荡，威胁世界和平，既不符合美国利益，亦非美国人所乐见。罗斯福的副总统华莱士于一九四四年访问重庆时，即亲闻蒋介石一意诋毁中共时，充满恼恨与拙劣的逻辑（ｆｕｌｌ ｏｆ ｂｉｔｔｅ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ｌｏｇｉｃ），担心他将成为中国的克伦斯基（Ａ．Ｆ．Ｋｅｒｅｎｓｋｙ）（见Ｂｌｕm ｅｄ．，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Ｐ。３５１）可谓不幸而言中，最后毛泽东取代蒋介石正如列宁取代克伦斯基。老蒋失去了江山，也伤害了美国的利益。
明了美国对华政策，才能理解为什么蒋介石的胡宗南大军包围陕北，养兵八年，时时窜动。而日本宣布投降时，虽然国共摩擦更趋激烈，仍不能立即用兵于一朝，直攻解放区，即因蒋不敢冒美国之大不韪，遽然发动内战也。国内厌战、反战的民意，在蒋介石心目中尚属次要。
事实上，国共和谈的始作俑者原是美国人。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对解放区采封锁与防堵甚至攻击的策略，不会主动与共产党和谈。然而罗斯福有鉴于蒋介石对日作战表现差劲，亟欲加强其作战能力，乃想到整合共军武力。再由于若干美国记者突破封锁线，访问延安，印象颇佳，认为极有气象，与重庆之委靡不振，呈现强烈的对比，更促进美国政府谋求联合共军、增进中国抗日实力的需求。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一日罗斯福派代表居里至渝，停留十六日，与蒋谈话十四次，谈及“防共而不抗日”的问题，敦促蒋“对共产党尽量优容”。（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上），页二Ｏ一四）开罗会议之后，罗斯福又派副总统华莱士（Ｈｅｎｒｙ Ｗａｌｌａｃｅ）来华，任务也包括劝蒋与中共谈判。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华莱士与蒋长谈四次。蒋强调中共比俄共更“共”、更坏，尽量挑拨离间之余，仍只好答应美国军事代表团访问延安。（Ｂｌｕｍ ｅｄ。，Ｔｈｅ Prｉｃｅ ｏｆ Ｖｉｓｉｏｎ：ｔｈｅ Ｄｉａｒｙ oｆ Ｈｅｎｒｙ Ａ．Ｗａｌｌａｃｅ，１９４２—１９４６，Ｐ．３３２—３３３，３５１—３５２）这个一二十人的代表团，就是所谓“狄克西团体”（Ｄｉｘｉ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或称“军事观察团”（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为蒋介石所不愿见的美毛关系之突破。蒋不愿见，因美毛军事合作若有进展，蒋势必无法独占美援，将更增强共军实力。其实当时在华不少官员，包括史迪威在内，都主张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援助延安以抗日。
不久罗斯福又派赫尔利于八月间以总统代表身份抵达重庆。此公军人出身，俄克拉何马州人，自信极强而天真烂漫。他于美国对华政策固然一清二楚，但对中国的情况却一知半解。他受到蒋氏夫妇热情招待，对蒋产生好感，在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下，积极助蒋团结抗日，助蒋建立军政统一的有效政府。换言之，他愿把赌注完全放在蒋之一边。即使如此，他仍须继续美毛间的对话，以及化解国共间的矛盾。他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以代理驻华大使的身份，亲自飞往延安，促进国共军事力量的统一。毛泽东答以统一团结先须使中共分享美援，赫尔利认为可由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来分配美援，并相信蒋介石会接受此议。周恩来乃应赫氏之请，同返重庆做进一步商谈。此无异由赫尔利逼成国共和谈。但蒋介石只肯“承认共产党公开之地位”，即此一点，尚需整编共军为国军，“完全由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绝对不答应联合政府，其实仍然要中共投降，与赫、毛在延安所得五点共识相差甚远。周恩来致函赫尔利，重申取消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蒋介石则以筹组容纳中共的“战时内阁”，作为回应。赫尔利乃转而支持蒋氏主张，使蒋“政治攻势”得逞。（参阅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四七三、四七六、四八五）简言之，赫氏赞同中共交出武力，然后邀共产党到蒋介石政府来做官的那种联合政府，认为是合理解决的办法。（参阅Lｏｈｂｅｃｋ，Ｐａｔｒｉｃｋ Ｊ． Ｈｕｒｌｅｙ，Ｐ。３１３—３１８）美国派在延安的军事观察团团长包瑞德（Ｃａｌ． Ｄａｖｉｄ Ｄ． Ｂａｒｎｅｔｔ）曾向毛泽东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做官。”毛回答说：
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放开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他（包瑞德）说：“不做不好。”我问：“为什么不好？”他说：“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我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们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毛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Ｏ三一）
毛泽东口气很大，充分显示不可能参加做官的联合政府，然而赫尔利初未料到蒋介石连做官的联合政府都不太情愿，更不必谈一九四四年九月在国民参政会上，所提出的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了。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抗战期间虽然国共合作，但中国共产党仍然是非法的，共产党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以“文化团体”的名义出席的，可见蒋对中共一直采取否定态度。除非中共自甘否定，无论“使用”或“联合”都无法真正落实。
赫尔利抵渝时，蒋介石与史迪威已闹得很不愉快。史迪威向蒋展示罗斯福的谴责函后，赫责史之不是，有助于蒋介石的“以夷制夷”，帮忙把史迪威给“制”掉了。史迪威离华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也辞职，遗缺即由赫尔利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承继。赫尔利大使便成为蒋介石的护航员，一九四五年五月国民党召开六全大会，赫尔利更产生乐观的幻想，以为蒋会走民主的路，中共可被迫合作（Ｂｕｈｉｔｅ，Ｈｕｒｌｅｙ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c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Ｐ．２１４），殊不知蒋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明说要“消灭共产党”（原件今存南京二档馆国民党中央党部档），而非合作，因而赞同蒋召集蒋所控制的国民大会，无视各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并附和蒋要求中共交出军队、交出地方政权，最多只能从蒋获得中共“合法地位”的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