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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死前写遗书，给儿子们的信中有所自辩，这种自辩，他不对国民党同志说，而只对儿子们说，事有蹊跷。他写道：
泉儿、皋儿、皓儿、皑儿、明儿、乐儿：
父素体荏弱，遭时艰危，知识暗陋，而许身国事，性情孤僻，而不合时宜，积是因缘，常患严重之脑病，夏秋以来，病体益复不支，今乃中道弃汝等而去，如此下场，可谓不仁不智之至，内心只有悲惭，汝等不必哀痛，当念祖父逝世时仅四九岁，而父之年已过之矣。
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此点汝等或不详知，为父则知之最稔，汝等务必尽忠于国族、自立于社会，勤俭正直，坚忍淡泊，以保我家优良之家风，汝等现在已长大，当无待我之嘱咐。
汝母今后之痛苦不忍预想，汝等宜体我遗意，善为侍养，曲体亲心，皑儿最好能转近地，依汝母以居，好好予以安慰护持，明乐仍修毕学业，汝兄弟务宜友爱互助。
彦及 手书
这信中说“国家之中心领导此二十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显然是一种自辩，但这种自辩的结构是很勉强的，他已明白承认自己“知识暗陋”，对照起其他遗书中自觉“误国”与“自谴自责”的话，陈布雷对他子女“前进”反国民党，自己却“进退无措”做国民党，一定有他内心的矛盾、冲突与隐痛。这一现象，正因为发生在他自己的家庭之中，所以矛盾、冲突与隐痛就大为严重。他最后以一死来解脱，主要原因，是对自己“无可奈何之苦衷”、是对自己一个现实与理想对立的交代（参阅程沧波《布雷先生逝世十年祭》，《中央日报》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这种交代，不是对“反动派”的外人的，而是对“反动派”的家人的，对自己的“一生辛苦，乃落得如此一文不值之下场”，这是何等哀呼！陈布雷最后的以死自忏，正是在回应这一哀呼！
半生随陈布雷共患难的陶副官陶永标，在回忆（《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一九八三年四月《七十年代》）里说：
关于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两方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安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听从，而且事后表示不满。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示己忠贞，免得蒋介石猜疑。从这一点来说，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
陈布雷对蒋介石的最后哀呼，也正是他矛盾、冲突与隐痛的另一交代。他最后以“感激轻生之士”收场，要以一死来证明他知道做的是什么——终于用他所能做对的一件事，了结了他做错了的许多事。他的太太王允默在《陈布雷回忆录》前记中，说陈布雷最后感到“徒耗国力，愧对民众，生不如死。故遗书中，力劝朋友及时努力国事，勿使老大伤悲。是以先夫子之死绝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这种解释是不妥当的。陈布雷并非“志在以一死励大众”，我们研究整个来龙去脉的结果，发现他以死所励者少，而是以死自剖者多。他终于用一死证明了知识分子的悲惨下场，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
关于陶永标的“尸谏”之说，撤退到台湾的许多国民党人不以为然，却说不出一个道理来，国民党大员胡健中在《我与布雷生先的交往》（《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四期）中，谈布雷先生的死因，说是：
第一个原因是当时共匪猖獗，政局飘摇，总统蒋公十分忧郁，而中枢大员大都是乡愿，出风头享权利之事如蚁附膻，很少有人能够替国家元首分忧分劳，布雷先生看在眼里，极为悲愤，所以他上总统的遗书中，曾引韩愈的两句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他不满意当时国家大员及所谓要人之颟顸误国，悲愤无已，这是他死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他精神体力已濒崩溃，他既有很严重的失眠症，体力又日感不支，而忧国伤时，觉得以他的精神体力，已不能再为总统分忧分劳，留此残躯何用。第三是他的家庭，他是最忠实的国民党党员，而子弟却有人“左”倾。又当时实行金圆券，他是一个奉公守法的人，把所有很少的一点积蓄都换了金圆券，通货狂贬，连家庭生活都发生了问题！综此数因，他便成了一个孤愤难抑，只有一死以谢国家和领袖的人！
胡健中是国民党重庆《中央日报》社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立法委员、台北《中央日报》社长，所谓金圆券使陈布雷倒账的事，原来是谁说的，岂不一清二楚了吗？台北《中央日报》主持人曹圣芬提供了更为奇特的死因，说陈布雷之死，乃是“对于当时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的一种尸谏”！乖乖，天下可有这种尸谏法！照中国传统解释，“尸谏”的对象一定是对统治者，《大戴礼》记卫灵公时不用贤（蘧伯玉）而用不肖（迷子瑕），大臣史（史鱼）数谏不听，临死前告诉他儿子，他“不能正君”、“死不当成礼”，要他儿子“置尸于北堂”。卫灵公去吊丧，弄清楚了怎么回事，乃“立召蘧伯玉而贵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丧于堂，成礼而后去”。因而说：“卫国以治，史之力也！夫生进贤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以尸谏，可谓忠不衰矣！”（这段话，在《孔子家语》中，变成孔子之言：“孔子闻之曰：‘古之列谏者，死则已矣！未有如史鱼死而尸谏、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谓直乎？’”）照曹圣芬的说法，陈布雷的“尸谏”，谏的对象不是“领袖”而是“一般自私自利、背叛领袖的党员”，这不是太离奇了吗？
蒋君章在《陈布雷先生在胜利还都后的工作与生活》一文中，以陶永标认为陈布雷之死，乃是对蒋介石的“尸谏”大不谓然。说是“最刺眼的是题目，称为‘尸谏’，那不但与事实完全不合，而且以吴可读一类的学究式之愚忠视布雷先生，对布雷先生真是大不敬”。（见《传记文学》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一九八四年元月号）但是，蒋君章看了曹圣芬的这本《怀恩感旧录》，又该怎么说？曹圣芬说陈布雷一死所谏，乃是国民党中的牛鬼蛇神，试问这与事实合吗？这不是“大不敬”吗？老实说，蒋介石在兵败如山倒，众叛亲离，美国佬在旁讥讪之际，有这样一位瘦骨嶙峋、两袖清风的陈布雷肯替他“尸谏”，可真是一种造化呢！
第五节 杜鲁门不肯出兵保蒋
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王牌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内战，结果无功而返，他回华府后，认为和谈的失败，国民党要负的责任多于共产党（见Ｍａｙ，Ｔｈｅ Ｔｒｕｍ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Ｐ．１２），耿耿于怀。从蒋介石看来，马歇尔好像是在帮共产党的忙，其实美国人是要帮蒋介石的忙，希望不必内战就将中国统一于蒋介石的领导之下。帮蒋介石的忙也是帮美国的忙，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符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和平稳定的中国则符合美国的商业利益，战后美国经济独霸全球，一度产品占世界总额的六成，中国不仅是广大的潜在市场，亦是主要的原料供应国。奈蒋介石“冥顽不化”，一意想消灭“共匪”，偷鸡不着蚀把米，不但使自己失去了大好江山，也使美国“失去了中国”（ｌｏ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杜鲁门与马歇尔对“损人害己”的蒋介石鄙夷与憎恨之情，可以想见。
马歇尔毕竟是一正直的军人，不苟言笑，不会出言不逊，然而杜鲁门乃出身小城的政客，口不择言，国骂随心所欲，颇具乡土色彩。他退休之后，有人替他做“口述历史”，虽已年逾七十，但提到蒋介石仍然火气甚大，气愤溢于言表。他说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包括蒋氏夫妇在内的孔宋家族，盗取了美国对华援助三十五亿中的七亿五千万美元，投资于巴西圣保罗和纽约的地产，以及用之于所谓的“中国游说团”（Ｃｈｉｎａ Ｌｏｂｂｙ）。杜鲁门毫不留情地说：蒋、宋、孔“他们都是小偷，他妈的他们之中每一个都是”！（Ｔｈｅｙ’ｒｅ ａｌｌ ｔｈｉｅｖｅｓ，ｅｖｅｒｙ ｄａｍｎ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ｍ，见Ｍｉｌｌｅｒ，Ｐｌａｉｎ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Ｐ．２８８，２８９）
杜鲁门和马歇尔虽早就不喜欢蒋介石，但他们的问题是别无选择，从美国的利益着眼，他们更不喜欢毛泽东。美国人虽在延安没有看到俄国顾问、任何俄式装备，也深知斯大林为己远甚于助毛，但毛毕竟是共产党，毛的胜利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的胜利，在冷战已渐成气候之时，美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更何况杜鲁门不像蒋介石是独裁者，必须承担其他政治势力的压力，而蒋介石在美国有的是右派朋友，如出版界的卢斯（Ｌｕｃｅ）是最忠实的拥蒋派。通过蓬勃的反共信念以及“中国游说团”的组织，在美国形成一股强大的亲蒋力量。
亲蒋与亲华本来是两码子事，但当时一般美国公众往往和蒋介石一样，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罗斯福的亲信霍普金斯 （Ｈａｒｒｙ Ｈｏｐｋｉｎｓ）就曾说过，“委员长可能是惟一的中国人，像美国公众那般误以为蒋介石就是中国”。（引自Ｋａｈｎ，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ｎｄｓ，Ｐ．１０２）尤其是美国公众之中的右翼政客，把“扶蒋”与“反共”视为一体，以“批蒋”与“媚共”为同义之两词。因而若干在重庆的美国外交人员因批评蒋介石，在“麦卡锡时代”被戴上红帽子而遭清算，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反共的大方向下，除了公众之外，美国的官方，特别是外交与军事部门，都只有主张“助蒋灭共”，几乎一致认为蒋介石垮台和毛泽东的胜利，将导致苏俄控制中国，威胁到美国在亚太的利益。第七舰队司令库克（Ａｄｍｉｒａｌ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 Ｃｏｏｋｅ），于马歇尔在华调停期间，就主张减少美国驻华陆战队的兵力，虽未被马歇尔所接受，但仍继续强调美国在华军事基地的重要性，特别是青岛海军基地，认为一旦失去，将有灾难性的后果，故提出训练中国陆战队以及用美国海军来支援国民党等等各种建议。（参阅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Ｖｏｌ，７ （１９４７），Ｐ．７３—８０，８６４—８６５，９４４—９４５，９５３）美国国务院上下以及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大都采取扶蒋、援蒋的立场，都希望美国的援助可以帮助蒋介石打败共产党。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和马歇尔再讨厌蒋介石，亦只好援助他。蒋亦心知肚明，有恃无恐，最后可以不买马歇尔的账，关闭和谈之门，全面展开内战。不过从顾维钧的回忆录看到，蒋还是低估了马，所以当听说马被发表出任国务卿时，感到“震惊”。蒋还想请马留在中国当他的军事顾问呢。总之，杜鲁门也好、马歇尔也好，并不存在援不援助蒋介石的问题，而是援助多少，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使援助得到应有效果的问题。马歇尔初来华时，就带来一张五亿美元支票，作为达成和议的“奖赏”。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马歇尔曾以禁运军火作为对蒋和谈的压力，但在马氏离华之前，禁令已经取消了。蒋介石打共产党始终有美国的军援，到一九四七年秋天，又有新的援助计划。一九四八年四月美国国会又通过四亿六千三百万元的援华法案，据美方估计，自抗战胜利五年以来，援助蒋介石政府不下二十亿美元。而蒋介石却一直认为美援不足，导致他的失败，美国右派政客也借此攻击杜鲁门政府“失去中国”。但是在华观察的美军一致认为国民党军队挫败绝非由于军火缺少，而是由于领导无方，士气低落。他们见到解放军进入北平时所携美械装备，以及毛泽东阅兵乘坐的凯迪拉克敞篷轿车，很不是滋味。
当一九四七年秋天，战况日渐对蒋介石不利，蒋在东北的据点益形孤立，司徒雷登大使甚至已向美国政府发出华北可能不守的预警。（见司徒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致国务卿函，载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Ｖ０l．７，Ｐ．８４—８６）他于六月四日又致电国务院说，中国现状的悲剧是蒋总统及其周围的人，不能理解全国人民和平的渴望，而只相信他们的特务，以至于不能迎合大众的诉求，只能用残酷的镇压方式，实在帮了共产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