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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训以及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Ｃｕｍｉｎｇｓ，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Vｏｌ．２．Ｐ．５３４）之故，当年美国驻台北“代办”斯特朗（Ｒｏｂｅｒｔ Ｓｔｒｏｎｇ）曾告诉康明思，前美驻台北领事克伦茨（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ｒｅｎｔｚ）于一九四九年年底与孙立人接触并告诉他，假如同意控制“国民政府”，美方将全力支持他，但是“孙断然拒绝如此做”（Ｓｕｎ ｆｌａｔｅｌｙ ｒｅｆ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ｏ ｓｏ．）。 （见同书，页五三四，参阅页八七二，注八十五）其他档案资料中所谓孙立人的“正面反应”，不过是“据报”、“传闻”或“假设性方案”之类，惟一较为具体的所谓证据是根据腊斯克（Ｄｅａｎ Ｒｕｓｋ）的回忆：
一九五Ｏ年六月初，腊斯克收到一封秘密又亲自交来的台湾卫戍司令孙立人将军所写的便笺……孙有一惊人的建议：他将要领导兵变逐蒋。此一兵变的含义不明，但孙要求美国的支持，至少默认。假如孙取得权力，他将中止政府中的贪污，亦会比蒋介石之对付共产党更具弹性。此事需要总统来决定。腊斯克销毁了孙氏便笺以防止可能的泄密，因知若蒋发现，孙会被处死。然后他去见艾奇逊，艾答应与杜鲁门商谈此事。然而当总统做出决定之前，北朝鲜进攻南韩。此一变局很可能挽救了蒋政权，因为此后蒋介石获得美国进一步的支持。（见Ｓｃｈｏｅｎｂａｕｍ，Ｗａｇｉｎｇ P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Ｗａｒ，Ｐ．２０９）
这一段话破绽累累，且不论孙立人既有人传话（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竟然会写一便笺留下痕迹与把柄，已不可思议。腊斯克既谓此事由总统决定，竟然不让总统杜鲁门以及国务卿艾奇逊看秘笺，就径自销毁，更不可思议。试想阴谋密件有几件不涉及人命，如果孙立人不怕死留下把柄，腊斯克又何爱乎孙将军之一命？亦有违常情。再说腊斯克于六月初得孙秘笺，而国务院文件显示迟至六月十九日，尚在试图告诉孙立人美方意图，试探孙立人是否愿意，正可破腊斯克之谰言。美方看中孙立人及其示意既可确定，而腊斯克反谓孙有求于美方，岂其然哉？美方倒蒋意图甚明，又一再向孙示意，即使由孙说出，亦不至于令腊斯克感到“吃惊”（ｓｔａｒｔｌｉｎｇ），已露马脚。康明思到底是一有见识的学者，立即怀疑“腊斯克有嫁祸于孙之意图”（Ｒｕｓｋ ｍａｙ ｗｉｓｈ ｔｏ 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ｏｎｕ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ｑ ｏｎ Ｓｕｎ）（见Ｃｕｍｉｎｇｓ，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Ｐ．５３７），以卸华府的责任。然而仍有一些学者继续驰骋想象，以事出有因，遽下论断，甚至说，孙立人已着手兵变，蒋介石调刘安琪自海南岛回师制止。当蒋责问孙，孙谓乃中共挑拨，蒋接受之，而孙遂放弃其计划云云（ＭｃＧｌｏｔｈｌ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ｎｅｓ，Ｐ．１０５），何异信口开河？《新新闻》周刊虽也注意到康明思的怀疑，却仍然肯定确有此一秘笺，顺流而下还要妄改腊斯克收到秘笺的时间为六月下旬而非六月初（见该刊，页二十九、三十），还要侈言“以本刊抽丝剥茧、爬梳核实，终于发掘到历史真相，拨开长达四十年的政治迷雾”。（同上，页十八）剥了什么茧？爬了什么梳？档案虽然解密，竟不会解读，孙立人何辜！
其实，蒋介石未撤退到台湾之前，美国早已想放弃他，认为再多给美援亦无济于事，所以一再要求他让贤，或完全授权给有能力的人。美国人当面向蒋一再提及这些，并不是什么秘密。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固然由于徐蚌失利，美国的压力也是主要原因。美国人看上孙立人亦非秘密，事实上无论就军事素养、能力以及战功而言，国民党将领中实无出其右者，并非仅仅是曾经留美之故。真正的历史真相是，孙立人虽然满腹牢骚，瞧不起黄埔，不把蒋经国放在眼里，但因一念之差仍然效忠蒋介石。孙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Ｏ年间有足够的时间与条件联美倒蒋，更何况李宗仁也想除蒋。蒋当时虽幕后操纵，毕竟是下了野，失去了名分，既有美国的全力支持，里应外合，于蒋亡命之际倒之，实易如反掌。萧公权教授曾说过，他于一九四九年秋天离台赴美前，因与孙立人乃清华旧友，过从甚密，孙于周末照例派吉普车来接，无话不谈。谈到牢骚处，萧戏说若有决心，愿草檄文，而孙终无决心，更无意倒蒋，故萧氏谓“孙将军有勇无谋”，无谋者，没有政治野心之谓也，亦可为孙未尝对美方有所谓正面回应的旁证。
孙立人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Ｏ年代可倒蒋而不愿倒蒋，蒋于一九五五年孙无以倒蒋时，竟以莫须有之罪名指孙欲以兵变倒蒋，实欲借故除孙耳，可谓狠者胜、善者冤也。
从历史定位看，孙立人案的种种冤情，确如岳飞案。岳飞案的成立关键是凭“众证结案，而武穆竟无服辞云”。这就是说，全凭别人的旁证咬岳飞，并没有岳飞自己承认的证据，孙立人也是“无服辞”，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的罪名是“措置别做擘划”，孙立人案中的罪名是“明告叛乱计划”，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中的罪名是“指斥乘舆”，孙立人案中的罪名是“辱骂元首”，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中的元凶赵构杀岳飞以免直捣黄龙，迎回两宫；孙案的元凶蒋介石囚禁孙立人以免妨碍太子接班，更是古今同调。最妙的，岳飞本人并没“依军法施行”，而是以“诏狱”“特赐死”；孙立人本人也没“依军法施行”，而是“另案办理”，以手令特赐在家软禁，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手下的张宪、岳云等都“依军法施行”；孙立人手下的郭廷亮、江云锦等也都受军法审判，也是古今同调。所不同的是，岳飞案中有罪犯“送二千里外州军编管”；台湾太小了，只好送几百里外绿岛编管了。汪荣祖有诗为证：
暮年不复旧英姿，
一死余哀感此时。
本意沙场争爱国，
岂知衙内每徇私。
伤黄泣李枉囚雪（黄氏姊妹与李鸿），
摧骨胸午夜悲（闻孙将军被囚禁后，中夜醒来搥胸悲鸣）。
难望赵秦平冤曲，
如闻怒发冲冠词。
二
秉钺专征追马班，
江南浴血气如山。
伤痕累累终无悔，
禁网深深久困闲。
百战功高罕有失，
扬威域外竟成患。
天人共鉴还清白，
又烛东窗构桧奸。
我们不难发现，真正制造冤案的，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原因是孙立人反对政工制度，与太子为难。世人骂秦桧而不骂宋高宗赵构，是错误的。——没有宋高宗的“旨意”和“苦心”，秦桧扳得倒岳飞吗？真正制造风波亭冤狱的，乃是“领袖”父子自己！可悲的是，岳飞案是多少年前的历史陈迹，可是孙立人案呢，却是活生生的现代版，并且还有增订版。蒋氏父子的心术，实在超过宋高宗之上多多。因为宋高宗晚年，在让位给儿子宋孝宗后一个月，就由儿子承旨下诏，把岳飞“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予录用”，表示对岳飞的抱歉。可是蒋氏父子呢？在他们有生之年，不但使孙立人一冤到底，甚至在他们死后，未亡人们也照本宣科，不肯平反。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似应痛定思痛，不再ＣＣ、不再黄埔了，国民党也要改造了。一时之间，文有吴国桢，武有孙立人，结果仍然是权宜之计。曾几何时，这一对文武，放逐的放逐、囚禁的囚禁，而蒋政权更加“私”了，私到儿子身上去了。吴国桢说老蒋“爱权甚于爱国，爱子甚于爱民”，可称一针见血之见。其实知蒋甚稔的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亦曾指出，对蒋而言，要区分他个人以及他本国的利益，并不容易（Ｓｔａｕｒｔ，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２７６），也就是说公私根本不分。蒋介石自称革命一生，到头来在小岛上建立小朝廷，传子接代，套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这教人从何说起呢？”
第三节 思想冰河文化沙漠
一九五九年，三位美国学者在台湾实地调查教育文化状况，写了一篇报告，直指台湾是“文化沙漠”（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ｓｅｒｔ）。台北的“学术权威”李济认为“旁观者清”，心有戚戚焉。他把这三位学者分析“文化沙漠”的成因，归纳为五条：
一、最初接收时，有些训练不够的人做了教授；二、大陆来的学人，精神颓唐不自振作；并且不少失去了读书兴趣的人以教书为临时职业；三、教育界五日京兆的心理，没有做任何长期打算；四、社会里、政治里流行的各种禁忌，因之思想的范围大大地受了限制；五、青年的学者不肯到大学来。（“文化沙漠”，《自由中国》第二十一卷第十期（一九五九），页三Ｏ二）
其实，这五条之中，第四条是“纲”，其他都是“目”。“各种禁忌”，乃是政治高压的产物；在政治高压下，思想不仅受到限制，根本受到禁锢，以至于形成冰河状态。思想应该愈活泼、愈有问题愈好，因为活泼的思想才能产生创造文化的智慧，有问题的思想才能使文化进步与繁荣。然而在蒋氏父子的高压下，思想有问题是可以被枪毙的，有几个人敢惹“思想”，当然导致思想的冰河，而文化沙漠正是思想冰河之果。
蒋介石搬运了许多宝贝到台湾，除了国库黄金、故宫国宝等等之外，还有完整的国民党特务。军统、中统之名虽已消失，但其实体更为集中，由蒋经国一手掌管党政特务机构，所统率的特务人员一开始就有五万余名。蒋家的特务到了台湾之后，地小权大，更由于“戒严令”的配合，布下天罗地网，其得心应手为大陆时代所未有。何况作为特务头子的蒋经国，更远非大陆时代的戴笠可比。蒋介石与戴笠只不过是主仆关系，而与经国有父子关系，岂可同日而语？于是特务势力在太子的管辖与指挥下，笼罩全岛。至于一九五Ｏ年七月公布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名为“改造”，实系“集权”，把权力更加集中到蒋氏父子手中。至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召开时，“改造”完成，除蒋介石当然连任总裁外，蒋经国已跻身中央委员，名次仅在陈诚之下。
蒋氏父子初到台湾时，惊魂未定，草木皆兵，为了他们的“安定”，杀戮尤惨。政工干部学校出身的江南（刘宜良）在所著《蒋经国传》中，有颇为具体的透露，如谓：
位于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过去南京雨花台的地位。据执教东京立教大学的戴国辉说：“我当时在南海路的建国中学念书，有天我看到一辆卡车，载着七八位犯人，双手背绑，口用白布扎着，大概怕他们声张，一忽儿，传来枪声。我心里想，他们做了革命的烈士了。”翻开五十年前半年的《中央日报》，“匪谍××等数犯，昨日枪决伏法”的标题，一周出现好几次。以“匪嫌”名义，送往青岛东路军人监狱、台东绿岛，或用麻袋捆扎，未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喂鱼的，不计其数。台北的一位化学工程师陈天民，江苏靖江人，因为出言不慎，告诉投奔他的乡亲们说：“台湾都快解放了，你们还来这里干什么？”经人检举，判刑十五年。陈当然不是“匪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的指控，充其量，不过是对国民党的统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诺贝尔奖金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后来曾担任中兴大学校长）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广西大学时候的同窗，卒以“掩护匪谍”，锒铛入狱。（页一八三）
此一“恐怖世界”即为蒋经国指挥下特务们的“杰作”。在“恐怖世界”里，朝野诚惶诚恐，以蒋氏父子的马首是瞻。特务势力是蒋介石在台湾的权力基础，是蒋经国继承权力的阶梯。
在此一背景下，任何“左”倾思想固然十恶不赦，格杀勿论，连温和的自由主义与民主思想，在蒋氏父子控制下的台湾也绝无容身的空间，其荦荦之大者，就是发生于一九六Ｏ年的雷案。雷案的主角雷震字儆寰，原是老国民党员，大陆撤退来台后，与一些拥蒋的自由派分子如胡适、毛子水等办了一份以《自由中国》为名的半月刊。胡适在赴美的船上还替这份杂志写了发刊词，并由胡适担任发行人，后由雷震继任。《自由中国》这一名称是很好的宣传，以别于大陆上的共产中国，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