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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总统，而蒋介石下台后已是平民。既已为“国民一分子”了，说回头重任总统就重任总统，而不依《中华民国宪法》规定的程序，自然是站不住的。因为蒋介石下台明明是《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缺位”的情况，纵李宗仁在美构成“缺位”，依法仍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再“依本宪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既然宪法硬性规定如此、既然当时已“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行政院长是阎锡山），则蒋介石的复职，即属违宪。
一九五Ｏ年三月一日，蒋介石在《复行视事文告》中说：“李代总统自去年十一月积劳致疾，出国疗养，迄今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于是全体军民对国事惶惑不安，而各级民意机关对中正责望尤切。中正许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荣辱早已置诸度外，进退出处，一惟国民之公意是从，际此存亡危急之时期，已无推诿责任之可能。爰于三月一日复行视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页二五四至二五五）事实上，李宗仁当时是开刀割十二指肠发炎，他在一九五Ｏ年一月间，健康已大致复元。他能在蒋介石复职第二天就去白宫做客，足证所谓“健康未复，返旆无期”之说，不能成立。萨孟武《中国宪法新论》里说：“林纪东教授把第四十九条分析为四种场合：一、总统缺位，二、总统及副总统均缺位，三、总统因故不能视事，四、总统及副总统均因故不能视事。缺位谓因死亡辞职或罢免等，无法再于任期内行使职权。因故不能视事谓卧病或出国等，暂时不能行使职权。”李宗仁当时才真是符合总统“不能视事”条件的人。若照《中华民国宪法》延续“不能视事”的情况，理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再由立法院院长于三个月内（第五十一条），召集国民大会临时会，补选总统副总统（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一款及第二项），以补足原任总统未满的任期为止，绝无“国民一分子”蒋介石突然复职之理。
中外有识之士眼中明明认为李宗仁是总统，是不乏证据的。李敖藏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胡适给李宗仁信的原本，信封上明写“敬乞代呈李大总统”（Ｈ．Ｅ．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信中也明写“德公总统赐鉴”。原文是：
德公总统赐鉴：
今午因宿约出门，无法赶到机场迎候大驾，十分歉疚。昨曾托郭复初兄（现仍住公所在医院，一一五四号）转达歉意，想已达尊览。顷见友人赫德曼夫人，她说，医院特邀她去照料我公住院初期看护的事，我很高兴托她代带短信，欢迎我公与夫人同行诸友，并祝我公早日康复！赫德曼夫人曾看护我七十七日，其人最老成谨慎，可以完全信任。主持诊断的医士梅伦尼先生也是我的老友，最同情于中国，可以完全信任。匆匆敬祝
痊安
胡适 敬上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
明午去美京，明晚在彼有演说，两三日后可回纽约。
敝寓电话是Ｂｕ－８－５１９９
适附上
李敖还藏有胡适当时给李宗仁的一张名片，原文是：
德公总统赐鉴：
明天大驾飞到，适因有宿约，不能到机场奉迎，十分抱歉。敬留字奉候大安。
胡适 敬上
在这些文证里，足见李宗仁在有识之士胡适眼中，是道道地地的“总统”、是“李大总统”，并不是什么“副总统”或“代总统”！蒋介石非法复职已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第一节 亡命又亡国
蒋介石下野原是情非得已，在国内，徐蚌惨败，精锐尽失，权力基础大受冲击；在国外，美国总统杜鲁门态度冷淡，宋美龄出访，毫无成就。国内外局势既已大大不利，和谈的呼声又甚嚣尘上，然而蒋介石又如何能厚颜再与共产党和谈呢？所以只有叫李宗仁出来顶。但这位下野的平民竟能使“代总统”的权力架空，照样以总裁的头衔行“总统”之实权，和谈代表出发前还须先到溪口，向他请示，国民党内部于是更加纷乱，和谈一破裂，共军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横渡长江，不到两天，南京就被解放。亲蒋的美国司徒大使，故意不走，意欲与中共对话，果然与燕京的黄华见了面，并得知毛泽东、周恩来欢迎他以私人身份访平，他亦有意，并积极进行，只因美国国务院反对而未果。但司徒坚持不去广州，直接自南京飞返华府述职，结束了他的大使生涯（参阅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Ｆｏｒ－ 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５，３３３，３４１），他显然不愿意再给蒋介石抬轿子了。蒋介石得知南京易手，第二天下午就决定离开溪口。
四月二十五日的一别，竟是蒋氏父子永别故里。蒋经国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显然已有预感：“溪口为祖宗墓庐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蒋氏父子一行于当日下午抵达宁海县东北角的团堧村入海，先乘竹排，再改坐汽艇，登上久已等候的太康舰。（参阅王舜祁《蒋介石引退溪口始末》，载《拆穿蒋介石》，页五四五至五四七）
太康舰把蒋介石送到上海，召集汤恩伯以下军官训话，表示要亲自指挥大上海保卫战，再度侈谈与城共存亡，及至五月二十五日，共军攻入上海，即乘静江号军舰逃出，再从澎湖马公坐飞机飞往台湾，于六月一日在高雄降落。当时蒋已成惊弓之鸟，降落后却不敢下机。孙立人将军晚年亲口告诉汪荣祖，他曾亲自上飞机报告蒋，“这里都是自己人”，蒋才下机。休息数日后，转往台北草山第一宾馆居住。据侍卫室特别警卫组中校警卫区长赵秉钰的回忆，蒋听说是草山，大发脾气，不甘心“落草为寇”，乃下令改称“阳明山”。（见《追随蒋介石逃台的点滴回忆》，载《拆穿蒋介石》，页五六二）当时闽粤重镇均先后为共军所占，台湾的二二八事变才发生两年，大有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感。
蒋介石为了稳定内部，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别组办公室，以便指挥、调遣与安保。对外则于七月出访菲律宾的委里诺总统，以及于八月往见韩国的李承晚总统，想组成一个国际反共联盟。但是由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不感兴趣，乃无疾而终。 （见Ｃroziｅｒ，Ｔｈｅ Ｍａｎ Ｗｈｏ Ｌｏｓｔ Ｃｈｉｎａ，Ｐ．３４０）不过他在台北至少暂时站稳脚跟，他于下野之前，早已有所布置，省主席是心腹陈诚，国库黄金亦已私运抵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无从“染指”。
七月中旬，阎锡山在广州继何应钦“组阁”，计划坚守湘南粤北，以保住广东。适于此时，蒋介石突率大批随员从台北飞抵广州，以国民党中常会名义通过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代总统反居副主席。此一组织显然成为太上政府，掌握最高权力，直接控制党、政、军、经大权。蒋虽然尚未复职，但“非常委员会”由他主持，一切实已完成复归其个人独裁之下，诸如在军事方面，他擅自撤走吴琏兵团、延宕刘安琪兵团，使防守广东徒托空言；在财政方面，他控制存台金钞，使广州国府求之不得，穷于应付，仍不免大军缺粮，通货膨胀。更彰明昭著的是，他可以一介“平民”，以手令叫汤恩伯撤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的职，并立即押解来台，形同绑架，而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事前均不知情，独断独行连法统都不顾了。
蒋介石把兵调走，把钱扣在台北，破坏了防卫两广的部署，令粤籍将领十分愤慨，特别是张发奎一再建议李宗仁，趁蒋于穗台之间飞来飞去之时，乘机把他扣起来，怎奈忠厚的李宗仁不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六五四至六五五）其实，“其人之道”是平民乱政，破坏军事部署，李宗仁大可以“总统”的职权，将其拘留，付诸司法机关公平审理，何至于“徒招恶名”呢？
就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还要离间李（宗仁）白（崇禧）。白氏反共心切，保卫两广之心更切，经蒋一番慰勉，动之以情，白尽释前嫌，信其诚恳，促李归政于蒋，真心合作。最后白崇禧显然误信蒋介石晚来的“诚恳”，失败后前往台湾与蒋共患难，结果不但当不上官，还遭到冷漠与歧视而又不得离境，郁郁以终。
广州撤退之前，李宗仁忍无可忍，把蒋介石约来，严厉地教训了他一顿，一五一十数说他过去的过失和罪恶。蒋最初显得“紧张尴尬”，接着“唔唔诺诺”，尔后“面色转现轻松”，令李大感意外，原以为“必定要反唇相稽”，“大闹一番”，最后竟是“含笑道歉”。（见《李宗仁回忆录》，页六六○）这种反常以及与其性格决然相反的表现，未必如李宗仁所说，由于以元首的名器压服了一生专横的蒋氏，很可能由于多少年来无人敢在他面前有所批评，突如其来的“严厉教训”，令他初感惊诧，继觉新鲜。李氏有备而来，所举事证确凿无疑，使六十二岁的蒋介石天良一闪，问心有愧，反而有被申斥后若释重负的轻松。这当然远远谈不上痛改前非，蒋介石毕竟还是专横至死。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月十二日共军已临广州市郊，“国民政府”再迁重庆。蒋介石嫡系部队接管四川防务，李宗仁怕被逼劝进，甚至失去自由，乃决定出国就医，于十一月十三日离渝。翌日，蒋飞渝想部署西南保卫战，但军心民心早已涣散，同月二十九日重庆市内已闻炮声。蒋介石父子在危城中，虽有专机“美龄号”等候，仍有一段异常的亡命经历。蒋经国在《一位平凡的伟人》一文中说，蒋介石“起身赶到机场”，沿途并无阻碍，说是当“座车走到半路的时候，街道已经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水泄不通，汽车无法通过，父亲只好下车步行，走回寓所”。显然走回的目的地是“寓所”而不是“机场”。董显光在《蒋总统传》中说法相同。然而蒋经国在《危急存亡之秋》一文中的说法，则是“下午十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散。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山洞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嘈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则是沿途已有阻碍了。
蒋介石死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出版《领袖精神万古常新》一书，收有秦孝仪的一篇《蒋总统的思想、生活、操持》文中说：
领袖的行动，平时为着安全关系，虽然有车护从，但机动而简单。除阅兵大典必需的礼节之外，从不曾用摩托车、警笛、宪警开道过，在重庆危急的时候，车辆壅塞，寸步难移，但是清楚了是领袖的车子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他真是贯彻了他从小所认为的“大总统应该和平民一样”的观点。
照秦孝仪的说法，则承认沿途有阻碍是实，但是并不是蒋经国所说的“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而是根本没下车。为什么没下车呢？因为“清楚了是领袖的车子以后，大家都自动在困难的情形下把路让开”。壅塞于途的难民潮居然会“自动让开”，绝不合乎逃难的原理与常情。不管怎样，蒋氏父子到头来是走成了。他们“下午十时”出发，“赶到机场，已经是午夜十二时了”。这两小时中，“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果真如此吗？还是秦孝仪所说的，蒋介石一直坐在车子里，并没下车步行呢？
我们从《毛故上将人凤先生哀思录》中，见到王蒲臣有一篇《悼念毛先生》，说是“运用了特种技术”使蒋介石到了机场，文章中已明说“就是领袖的车子也无法通过”，但如果真是蒋经国所说的“乃下车步行”，步行就是步行，步行能叫“特种技术”吗？由此可见，这一“特种技术”，恐怕是见不了人的吧？恐怕是不宜流传青史的吧？“徐蚌会战”时，国民党大将胡琏逃亡，他的“特种技术”是和战车连长甘义三、副连长周名琴等人，乘坐战车“突围”，战车是何等威风的东西，什么也挡不住它，见人就压，压死人活该，最后“突围”成功了。我不知道毛人凤的“特种技术”是不是根本就是战车。若不是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