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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人就压，压死人活该，最后“突围”成功了。我不知道毛人凤的“特种技术”是不是根本就是战车。若不是战车，那又将是什么呢？江南《蒋经国传》说：“当衣复恩驾驶的中美号专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重庆白市驿机场仅十公里，战时陪都半小时后失陷。”只要有“特种技术”在，任何英雄都可在半小时前从容脱险。——“特种技术”大矣哉！古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此蒋得脱几冤魂呢？
蒋介石得脱后，飞往成都，于十二月七日将“国府”迁至台北，三天之后，逃回台北，从此与大陆永别，一去兮不复返矣。从此台北成为小朝廷的偏安之区，国民党欲说还休，究竟不好意思在南京丢后，径称台北是“首都”，不过为了维持小朝廷的国家假象，称台北为“首都”，却又极为必要。这怎么办呢？无奈之下，只好假造外电，说华侨四海归心，视台北为“首都”云云。回想中国历史，商朝前后六百四十年，也不过迁都十二次；唐朝二百八十九年，也不过迁都五次。商朝平均五十三年迁都一次，唐朝比较密集，但唐玄宗、唐德宗离开首都，都不过一年即回；唐代宗离开首都，不过半年即回；唐昭宗离开首都，不过两年即回；最长的唐僖宗离开首都，也不过五年即回。并且他们是五个皇帝责任分担的，不像二十多年的蒋政权搞得“首都”、“行都”、“陪都”迁个不停，形成前无古人的场面。
亡命之余，蒋介石又自承亡国。他于一九五Ｏ年三月十三日，在“阳明山庄”讲“复职的使命与目的”，就有这么一段：
我自去年一月下野以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但是今天到台湾来的人，无论文武干部，好像并无亡国之痛的感觉，无论心理上和态度上还是和过去在大陆一样，大多数人还是只知个人的权利，不顾党国的前途。如果长此下去，连这最后的基地——台湾，亦都不能确保了！所以我今天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都已成了亡国之民，而还不自觉，岂不可痛？我们一般同志如果今日还有气节和血心，那就应该以“恢复中华民国”来做我们今后共同奋斗的目标。（先总统蒋公全集》，页一九五六）
蒋介石说得很清楚：“中华民国”早在“去年（一九四九）年终”就“灭亡”了，这不是“亡国”又是什么？遗憾的也许是必须逃到偏远的海岛上来亡国。当年陈布雷曾环顾钟山的壮丽，向往归隐或归葬于鸡鸣寺或灵谷寺（参阅陶永标《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一九八三年四月《七十年代》）果然于南京也要失去的前夜，凄然自杀。灵谷寺、鸡鸣寺，都是六朝的名刹。灵谷寺是宋文帝元嘉年间（五世纪）宝志禅师盖的，最早叫道林寺。梁武帝天监十三年（五一四），他以社稷存亡，问于志公，志公回答说：“贫僧塔坏，陛下社稷随坏。”后来志公死了，梁武帝怕志公的预言成真，赶忙改以石塔代替木塔，以防塔坏，不料工程做了一半，就“亡国”了。梁武帝饿死的地点，就近鸡鸣寺，鸡鸣寺是当时同泰寺的故址，寺的东边有坡道通城，俗称为台城，八十六岁的梁武帝即殉国于此。陈布雷选上这两座古寺而寄情、而流连、而殉死南京，真选得无独有偶了！宋人题灵谷寺，说是：“六帝园林堕劫灰，独余灵谷葬崔嵬，行人指点云间鹤，唤得齐梁一梦回。”其实，在南京的蒋政权连“堕劫灰”的六朝都不如了，因为六朝至少还在原地“亡国”，蒋政权连“亡国”都要亡到海岛上来了。
“中华民国”原是国名，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取的一个国名。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定都南京，迁了国都、改了国歌、换了国旗、变了政体，成为一党专政。章太炎就公开说中华民国亡了，并自称“民国遗民”。所以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已是第二共和了。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定都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第三共和之兴，取代亡了的第二共和。蒋介石亦于毛泽东建国五个多月后自承亡国，万里寄踪的萧公权教授亦在海外以“亡国大夫”自称了。最不可思议的是，蒋介石亡命之余、亡国之后，不但不下诏罪己，居然把自己升为五星上将，与麦帅相俦。失国而封帅，应该是史无前例吧！
第二节 老美又来帮忙了
蒋介石失去大陆，在美国的反共右派分子鼓噪下，杜鲁门也替蒋背上“失去中国”的黑锅。但杜鲁门是不服气的，当毛泽东宣布建国之后，他于一九五Ｏ年一月四日白宫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宣布不再介入中国内战，不再给在台湾的蒋介石任何军援，甚至将自台湾撤侨，显然是要放弃蒋介石了。
事实上，根据美国的情报与判断，在中共即将展开的庞大攻势，台湾是无法保得住的。美国虽不愿见台湾赤化，但是大势已去，无可奈何花落去，至少杜鲁门政府已准备接受无可逆转的事实，承认新中国也势所必至。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他有一封五月二十八日给胡适的信（亲笔函藏胡适纪念馆），从内容看应是一九五Ｏ年，他最关切的不是美国物资援助，而是希望美国不要承认中共，希望胡适与顾维钧“大使”在这一方面努力。可见此刻连蒋介石都怕美国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二战后，朝鲜自日本独立，由美、苏两霸权以三十八度线分割南北韩，犹如汉界楚河，金日成的越界立即使老美认为是共产势力的南进，认为金日成不过是“唐老鸭”，斯大林才是迪斯尼（Ｗａｌｔｅｒ Ｄｉｓｎｅｙ）。杜鲁门不仅断然出兵，而且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派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这一下子，老美又介入中国内战了，激怒中共抗美，抗美之不足，接着援朝，最后在朝鲜半岛上大打特打起来，北京与华府成为死敌，关系恶化二十年之久，更不能谈承认的问题了。
此一转机是蒋介石事前不曾料到的，诚如他的驻韩“大使”邵毓麟所说：“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使韩回忆录》），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的言外之意，亦认为若非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势必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Ｓｔａｕｒｔ，FiF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２７３—２７５）不过，在一线转机真正到来之前，尚有一番惊险。当彭德怀统率的中国志愿军逼使美军仓皇南撤，使美军遭遇到“史无前例”的惨败时，联合国曾有请中共停战，然后把台澎交给中共的提议，但毛泽东不肯于和议开始之前停战，最后攻势受阻，形成拉锯战，不分上下，自然不会再把台湾送上门去，蒋介石在台湾才真正有了“安全保障”。
不过，蒋介石并不以受到美国的保护而满足，更希望美国卷入反共的世界大战，以帮助他反攻大陆，复国雪耻。所以朝鲜战争一爆发，他就表示可派出三个精锐师参战，以便参与反共战争。蒋愿意出兵，不惜牺牲，而别人居然不要。帮南韩作战的联军主要是美军，但也有一些别国军队，如英国已承认中共，当然不肯与蒋介石的军队并肩作战。不过，最主要的是杜鲁门根本不予考虑。当问起他是否仔细考虑过蒋介石派兵朝鲜的问题，杜说：
仔细个屁！他的军队会有什么用？那些军队从来不曾能够他妈的打好仗。我们给他价值三亿五千万的军备，结果他的五百万人向北平与南京之间的三十万共军投降。然后共军用这些装备把蒋介石及其徒众赶出中国。我告诉你，“他从来就不像个样子”！（Ｈｅ ｎｅｖｅｒ ｗａｓ ａｎｙ ｄａｍｎ ｇｏｏｄ．）（Ｍｉｌｌｅｒ，Ｐｌａｉｎ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Ｐ．２８２—２８３）
可见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杜鲁门对华政策虽有所改变，但对蒋之鄙夷不屑却依然如故。美国军方派麦克阿瑟到台湾告诉蒋，用他的军队“不适合”。这位高傲自大的麦帅应该把这一消息带到，然而在蒋面前真正说了些什么，只有他们二人与上帝知道。麦离台后，蒋的发言人却说蒋麦二氏意见完全一致。这个一致，显然是麦帅虽也不要蒋出兵朝鲜，却鼓励蒋反攻大陆。这是有违杜鲁门的政策的，所以杜鲁门特别派哈里曼（Ａｖｅｒｅｌｌ Ｈａｒｄｍａｎ）去东京找麦克阿瑟谈，告诫蒋有以台湾为跳板反攻大陆的渴望。麦说并无意让蒋把美国拖入国共内战，更重申服从总统命令乃军人的天职，但不久麦又声言说要鼓励蒋介石。杜命令麦撤销声明，但声明已经传播。等到中共跨过鸭绿江，右派政客公开支持麦克阿瑟鼓励蒋反攻的论调，麦也一再擅作主张要求动用蒋军，还要轰炸东北，扩大战争。（参阅Ｍｉｌｌｅｒ，Ｐｌａｉｎ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Cｈ．２４）不过，蒋介石所盼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正是杜鲁门极力要避免的，遂不顾任何政治后果，炒了麦克阿瑟的鱿鱼。
一九五二年的美国大选，艾森豪威尔（Ｄｗｉｇｈｔ Ｅｉｓｅｎｈｏｗｅr）将军当选总统，使反共的共和党东山再起，新总统于一九五三年二月的国会咨文中，说明不再限制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军事活动，而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Ｊｏｈｎ Ｆ． Ｄｕｌｌｅｓ）更是冷战时期的反共健将，对反共的蒋介石特具好感，独裁不独裁、民主不民主，也就无所谓了。此一发展卒有一九五四年底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蒋介石提供军事上的保护伞，同时也拴住蒋，不准他随便反攻大陆，把美国卷入。（参阅Ｋｉｒｋｅｎｄａｌｌ，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ｗｅｒ，Ｐ．１０４）总之，老美又来帮蒋介石的忙了，到六十年代为止，又提供了四十余亿美援；到七十年代底为止，一贯承认蒋“政府”为“惟一合法的中国政府”。蒋介石在台湾终于安定了下来，在全球冷战对抗的夹缝里安定了下来，享受他一生中少有的长期安定。
安定固然，但并不安分。他知道老美最气他用人惟私，认为是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撤退到台湾之后，为了赢得老美的青睐，一方面把老美不喜欢的ＣＣ头子陈立夫充了军，我们从司徒雷登拍给国务院的电文可知，他一再向蒋建议陈立夫离华赴美考察政党政治，并曾要求“解散ＣＣ派”（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ｃ ｃｌｉｑｕｅ）（见Ｒｅａ ＆ Ｂｒｅｗｅｒ ｅｄ．，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１３１，１３７，２８８），另一方面起用了吴国桢当省主席，孙立人当陆军总司令，以示用人惟才、惟公，并表示民主开明。就是由老美自己来选任此文武两要职，亦非吴、孙二人莫属。但是老美帮定蒋之后，吴、孙二人原对外作用已小，而对内的问题立即浮上台面。民主开明、有才有能并不有利于权力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一文一武建立了声望与权势，即使动摇不了他自己的地位，必将成为儿子经国走向权力之路的拦路虎。处置吴、孙，于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即已开始酝酿，岂偶然哉！知道事件的根源，有助于明白事件的表象。
吴国桢是湖北佬，生于一九Ｏ三年，清华出身，一九二六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博士，翌年回国做官。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当大陆局势逆转，逃难到台湾的国民党大员不知凡几，而吴国桢官运仍然亨通，当上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台湾省“主席”，显因合乎老美的论才标准。但是这一任省“主席”干下来，却跟国民党党中央结了梁子，最后终以辞职闻。在他辞职前，一会儿请病假、一会儿递辞呈，已经暗潮汹涌，这一暗潮内幕，我们至今不清楚，大概政见之争者少，权力斗争者多。
吴国桢虽然丢掉了“省主席”，但是一官匏系，仍旧保留了“政务委员”。他不想干，前后五次请辞，可是都不为蒋介石所准，显因剩余价值未失，他也就不再坚持，只是愿到美国一行。因为只是不快，并没闹僵，他的美国之行就被批准了。吴国桢带着老婆去美国后，一开始尚没说什么，不料台北这方面发生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蒙混舞弊，不尽职守”案，王世杰被撤职，有贪污之说，牵连到吴国桢。吴国桢正在美国坐冷板凳，愈坐愈不是滋味，心有未甘，乃写好启事稿，寄到台北各报辟谣。台北各报不敢登，送呈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张其昀也不敢登，送呈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