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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凤凰在全球华人媒体里，是最适合有志的传媒人做梦、圆梦的地方。他们需要一个舞台。”
凤凰卫视正在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士”的形象。
被称为上海四大才子之一的学者许纪霖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里讲，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他多么脱胎换骨，但是他的内心总是包藏着一颗士大夫的心。就是说他的内心总是受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的影响。“士以弘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士大夫给我们留下来的一个正面的历史精神传统。
按中国文化的惯例，士为读书人，大夫为官员，士是平民。不做官，就没有发言权。所以苏东坡一方面感慨“常恨此身非我有”，另一方面又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可能退出官场这个是非之地。为什么不能“忘却营营”呢？就因为士大夫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虽然苏东坡飘逸潇洒如同仙人，扬言要“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他终其一生，是并没有辞官归隐的。
为什么？他需要有人倾听自己的声音。
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士”终于能够通过卫星、电波，顺畅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这个传媒里，文人的“文骨”，文人的品格，可以得到最大的张扬。
刘长乐从不掩饰自己的政治动机，甚至在他刚刚创办凤凰卫视时，就为它设计了政治目标。在某种意义上，刘长乐遵循了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政治情怀，或者说是士大夫式的政治理想，早在1996年，他在制定凤凰卫视的业务目标时，也为凤凰卫视定下了政治目标：为中华文化的弘扬，为两岸三地和整个世界华人的融合，为祖国大陆的开放，为中华民族的兴盛而效劳。因此，在某些涉及到国家利益的报道方面，凤凰卫视表现出的政治热情难免会让西方国家感到目瞪口呆。刘长乐说，我有一种使命感。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甚至包括中国的政治家们也希望凤凰带头去冲破一次一次的障碍。凤凰一次一次地挑战官方新闻的底线，使得这种空间变的越来越大。
尽管凤凰卫视的评论员常常语出惊人，但是大陆政府发现，凤凰卫视的评论直接、坦率而且富有建设性。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凤凰卫视没有招致官方的反对，反而受到他们的关注。2002年“四一五”国航空难发生后，中国政府代表这家航空公司出面处理。阮次山从政府发布的声明中发现了问题，认为不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基看到了这个节目。很快，在第二天的国务院办公会上，中国政府调整了处理方式。在其后的博鳌论坛会议上，朱基告诉阮次山：我喜欢看你的节目。
如果用某个形象来比喻的话，凤凰卫视更像是这样一个男人，40岁，高大健康，开朗洒脱，干净而不媚俗，积极而不偏激，成熟而富有进取精神，宽容别人而不丧失自我，关心社稷多于放任自流，创造财富的欲望强烈但不以追求财富为目标，勤于思而敏于行，有超强的应变能力和公关能力，自强不息并厚德载物。实质上也就是新时代的一个“士”的形象。
2003年4月20日是中国新闻史上不平凡的日子。
北京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在这一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正式宣布。在这场最具新闻性的发布会上，细心的人们发现，只有凤凰卫视及时进行了现场直播：人们从画面上看到，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表明了中国政府直面危机、不许隐瞒任何疫情的决心。
为什么只有凤凰卫视的直播？
原来，因事先被告知此次发布会不能做实况转播，各家电视台无功而弃，收拾家伙打道回府。此时，只有凤凰卫视不肯放弃。为了申请这一直播，北京节目中心副主任潘力一整天都在进行各方联络沟通，同时还留了个心眼，没有撤消预定卫星国际传送信号。而他的背后，是刘长乐与王纪言的努力。他们一直在与国新办的官员探讨直播的必要性和意义，并在最后一刻达成共识。接下来的一幕非常经典：新闻发布会前三分钟，国务院新闻办负责人一脸涨红，冲出来问潘力：“凤凰卫视能不能直播？”话音未落，国务院副秘书长高强已经大步流星走向主席台。即使是成功垂青有准备的人，时间也还是稍嫌短了点。可就是这短短的两、三分钟里，潘力迅速打通香港总部、北京电信局等几个重要环节的电话，然后笃定地告诉对方——凤凰卫视已经启动直播！
这一次，央视用了凤凰的画面。
第三部分士的形象与情怀（2）
4月20日，既是中国大陆直面疫情的转折，也注定是凤凰卫视打赢这场抗击“SARS”战役性报道的良好开端。人们发现，凤凰卫视的播报战场已经从硝烟滚滚的伊拉克，转向了中国的北京抗SARS第一线，凤凰人在用镜头为中国的医务界谱写《新儿女英雄传》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不知不觉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4月29日下午才从伊拉克的巴格达返回香港的闾丘露薇在当晚就接到高层的电话：
“明天你去北京参加“非典”报道，怎么样？”
“没问题。”
当晚，闾丘没敢跟女儿告别，悄悄地离开了。尽管女儿戴着大口罩到机场去接她的模样儿让她有点心酸。
5月1日凌晨6∶30，北京街头悄无人迹。五辆采访车从凤凰会馆驶出，他们将分五路遍访正处在抗击SARS病毒严峻考验的北京城，报道北京市领导、普通市民、医务人员和患病者的一天。
闾丘这天的采访内容是，追踪报道代市长王岐山察看居民社区、学校，了解民情。8∶30，当王岐山代市长从车上下来，走进天坛公园，看望晨练的市民并不时跟市民打招呼聊天时，风尘仆仆的闾丘露薇刚刚把话筒伸向代市长，王岐山就像见到了老朋友，马上说：“我正关注你在伊拉克的事儿呢！”闾丘对答机智：“我关注的是你昨天的记者会呢！”两句话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有了这段铺垫，接下来的采访对话更是妙语连珠。
王岐山代市长边走边对左右说：“我今天犯一严重错误，想早上八点出发，结果因为我怕迟到，一紧张看错表了。六点三十八就起来了。”
闾丘露薇赶紧跟进一句：“那起床早了一个小时干点什么呢？”
王岐山幽了一默：“起床以后我就没办法，就看你们凤凰台吧。”
闾丘又问：“好像是昨天的记者会，北京市民特别熟悉您了，你自己是不是有这个感觉？”
王岐山：“恐怕会有一点印象吧，熟悉还谈不上，真正的熟悉是有内涵的，不是一个形象的熟悉。”
看到王岐山边走边不断跟晨练的市民聊天。闾丘不放弃一个时机：“跟老百姓聊天什么感觉？”
王岐山：“说实在的，看见他们轻松，我就轻松了一大块儿。但同时我感觉到责任更大了，就是怎么能够真正把这些疫情，赶紧能够对付过去，能够战胜它，让我们这么好的市民，能够过一个非常好的生活。”
一个上午，王岐山跑了5个地方，他节奏很快，从天坛公园出来，又查看了两个居民小区，随后又从大运村学生公寓直奔清华大学。
闾丘露薇：“待会儿您想告诉学生们什么信息呢。”
王岐山：“我想问问他们，就是我接到的信息和他们对对号，因为现在我们的很多重要的主张，很多的规则，我要下来感觉一下，是不是落到实处了。”
中午2∶00，闾丘露薇又出现在小汤山医院，发回现场报道。
下午6∶30，闾丘露薇与香港连线报道。
午夜12点，在编辑室剪完一天的专题节目带后，闾丘露薇坐在地上，背靠桌子，沉沉睡去。周围十几个人的喧哗和节目播放的声响，对她来说，就像是渐行渐远的硝烟。
记者：到这里采访的感觉与在伊拉克有什么不同？
闾丘：“走进病房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它与硝烟战场有很大不同，因为在这里，你好象与每个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得了病，要牵涉到很多人，那我会感到内疚、自责的。在伊拉克战场上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走进病房时，我总是提醒摄像要小心。”
记者：凤凰卫视的记者职业很适合你吗？
闾丘：“凤凰是最适合我的平台，能把我的外语水平、新闻理念和工作热情全部发挥出来。我喜欢我的工作，不但可以接触不同的人和事，更重要的是，可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保持客观的态度来对人对事。我一个朋友说，当你每天早上醒来，没有想到不想去上班。这就是我的现在的状态。
“以前曾在其他媒体作过，常常会觉得在采访题材方面受到制约，直至到了凤凰，我找到了一个最适合我的一个平台。我感觉在凤凰发挥的余地更大，看问题的角度更广，世界观也变了。我喜欢这份有挑战的工作。”
第三部分士的形象与情怀（3）
地坛医院是北京市指定收治非典病人的专科医院，累计收治非典患者二百多人。这是一个人们惟恐避之不及的地方，许多人宁愿绕道走也不从这家医院门前经过，“好象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SARS的味道，如果深吸一口院子里的空气可能就会致命”。而这个医院的临时工也因为害怕非典，集体逃跑了。凤凰卫视记者郑浩却在5月1日一大早，进入地坛医院SARS病房，开始了他一天10多个小时的采访。晚上11点半前，地坛医院将有17名病人转往小汤山，为了拍到病人的真实情况和记录这次转移行动，郑浩在这里守候了一天。他两次进入病房，与非典病人零距离对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这个过程是《北京一日》节目里的一个重头戏，节目播出的时候，人们惊讶地看见郑浩不仅坦然出现在病房，还帮助两个转移的病人收拾衣物，捎带着给一位山东口音的妇女做思想工作。
“要挪动了，俺病又厉害了？”妇女担心地问。
“不会的，那边是轻病人，你放心吧。”郑浩鼓励道。
“是吗，急煞了。”
“放心吧，有医生和护士呢！”
“吓人呢！”
“不要怕，戴上这个（黄色袖标）。”
“戴上这个做啥？”
“有信心啊，战胜非典。”郑浩一边说，一边协助妇女离开。
事后同事问郑浩：你怎么可能不害怕？你的家人又怎么会不担心？他笑了笑说：“有过害怕的瞬间，我的父母、妹妹担心极了，可是担心是他们的，工作是我的，不能不做，这是职业。既然来了，你就应该踏踏实实地把活儿干好，就这么一个信念，没有其他的。”
5月1日当天，因人手不够，郑浩自己扛摄像机自己采访。看见什么拍什么，有好的画面就抢拍，没有就拍素材，给其他节目准备资料。一个人自拍、自采，出镜时按下固定自动摄像，十八般武器一起上场。有几次，把消毒防范都忘了，拍到好镜头后才意识到。
与郑浩搭档的摄影师魏永林在5月1日深夜进入了小汤山医院的隔离病区，与非典病人零距离接触。直面重症病人的苦痛的时候，魏永林忍不住感慨生命的脆弱，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刻被击倒。在拍完小汤山医院的最后一个镜头后，他在带子上贴了一个纸条：“这是用生命拍摄的带子，使用的时候请小心。”
当所有媒体把目光都集中在医务人员的身上时，凤凰卫视把报道的目光从疫情的源头——医院，延伸到源尾——垃圾处理厂。SARS病毒在垃圾物里存活的时间是最长的。那里的清洁工人都是穿防化服的，由于天太热，隔离衣不透气，还要扛着沉重的摄像机忙活，小魏和张煦都在现场中暑了，但当时不知道是中暑，只是惶恐地想：我们是不是非典了？可是，不管是不是，他们都得把东西拍完。凤凰卫视是第一家亲临这么危险的地方进行现场报道的媒体，垃圾厂的工人很感动。摄制组还把当时垃圾处理场因防化服不够用，洗干净重复使用的严重不科学的真实情况拍下来，并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经记者提问，把情况向北京市反映上去，问题马上得到解决。
一场灾难就是一面镜子，古希腊的哲人和现代的哲学家都说，人是一切的尺度。通过SARS危机对中国又进行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育。必须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口号、事件、运动为本，更不能以一个团体、个人的荣誉为本，更不能用假大空来掩盖危机。SARS也给不同国界、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的媒体提供了一个毫无二致的标尺，用它可测出机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