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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而是一种“负担”。宋美龄于杜鲁门不愿再次见面后，悄然离开华府，隐居在纽约长岛的孔氏豪宅，直至一九五Ｏ年大陆尽失后，才回到台北，与夫君重聚。
杜鲁门政府不愿提供更多援助，因知已无济于事，真要救蒋，只有卷入中国内战。蒋介石在抗战期间不许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而今竟积极要求美国派遣高级将领指挥国军剿共，美国亦曾考虑派麦克阿瑟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ｏｕglａｓ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来华。蒋介石为了“救命”，要美军介入的意图已十分明显（见司徒雷登于一九四八年六月十日致国务院函，谓蒋愿将全部权力交给美方来企划、监督与执行，函载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２４２），美方初感犹豫，敬谢不敏，事机亦稍纵即逝。在六十年代，美国为了阻止共产党，派遣了五十万美军到越南。杜鲁门没有在四十年代出兵中国保蒋，除了时、地、人诸多不同因素外，马歇尔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到过中国，与中共有所接触，比较熟悉中国的情况。他虽然反共，但确知蒋介石的失败并非苏俄的阴谋，而是中国内部的力量。如果美国介入，无异把所有的中国难题一肩挑，如马歇尔本人所说，“实际上势必准备接收中国政府，无限期地投入大量的军事力量与经济资源”，故认为“如此大规模的投入和消耗，明显地与可能获致的结果，完全不成比例”。（参阅Ｍａy，Ｔｈｅ Ｔｒｕｍａ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Ｐ．３０，８１—８２）美国人视越战为一场灾难，他们应当感谢马歇尔阻止了更大的一场灾难。如果真的发生，可想而知，不仅是美利坚的大灾难，也必然是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就此而论，蒋介石夫妇求救、救援的“失败”，岂不正是中华民族的“成功”？
当尘埃落定之后，杜鲁门政府的国务院，国务卿已由艾奇逊（Ｄｅａｎ Ａｃｈｅｓｏｎ）继任，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此一白皮书的用心，显然要回答日益高涨的美国右派抨击，乃用大批档案资料来说明，杜鲁门政府已用尽力气想帮蒋介石打败共产党，但中国内战的不利结果绝非美国政府能够控制和改变，所以“失去中国”的责任主要应由蒋政权的腐败和无能来负担，许多精良的美械部队很容易地就投降共军。这一点被毛泽东证实：“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物资装备，大部分是从美国帝国主义得来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册，页一三七二）换言之，杜鲁门尽力提供了军援和经援，无奈蒋介石是扶不起的阿斗，所以失败了，到一九四八年底连支持蒋政府的一纸声明也不愿发了。（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页九Ｏ二）但是杜鲁门的用心显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卸下责任。蒋介石敢怒不敢言，史家陈寅恪有句曰：“可怜汉主求仙意，博得胡僧话劫灰”，把杜鲁门比做话劫灰的胡僧。美国的右派讥“白皮书”为“漂白书”（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ｗａｓｈ Ｐａｐｅｒ），毛泽东更借此大做文章，指出白皮书是美帝“无可奈何的供状”，自承“出钱出枪”，由“蒋介石出人”替美帝打代理战争。蒋介石一直指毛泽东是斯大林的代理人，白皮书正好为毛泽东证实蒋介石是美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最后，蒋介石扶不起来，甚至要再做代理人，老美都不要他了。而毛泽东那边却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了。
第一节 我打败，你悔祸
蒋介石于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九日当选上所谓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后，原想激励士气，希望与中共的战争，能够转败为胜，至少稳住脚跟，结果仍然每况愈下，先是这年一月，国民党声言一年内可以消灭共军的有形力量，可是二月就丢了辽阳、鞍山；三月就丢了四平街、永吉；四月就丢了洛阳；五月就丢了老河口；六月就丢了开封；七月就丢了兖州、襄阳；九月就丢了济南；十月就丢了锦州、长春、郑州、包头；十一月就丢了沈阳、营口、保定、徐州；十二月就丢了淮阴、淮安、张家口；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所谓“徐蚌会战”结束，蒋介石又损失大军四十万，同时丢了天津。前后一年下来，国民党不但—年内没消灭共军，并且反要被共军消灭的情况就在眼前。这年一月一日，蒋介石不得已，发表元旦文告。这一文告措辞，极可看到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这一文告，照董显光《蒋总统传》所说，“具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方面对‘共党’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他方面则预示大纲俾于蒋总统退职后，副总统得据以与‘共党’进行和谈，而不致有损其为民主政府领袖与中华民国忠贞公民之责任”。（页五一Ｏ至五一一）其实，文告值得注意的，倒不在什么“举示政府对和谈之最低条件”和什么“预示大纲”，而在蒋介石个人的一种心态的显示。这种心态，最显著的有两点：第一、它显示给我们：“去年一年之中，自济南失守以后，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剿匪”一直失利。“因为剿匪军事加重了人民负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人民希望和平。但是能和不能和，关键“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要先问明共党对和平的意向究竟如何？”只要共党“有和平的诚意”，“政府必开诚相见”。第二、“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只有诉诸“决战”，“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尤其是京沪战区，为政治中枢所在，更不能不全力保卫，实行决战”。蒋介石宣告“深信政府不仅在此有决胜的把握，而且整个国家转危为安，和全体人民转祸为福的枢机亦在于此”。（《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页二Ｏ五至二Ｏ八）这意思就是说，政府是不怕打的，要打也会打赢的。
在蒋介石还没发表这一文告前一星期（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他接到在汉口的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的一通密电，指出不能再打下去了，并提出三点意见：
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三国出而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页八七五至八七六）
密电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白崇禧遂再发一密电（十二月三十日），承认和战两难的窘况，不过仍敦促以外力来支援和平。他呼吁“趁早英断”，“无论和战，必须迅谋决定，整个团结，方有生机，万不可被敌分化，以蹈各个击破之惨境……” （同书，页八七六）
在接到白崇禧两通密电后，蒋介石的一九四九年元旦文告宣布了。最有趣的，他把白崇禧两通密电中要求政府的“谋和诚意”，转而向共产党要求起来。元旦文告发表后第二天（一月二日），他发了回电给白崇禧，说是“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确能幡然悔祸……”云云，他打了败仗，竟要别人“悔祸”以后才能“和”似的，岂不滑稽！无独有偶，一九四九年，在一月二日同一天，蒋介石有回电给河南省主席张轸，也谈到“共匪”“悔祸”的事。
蒋介石在元旦文告叫陶希圣起草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预作下野之举了。所以在元旦文告发表后三星期（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终于下台了。但是他下台得很不老实，还要玩弄权术，李宗仁正好首当其冲，最出人意表，连李宗仁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蒋于下野前夕，怕李武装逼宫，命令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主持暗杀副总统的计划，当李宗仁离开南京时，无论水、陆、空路；均予格杀。（详阅沈醉《军统内幕》上册，页二四一至二四五）一九六五年，李宗仁自美国回归祖国，始悉沈醉披露的内情，才恍然大悟，想到蒋氏夫妇曾热情地要把“美龄号”座机送给李氏夫妇乘用，原来送飞机是要老命，幸亏没有乘坐。（见同书，页二四五至二四六）李宗仁也幸亏没有于蒋下野前离开南京，否则老命也不保了。
话说国民党最乐道的是蒋介石是中华民国行宪后第一任总统，最不津津乐道的是李宗仁是中华民华行宪后第一任副总统。李宗仁在国民党派系中，属于广西帮，就是所谓“桂系”，桂系人马，既不黄埔，也不浙江，为蒋介石所难容，总想去之而后快。但“桂系”在北伐和抗战中都立有大功，去之却也不易，不但不易，反倒愈去之愈引起反感。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总统宝座固天下莫能与之争，为蒋介石所得，但副总统宝座却被李宗仁所得。李宗仁虽当上副总统，但不为蒋介石所喜，备受冷落，日长无事，只好游山玩水，但当李宗仁长兄在桂林病殁，蒋怕李回到广西老巢，竟不准请假赴桂吊丧。（见《李宗仁回忆录》，页八七四）
然而到一九四八年年底，徐蚌会战已近尾声，国民党大军大败亏输，南京政府朝野震动，蒋想把内战国际化，提请美、苏、英、法四国干预，但十天之后，被四国拒绝。（见Ｓｈａｗ Ｙｕｍｉｎｇ，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２４３）蒋亦曾于八月上旬的一个周末，约司徒雷登在牯岭长谈，强调组织国际反共联盟的必要，但反应不佳。蒋又想把国共内战提到联合国，作为威胁世界和平案，发了后来的“控苏案”之先声。但这些“远水”救不了“近火”。此时民间和谈之声又起，蒋介石感到为难时，才去找李宗仁商谈。他自己不好意思吃回头草，再同中共讲和，只有找副总统出来背黑锅或做“替死鬼”。当事态日渐严重，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破例登门拜访李宗仁求教，并表示愿意引退，请李顶起残局。李未即答应。
最后蒋介石祭出宪法程序要李宗仁干，并向李保证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就这样，到了一月二十一日，蒋就下野了。蒋并替李宗仁拟好文稿，要李签字后散会。蒋本人的文稿于发表前由张群交李宗仁阅读，全文如下：
中正自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一致拥护。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为冀感格共党，解救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十五年自广州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卫民族、实现民主、匡济民生为职志，同时即认定必须确保和平，尔后一切政治、经济之改进，始有巩固之基础。故先后二十余年，只有对日之战坚持到底，此外对内虽有时不得已而用兵，均不惜个人牺牲一切，忍让为国，往事斑斑，世所共见。假定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罢战言和，拯救人民于水火，保持国家之元气，使领土主权克臻完整，历史文化与社会秩序不受摧残，人民生活与自由权利确有保障，在此原则之下，以致和平之功，此固中正声馨祝祷以求者也。（《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页二Ｏ九至二一Ｏ）
这篇书告中最可注意的是，他用了“假令共党果能由此觉悟”的字眼，这是他在二十一天前元旦文告中所没有的。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只暗示了共产党没有“和平的诚意”，但还没有明指共产党罪该“觉悟”。这一字眼，显然跟他回白崇禧电文中“假令共党确能幡然悔祸”如出一辙，由此可见蒋介石的心态。所谓“悔祸”，是比悔过更严重的字眼，悔过不过是表示后悔自己犯了过失，“悔祸”却表示自己造成了祸乱。《左传》（隐公十一年）说：“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礼悔祸于许，毋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柳宗元《柳先生集》（逐毕方文）说：“祝融悔祸兮，回禄屏气。”这些都显示了“悔祸”的真义。蒋介石用到这种字眼，显然自己仍以胜利者自居、仍以优势者自居、仍以高高在上者自居。因为在常识上，只有居于这种地位的人，才会要求别人“悔祸”也！
对蒋介石这一心态，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Ｊｏｈｎ Ｌｅｉｇｈｔｏｎ Ｓtuａｒｔ），后来在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