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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蒋介石这一心态，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Ｊｏｈｎ Ｌｅｉｇｈｔｏｎ Ｓtuａｒｔ），后来在回忆录《在中国五十年》（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第十章《没有实现的梦》（Ｔｈｅ Ｄｒｅａｍ Ｔｈａ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Ｃｏｍｅ Ｔｒｕｅ）里，曾加旁观者清的论列。司徒雷登说蒋介石的“引退谋和书告”“大礼而论，这是一篇严肃而庄重声明，但也具有致命性的缺点，那就是他以一个权力强大的统治者的仁慈立场来对付兴兵作乱的叛徒，同时也漠视政府本身所处的绝望境况。”（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ｉｔ ｗａｓ ａ ｄｉｇｎ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ｎｏｂｌ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Bｕｔ ｉｔ ｈａｄ ｔｈｅ ｆａｔａｌ ｆｌａｗ ｏｆ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ｃｉｏｕｓ ａｔｔｉｔｕdｅ ｏｆ ａ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ｒｕｌｅｒ ｉ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ｒｏｕｂｌｅｓｏｍｅ ｒｅｂｅｌｓ ａｎｄ ｏｆ ｉｇｎ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ｓｐｅｒａｔｅ ｐ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ｈｉ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这种评论，真可说一针见血。——在敌人强大到兵临城下的时刻，兵败山倒的统治者，居然还能好整以暇，悠然以胜利者、优势者、高高在上者的口吻书告天下，这种对比、这种奇异、这种气派，真可说是古今所无了！
司徒雷登没有指出的是，他摆出这种奇异气派之后，立即要李宗仁去承担后果。然而要别人承担责任，又不肯把总统职位让给别人，书告中既未提辞职也不提引退，更不是副总统继任总统职位，而是“代行职权”。既是“代行”，即可随时中止“代行”，为复行视事留下伏笔。所以李宗仁要求修改为：“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并强调蒋介石的总统退职文告，如不加以修正，不可发表。蒋在电话中满口答应修改，但第二天见报时，却仍是未改的旧稿。同时刊出李签字而未细读的代拟文告如下：
总统蒋公轸念国家之艰危，顾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实现，决然引退。宗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代行总统职权，自揣庸愚，膺兹重任，曷胜惶恐。惟是宗仁追随总统革命二十余年，深知其处事持躬悉以国家人民为重，而对于个人之进退出处，严谨光明，心志既决不可移易。宗仁仰承督责，不容辞谢，惟有勖勉将事，效忠国家，冀使中枢之政务不坠，而总统救国救民之志业有成。所望我全体军民抒诚合作，文武官吏各安职守，精诚团结，一德同心，本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国家民族实利赖之。（《李宗仁回忆录》下册，页九Ｏ二至九Ｏ三）
替人代拟的文告仍不忘一再歌颂自己，煞是有趣，代拟的目的显然要借李宗仁自己的嘴巴说出，仅仅是“代行总统职权”，想玩弄李氏于股掌之间。更使李气愤的是，蒋介石给他安排的秘书长吴忠信以总统名义将此二项文告通令全国，盖上总统大印，而李事前一无所知。李宗仁把吴忠信找来，说：“礼卿兄，这份通令发出去，我为什么事先毫无所闻？”吴忠信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要我发出后再通知你。”李总统说：“蒋先生已经下野了，他还要指挥你发通令不让我知道？”吴忠信说：“你是知道蒋先生的，蒋先生要我这样办，我又怎能不办？”李欲以不就职来抗议，吴竟以“特务横行”来威胁。在代发文告、代发通令以后，李总统又控制不了行政院，行政院长孙科居然在蒋介石的指挥下，把行政院搬了家，从南京搬到广州去。结果消息传出去之后，“群情激昂，议论纷纷”，白崇禧甚至借汉高祖的话说：“要做就做真皇帝，切不要做假皇帝！”然而正闹得不可开交之时，老实忠厚的李宗仁反而泄了气，觉得不应该在危难之际，计较什么代不代，就这样平息了这场风波，遂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由居正监誓，就任代总统。
蒋介石下台之后，立即回到奉化溪口老家，他已六十二岁，虽不得已离开总统宝座，但仍然拥有国民党总裁的名号，凭其实力以及早已安排好的人事，足可遥控一切，而令李代总统莫可奈何。
蒋介石于下台之前的重要人事部署，包括一九四九年元旦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台湾警备总司令，元月十八日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随后又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为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以及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这位行将解职的元首毫不客气地把剩下的国民党半壁江山，结结实实地置于自己亲信的掌握之中。通过人事的布局，蒋虽是在野之身，仍然可以控制经济、调动部队、影响政治。事实上，蒋一回到溪口，溪口就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枢，军政要员纷至沓来，车水马龙。家中并设有七部电台，随时发号施令，遥控一切。在南京的代总统李宗仁即使不愿当傀儡，亦只好无可奈何地被架空。我们从《李宗仁回忆录》中可知，凡江防部署、新内阁的组织、处置要员如扣押浙江省主席陈仪等，都是溪口蒋介石的决定，南京的李宗仁无法做主。
最严重的是，蒋自称为了和谈而下野，要李宗仁出山主和，但退居溪口没有几天，就从奉化命令党、政、军、特首领“必须作战到底”，这不是暗中破坏和平吗？及和谈破裂，蒋命汤恩伯守上海，破坏李之江防计划，在李看来蒋之部署等于是开门揖盗。之后，蒋又暗中破坏李宗仁与白崇禧保卫大西南的计划。李、白拟“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敌军侵入西南”。（《李宗仁回忆录》，页九四二至九四三）蒋早已决定退守台湾，但如果为了“党国”，至少不应拆李的台，然而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全无助李防卫西南之意愿。且不说西南乃桂系的基地，若战而胜之，更张桂系声势以及代总统的威望；若战而败之，势将影响其台湾的布局。蒋氏为公抑或为私，于此可见。李宗仁说，蒋有意整他，让他早日垮台，不无道理。
李宗仁逃离南京后，不去广州，直赴桂林。至此国民党政权已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仍暗中操纵如故。李在桂乃约集李品仙、甘介侯、程思远等拟定甲乙两个方案，甲案要蒋出洋，乙案要蒋交出权力来。（参阅《程思远回忆录》）五月二日，白崇禧、居正、阎锡山、李文范等前往桂林，请李宗仁回粤主政，当晚拟就一份《谈话记录》油印本，今藏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室张发奎档。全文如下：
一、自宗仁代行总统职权后，鉴于频年战祸，民苦已深，弭战求和，成为举国一致之渴望，而以往政府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之失败，其根因所在，即由于政治之不修明，贪污腐化，遍于全国，遂造成今日民怨沸腾，士气消沉，全盘糜烂之恶果。故自主政之日起，为顺从民意，针对时弊，决以谋取和平与革新政治为当前两大急务，以冀有所匡救。讵料时经三月，虽殚精竭虑以赴，而事与愿违，终致毫无成效。和谈失败，固由于中共所提条件过于苛刻，然我方内部意志之不统一、步骤之不能一致，如政府谋和措施之不能执行，未能示人以诚，亦不能不承认为一重大因素。至于革新政治一端，终以形格势禁，因之三个月来之努力，悉已付诸虚牝，此皆由于宗仁德薄能鲜，不克建树事功，实应首先引咎自责者。
二、现共军已渡过长江，首都沦陷，沪杭危急，局势已临万分严重之最后关头。基于以往三个月来事实证明，宗仁难继续膺此艰巨，更自信在此情形之下，绝无转危为安之能力。为今之计，与其使宗仁徒拥虚位，无俾实效，莫若即日起，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仍由总裁复位，负责处理一切，俾事权统一，命令贯彻。宗仁身为国民党员，与总裁久共患难，绝不敢存临危退避之心，仍当竭尽协助之能力，并拟以副总统之资格，出国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争取国际援助。此种办法，在国际上固不乏先例，而依据目前之局势，并确乎有此需要，同时宗仁既可获得为国家效力之机会，亦可与总裁之工作收分工合作之效。
三、如总裁坚持其引退之初志，必欲宗仁继续负责，根据过去三个月来失败之经验，为保障今后政府之命令能彻底贯彻，达到整饬部队，革新政治之要求，完成吾人反共救国之使命，则有数事必先获得总裁之同意并实行者，兹分列于次：
（一）宪法上规定关于军政人事及凡属于总统职权者，宗仁应有绝对自由调整之权。
（二）所有前移存台湾之国家银行金银外汇，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
（三）所有移存台湾之美援军械，请总裁同意由政府命令运回，配拨各部使用。
（四）所有军队一律听从国防部之调遣，违者由政府依法惩处。
（五）为确立宪政精神，避免党内人事纠纷，应停止训政时期以党御政之制度，例如最近成立非常委员会之拟议，应请打消，所有党内决定，只能作为对政府之建议。
（六）前据居觉生先生由溪口归来报告，总裁曾表示，为个人打算，以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现时危事急，需要外援迫切，拟请总裁招携怀远，俾收内外合作之效。
四、以上六项，必须能确切做到，宗仁始能领导政府，负责尽其最后之努力，否则惟有自请解除代总统职权，以免贻误党国。
李宗仁终于痛定思痛，向蒋摊牌，以此《谈话记录》为《哀的美敦书》，促蒋“去国愈快、离国愈远为最好”。这份“最后通牒”派专机送呈在上海的蒋介石（见李宗仁致张发奎函，藏纽约哥大特藏室）。蒋之回答极妙，他完全不承认幕后操纵，说得冠冕堂皇，如谓：“总统职务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云云，所以前五项要求，他认为当然之事，似乎是说根本多此一问。至于最后一项要他出国，他又耍起赖来，说是：
且在过去，彼等主和，乃指我妨害和平，要求下野。今日和谈失败，又责我以牵制政府之罪，强我出国，并赋我以对外求援之责。如果将来外援不至，中又将负妨害外交，牵制政府之咎。国内既不许立足，国外亦无法容身。中为民主国之自由国民，不意国尚未亡，而置身无所，至于此极！（见张发奎档）
他坚称不敢“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否认之余，并且说：“今日国难益急，而德邻兄对中隔膜至此，诚非始料之所及，而过去之协助政府者，已被认为牵制政府，故中惟有遁世远引，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果如是乎？显非由衷之言。权力在其手中，话尽可说得漂亮，依然我行我素，李宗仁还是莫可奈何，只好抱病离国赴美就医去也。蒋介石打了败仗，要毛泽东“悔祸”于前，要李宗仁“背黑锅”于后，亦云奇矣。
第二节 怎样谋杀杨虎城
蒋介石下野，准备动身离京前，李宗仁见到这样一幕：
这时于右任忽然老态龙钟地追上去，口里喊着：“总统！总统！”蒋先生稍停问何事。于右任说：“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蒋先生只把手向后一撒说：“你找德邻办去！”说毕，便加快脚步走了。拖着一大把胡须的七十老人于右任，在众人注视之下，慢慢地走回，大家这才黯然地离开会场。（《李宗仁回忆录》，页八九八）
蒋介石的心情已经不佳，不知趣的于大胡子提起不愉快的往事，恼怒之情溢于言表，“找德邻办去”是最好的推托，人在他特务手中，德邻办得了吗？可怜于右老，碰了一鼻子灰。再度显示：蒋介石人下野，权不下野，退居溪口的“一介平民”仍可拘押政治犯，拘押之不足，还可谋杀。杨虎城就是在重庆解放前，被特务谋杀的，从本人到次子、从次子到小女儿、到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他们的小孩子（两个小孩子都不到十岁）、到副官阎继明、到警卫员张醒民，都被乱刀扎死。特务替主子杀人，而李宗仁代总统不知道，足证特务完全是蒋介石私人的特务。
蒋介石对西安事变两主角张学良、杨虎城，恨杨尤甚于张。他起先一直认为杨是主谋，后经敢作敢当的张学良一再申明他是主谋，甚至说杨是受他之累。蒋氏《苏俄在中国》说：“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