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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说蒋恨民主人士入骨，完全正确。事实上，案发前一个多月的六月五日，蒋有明确指示“对民盟不必姑息”，“应施打击”。（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二二）霍不“姑息”民盟分子李公朴、闻一多以邀宠，则蒋虽不杀李、闻，而李、闻却因蒋而死矣。美国方面对此事件的反应是十分强烈的，杜鲁门总统于八月十日写了一封“措辞严峻”、“甚至唐突”的信，要求中国大使馆立即转送蒋介石，其中特别提到“最近昆明发生暗害中国著名自由主义者事件，不容忽视，这些残暴的谋杀事件不论其责任谁属，其结果已使美国注视中国局势，且日益认为中国当局只图以军队或秘密警察等暴力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而不采取民主手段”。（见《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页十七）马歇尔亦曾于有人在场时，当面向蒋介石提及李、闻二教授被刺事，令蒋十分难堪。（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３）
蒋介石连手无寸铁的民盟都容不了，遑论“小米加步枪”的中共，更遑论联合政府！但是联合政府乃是战后和谈的基础，基础既不存在，则国共停战不过是暂时的，虚有其表耳。至国共在东北公开兵戎相见，一发而难以收拾矣。
苏联军队进据东北后，最初阻止中共接收，然而由于蒋介石的过度亲美以及美军出现华北，使苏军延迟撤兵（斯大林要求美军同时撤出未果），乃不再阻止新四军与八路军发展。苏军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四日撤出长春，即由三万中共军队进入，逼投降国民党的伪满军退出。蒋遂以“俄国已决心在北满制造共产党伪政权”（见蒋介石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反省录）为理由，密令徐永昌进剿。此时虽距公开内战还有好几个月，但“停战”变成断断续续的“休战”，和平基本上已名存实亡。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苏军撤出东北，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回到南京，五月五日宣布还都，五月六日斯大林邀蒋介石访俄，蒋竟然认为是“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而加以拒绝。五月十九日开始在东北发动攻击，先后攻克四平街与公主岭，又于二十三日攻占长春。蒋原说共军非撤出长春不能继续和谈；马歇尔乃要求蒋下停战令以免扩大，而蒋以视察东北为名，告诉马歇尔回来再说。蒋显然觉得一举夺取长春，证明中共实不堪一击，乃想大打一阵后再停战。宋美龄陪蒋介石于五月二十四日抵达沈阳后，致一英文长函给马歇尔，除表示仍将遵守前订停战协定外，提出三项要求：一、中共让中央政府接受东北主权；二、中共不干涉恢复全国交通；三、国共代表意见不一时，美方有最后决定权。马将此函交周恩来，周于二十六日回信，原则上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只对所提三项要求略做澄清，并要求停战。但停战须等蒋回京，蒋到六月五日才回到南京，马歇尔立即要蒋宣布停战以便和谈，而蒋仅允休战十日，说是所有条件谈妥后再正式停战。马要求无限期停战，但蒋仅略做让步，允多休战五日（参阅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Ｖｏl 1，Ｐ．１３６—１３９）及休战期限将满，在各方压力下，蒋再延八天。最后中共对宋美龄提出的三项要求多少做了让步，但蒋介石又提出新要求，就是苏北地方政权问题。蒋不仅要共军自苏北撤走，而且共方警察、保安以及行政人员也须撤走，完全由国民党接收。中共不答应，只允按照政协决议原则选举改组政府之后，由新政府来接收。至六月二十九日休战期满前夕，虽经马歇尔苦心劝说，蒋仍不肯接受马氏的解决方案，也不肯暂行保留未有协议部分，不肯签字停战。也不愿宣布谈判破裂，于七月二日要国共五人小组：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王世杰、陈诚去商谈未了问题，谈了十天仍无结果，蒋借此下令开火，并立即登上庐山，显然是要躲避马歇尔。
马歇尔于七月十四日跟上庐山，此后飞来飞去，到九月一日为止，一共九上庐山（幸而马歇尔夫人也住在庐山，尚可公私两顾），一再向蒋进言停战，仍无办法。（见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Ｖｏｌ 1，Ｐ．１９０）蒋却于八月十一日又向中共提出五项要求：一、中共自苏北、皖北撤退；二、中共自热河朝阳撤出；三、中共自胶济铁路全线撤退；四、中共于六月七日以后所占晋、鲁各地须撤出；五、中共须于十月十日之前自兴安省撤退，自黑龙江、吉林两省撤出一半。这五项要求又超出苏北地方政权问题远甚，真是没完没了。中共则要求停战后才能谈，到九月底，蒋终于答应停战，马歇尔正感高兴，而此时蒋军进攻张家口打得顺手，中共抗议，若不立刻停止，和谈全面破裂，责任由国民党来负，顿形紧张。而蒋于十月二日又提出有关国府委员名额与驻军地点两点声明。这两点连马歇尔都感不妥，要求见蒋，蒋则避而不见，马将这两点声明交给周恩来后才得与蒋见面，此时马已气蒋，要求杜鲁门把他召回，司徒雷登也认为“蒋氏进军张家口，同时又利用马将军和我继续和平谈判，这会连累及美国方面的信誉的”。（《司徒雷登日记》，页九）最后马与司徒雷登大使于十月六日和蒋谈了八个钟头，连饭都没有吃，蒋仅仅答应停战十日。（见梁漱溟《忆往谈旧录》，页二Ｏ四）
周恩来见到蒋之两点声明已不高兴，及知马要中共于停战十日之内实行这二点才能停战，更感有助蒋为虐之嫌，于十月九日给马歇尔写了一个备忘录，说明不能接受两项要求的原因，并责怪马阴助蒋，无意和平。马歇尔辛苦一场，结果是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据董必武和王炳南告诉梁漱溟，马帅大发雷霆，气得发抖。（见《忆往谈旧录》，页二Ｏ七至二Ｏ八）
正在此危机时刻，国民党军队于十月十一日攻克了中共重要据点张家口，蒋介石得此佳音捷报，高兴之余，更不顾中共反对以及政协决议，拟于十一月十五日召开国民大会。国共之外的第三方面势力仍想做最后努力，蒋于十月二十一日接见中间派人士后，又立即飞往台湾，显无谈判诚意，至二十五日国民党拿下安东，大家才明白蒋早已决定大打特打了。
马歇尔声望极高、信心极强，对于调停失败当然耿耿于怀。连亲蒋的国民党学者邵玉铭，在他的司徒雷登传里，也不得不指出，马歇尔对蒋一意想用武力解决感到非常愤怒。（见 Ｓｈａｗ，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M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１７１）黄炎培于一九四七年元旦写的一首绝句：“去年一月政协开，今年决议烧作灰；借问将军马歇尔，将军端为何事来”（见许汉三《黄炎培年谱》，页二Ｏ一），很可表达马帅离华前的落寞心情。马歇尔最大的败笔是他以大力促成政协完成自由民主的决议，而不能大力使决议落实，他谴责国共双方的“极端（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派”破坏了和平（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ａ，Ｖｏl．１，Ｐ．４３１—４３３），实系外交辞令，因中共方面的意见相当一致，固然没有什么“极端派”，国民党方面派系虽多，一切都是蒋介石说了算，他若要和平，谁敢破坏？所以和战的关键人物无过于蒋。蒋一心要“消灭共匪”，原无意要和，然逼于情势，震于马歇尔的威名，不得不加以敷衍，后来发觉美国因战略关系，冷战形势已成，不会主动放弃蒋政府，也不会断绝军援、经援，更因反共的“麦卡锡主义”（ＭａＣａｒｔｈｙｉｓｍ）抬头，亲蒋的“中国游说团”（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ｂｂｙ）在华府实力强劲，乃有恃无恐，大耍起“瑞元无赖”的性格，令马帅九上庐山，吃尽苦头，而和谈不成。马歇尔于和谈失败后，曾于十二月一日与蒋介石见面，坦白警告蒋，内战将导致整个经济崩溃，绝不可忽视中共的力量，而蒋不同意马之悲观看法，认为中共在他的攻势下，不可能维持八至十个月。一周之后，蒋又向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即使没有美援，他亦将在十个月内消灭中共！（参阅Ｓｈａｗ，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１８４）蒋既一意要打，劝阻不成，打输了又怪美国人援助不力，又再度呈现了“瑞元无赖”的性格。
第一节 自知之明在哪里
当年蒋介石江西“剿匪”，以十倍之众，打不赢毛泽东，屡败者四，最后博古、李德插上一脚，毛泽东无用武之权，使蒋第五次围剿得逞。也许毛也不能挽救此败，然而毛竟将惨败的“流窜”转变为胜利的“长征”，败而不溃、退而不乱，又重新建起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叹为观止，视为神奇。蒋若有自知之明，应知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绝非毛俦，而蒋竟一直视毛为山野草寇，以为可能一举歼之。
抗战胜利之际，中共的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红军已逾百万，所辖人口近亿，更由于从事敌后游击，据有根据地，敌人一退，便可捷足先登，再加上严密的组织与严明的纪律，实已成气候。其军队虽仍是“小米加步枪”、其解放区虽仍是偏远地区，但已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雄心勃勃，显有问鼎中原之心。然而由于与国民党实力相比仍然悬殊、国际现实所逼、国内普遍厌战，不能亦不愿向国民党挑战，但求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之政府，重组结合各党派的联合政府，庶几取得合法之地位，分享政权。但是蒋介石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酣睡，他要中共于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就交出军队与地方政权，无异要毛泽东先率众投降，怎么可能？不可能，即欲以武力解决，重演当年江西剿“匪”的故伎，然而今昔异势，当年以十倍之众不能荡灭的“共匪”，而今能以三四倍之众来荡灭吗？
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中共已经坐大，不过他显然认为自己更加坐大。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大力援蒋，装备了不少精锐的嫡系师，而美国武器由于蒋之阻挡，未允一枪一炮进入共区。抗战胜利之后，又经陈诚的整编，把所谓杂牌淘汰殆尽。一九四六年六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军事援华法案》，赋予美国政府广泛权力为蒋编练军队，以及提供武器和设备。七月十六日，美国又赠蒋二百七十一艘舰艇；八月三十一日，美国又将八亿美元“剩余物资”以二折低价售蒋。而蒋开始大打内战之时，其陆、海、空军总兵力高达四百三十余万人。数量上固远远超过共军，装备之精良更非共军可望项背。在此一背景下，蒋才会在十月间南京军事会议上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军。既然五个月内可以打垮共军，又何必要和谈呢？难怪他在六月十七日纪念周上，公然说：“有人以为中共问题军事不足以解决，此乃大谬不然，过去军事不能解决的原因，由于日本掩护中共捣乱，今日人已经投降，军事解决为极容易之事。”（见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六二三）又在七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于不顾，至可痛惜也！”可见和谈拖了那么久，完全是由于杜鲁门与马歇尔的压力，否则老蒋早开打了。
蒋介石对打内战如此有信心，主要是只见“军事硬体”的精锐，未暇细检其军队“软件”的窳败。早在抗战期间，随着美援的增加，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反而下降，原因是高级军官没有斗志，甚至沉湎于女色、赌博与走私，而士兵们由征召甚至拉夫而来，训练时间既短又马虎，伙食和医疗条件更差，往往必须忍受饥寒与疾病，对伤兵的处理也极草率与不人道。 （参阅易劳逸《毁灭的种子》，第六章）著名美国记者报道说，国民党军官把士兵视若动物，任意殴打、处罚、甚至杀害。（见 Ｗhitｅ ａｎｄ Ｊａｃｏｂｙ，Ｔｈｕｎｄｅｒ Ｏｕ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Ｐ．１４０），美军顾问团也认为中国士兵的体质与营养均差。（Ｂａｒｒｅｔｔ，Ｄｉｘｉ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Ｐ． ６０）这种情况至抗战胜利并未见改善，这样子的军队又何来士气与战斗力之可言？
国民党军官的贪污腐败，在外国记者笔下，几乎是众口一词，似乎是只凭印象，没有实据。我们在此且举一个极具权威性实据的个例，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后，唐纵发现“雨农在神仙洞街之房屋，壮丽雄伟”，又发现“雨农兄在时有黄金千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