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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空来掩盖危机。SARS也给不同国界、不同利益集团、不同的媒体提供了一个毫无二致的标尺，用它可测出机制的灵敏与迟钝，检验措施的得当与错位，丈量人员的素质优良与低下，做的好是应该的，做的不好要迎头赶上。唯有真诚与理智最应珍视。
一位大陆记者在反思大陆的非典报道时说，大陆的非典报道只使我感到紧张、紧张、再紧张，煽情、煽情、再煽情，眼泪跟着流了不少，但记不住几个细节、几个面孔，只觉电视上天天泪眼朦胧，中国人仿佛林黛玉转世，北京城仿佛哭城。而凤凰卫视一个五一特别节目，把北京人抗非典的一天交代得清清楚楚，从书记、市长到大爷、大妈，从小汤山医院到居民区垃圾通道，从病人转院到小护士的眼泪，应有尽有。看了这期节目，我知道北京人是怎么过的，我知道是谁、是什么精神在支撑北京的运转。
而凤凰资讯台也在事后进行着反思：如何更好地做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媒体。
资讯台立足两岸三地，关注所有中国人的事务，无处不在的人文主义关怀，就是士的精神。凤凰在这个问题上，比大陆、香港、台湾媒体做得更好，角色定位是合适的。
第三部分人是一切的尺度（1）
2004年的岁末，当人们思索着谁感动了中国的时候，凤凰卫视的人们却把目光和思绪久久地定格在一个年轻女孩的身上。她叫张晓鸿，是凤凰卫视资讯台的一名电视记者。在距离元旦只有三天的时候，这个刚满30岁的女孩离开了人世，与我们阴阳相隔。想着她的笑，她的达观，她的努力，想着她如何让原本卑微的生命发出了绚烂的色彩，在最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找到喜悦和快乐，在最难以坚持的日子里洒脱地对待生命与死亡，凤凰人感到了生命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提升了自己生命的质量，就是提升了人类生命的质量。
张晓鸿留下了一本没有写完的书，她自己起的名儿叫《女道》。这个“道”是道家的“道”，道德的“道”，人生之路的“道”，领悟生命的“道”。后来出版时，考虑到发行问题，出版社将这部四万余字的、没有写完的书，改名为《爱在第九世纪末》。受张晓鸿临终的嘱托，刘长乐为这个凤凰卫视最基层员工的书写了序：
我认识晓鸿的时候，她26岁。那时她刚刚为国家服过兵役。据说现在不少中国的青年已经不屑于从军的经历了。但是，我在美国的公墓中却看到过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墓碑，那些墓碑只有一句话：“曾为国家服过兵役。”张晓鸿为国家服兵役10年，使她的聪慧、柔弱里有了许多坚毅，而这坚毅，是她以后生命中的主要支撑。
张晓鸿是从福建电视台转到凤凰的。人们介绍说，她在那里时间很短，却非常优秀。一次他们的主管给电视记者们上课，讲到了一些必须要做到的规则和要点。一些记者问，晓鸿为何没有按你说的做呢？主管说，她已经超越了这个层次。
晓鸿亲身参与了深圳凤凰影视基地和记者站的创建。从无到有，其中的艰辛自不必说。不幸的是，在她正要大展鸿图的时刻，她病了，是一种致命的、罕见的疾病——小脑髓母细胞瘤。2001年3月，她已经感到很不舒服了，才返回北京治疗。下了飞机，连家都没有回，直接去了医院，第二天就做了手术。术后一个星期，丈夫带她去肿瘤医院放疗，知道瞒她不过，把病情一一告诉了她。只是强调说，手术非常成功。张晓鸿听了，很安静，没有说话，也没有哭。许久，才有两滴泪晶莹地落下。但她的痛苦是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的。她曾在文章里这样描述别人：“抱在一起不停地痛哭，却又不敢放声，怕家人惊觉，但那种压抑着的痛哭是比任何苦楚都显得沉痛的。”
张晓鸿对自己的病情十分清楚。她详细地问过医生，也上网查了所有能查到的资料。资料说，小脑髓母细胞瘤起源于原始胚胎残存组织，发生在小脑蚓部或后髓帆，是高度恶性的胶质瘤，其肿瘤生长迅速；手术不易完全切除。肿瘤细胞有沿脑脊液向其他部位播种的可能。患者5年生存率不超过60％。但是，她却向疾病昂起了高贵的头颅。她在得病的4年里，经历了人世间所有能够想象的苦难。但疾病可以致她于死地，却不能打败她。小脑髓母细胞瘤会引起梗阻性脑积水、头痛、呕吐、视力减退、闭目站立时身体前后摇晃不定等严重的症状。后来，癌症又转移到了骨髓、肝、胰腺。她先后做过长达数年的放疗、化疗，两次骨髓移植。耳后和背上画着表示放疗区的红线，头发脱得一根不剩，还因为免疫力极度低下，身上长了带状疱疹，那种疼痛是难以忍受的。
然而，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晓鸿就在患上了脑部肿瘤后，开始了写作，并且坚持在凤凰上班。如此严重的疾病都不能摧垮她的激情。她甚至对我说，我觉得有些同事还缺乏新闻记者应有的冲动和激情。没有冲动就当不了好记者。当她带病拍摄的新闻在凤凰播出时，她高兴得像个孩子。
晓鸿自小天资聪颖，4岁就上了学，14岁已经读到高三。然而，她是那种偏科的学生，语文和作文总是全班最好的，数学又是班里最差的。老师曾忿忿不平地拿着她的考卷来找家长，那是一份几何，一份数学，两门课加起来不到100分。但是语文老师总是最喜欢她，因为她真的写得很好。好到让人不能不相信“天分”这个词。
晓鸿在肿瘤深深浸润她的全身时，开始写她的小说《爱在第九世纪末》。她年纪不大，却已有很深的人生感悟，知道人生需要静下心来，耐住寂寞去做事情。“无论大侠小贼，不怕刀头饮血，不怕火海险关，怕只怕一个烦字，只怕不能快意恩仇，只怕一个不痛快，不肯耐下心来做一件事，听一段话，看一朵花开。”
她的小说写了唐代末年一个小贵族女子与一个叫游的驸马恋爱的故事。是一幅唐末宫廷的风情画。小说幽默、轻松、俏皮，却又功力深厚，寓意深刻，极具现代感。有些段落是可以与文学名家媲美的。比如开篇第一段，她写道：“从小，我就住在长安。我小时候关于它的记忆，只有一个字‘乱’。那时我常常听人提到黄巢这个名字，说他快要打进长安了。后来，他终于来了。那一天，我们的街道很朴素，厚积着黄土，洒了水。我看到天空很蓝，我还看到了黄巢，大人们说他是贼，可我不觉得，因为他长得很斯文很端正。他也看到了我，为了表示对长安人民的亲和，他把我抱了起来，他抱着我走了一段路又把我放下。他可是占了大便宜了，如果他知道将来我是一个美女。”
第三部分人是一切的尺度（2）
她写爱情时的想象力让人惊叹，她描写与男主人公游的恋爱时是这么想象的：“我永远记得那一刻，我们席地相偎着。郡和她的夫君恶作剧了一把，他们把水阁四壁的机关一下子打开，这间书房立刻变成了四面临风的亭子，但我们并没有如他们预期的那样迅速分开。那个时候，我们的反应度和荣辱心都已经完全麻木，我只看到，在郡家的湖塘里，夏荷都还没有开呢。”“恋爱就是这样奇怪的东西，恋人之间只要轻轻的碰触，气息的互闻，就可以超过一切剧烈的迷幻药。恋爱吧，年轻时如果不恋爱真是……不知说什么好。”
她也预言了她的死亡，以她的聪明，她不会不知道自己以后的日子：“对于年轻人来说，生命是轻薄而美丽的，它的质地纯正，连尘埃都不沾，很容易飞上天，也很容易被撕破。如果要碎，让我碎在游的身上吧。在两辆马车交汇的刹那，在那电光火石般的一瞬间，如同书上说的，马车轻徉，我的魂灵儿已经跟着游走了。”
她似乎分析了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活下去：“我一死不足惜，我一死又何足惜呢？可我要死了，游势必不忍独活，游如果殉情，那他一家人都不要活了。”晓鸿坚强地活，也许是心疼把她养大的父母和深爱她的丈夫。“我自幼年起就以怪诞而闻名闾间，先是喜着男装，然后是喜爬树钻洞，与各种野物，或蛇或虫豸‘过从甚密’，再然后就是未曾从师即能识字看书，并能把书中故事搬演一番，以娱双亲。”此时此刻，为了他们，为了生命，活着，坚强地活，就是一切。
虽然晓鸿是凤凰最基层的员工，但是在凤凰卫视，所有的生命拥有同样的尊严。我先后几次到医院看望这个病重的女孩，她的微笑和信心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常想，这背后是怎样一种坚强？记得我最后一次去看她，是她去世前的第10天。我想到她可能已经视物不清，特意为她买了收音机带去。此时，因为癌症已经转移骨髓和腹腔，她全身都笼罩在巨大的疼痛之下，她的腿高高地搭在床上，眼角挂着泪，却不哭，也不喊疼。在病中，她的同学送给她一本索甲会波切的《西藏生死之书》，她认真读了两遍，说自己已经对生死有了全新的认识。现在她认真地推荐给我看。我说，你现在对待生命的态度，已经完全是一个智者。她说，还不是，因为我一直相信我的病会好，我想回凤凰工作，想和你们在一起。我们谈到了她即将出版的这本新书。我说，书出来，别忘了签上名送我一本。晓鸿说，那当然，如果我还活着。那一刻，我赶紧转过头去，掩饰就要落下的泪。
走时，晓鸿非常的不舍，眼神中，似乎知道已是最后一面。
死于癌症的弗瑞达·妮洛医生曾经勇敢地写下了临终日记：“我必须感谢癌症，让我有一些从未有过的经验，了解生命必死之后，让我变得谦卑，使我认识到自己惊人的心理力量，也重新发现自己，因为我必须在人生的跑道上停下来，重新衡量，然后再前进。”
晓鸿离开了，我们却在她的小说里看到了她生命的跃动，她在四年时间里一直坦坦然然面对死亡，这种彻悟弥漫在《爱在第九世纪末》的字里行间。遗憾的是她的书没有写完，按照计划，这部书应该是15万字的。但是，也许正是这种不完美才意味着“另一次生命的开始”，而并非绝唱。
第三部分人是一切的尺度（3）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四载，已有赵群力、张晓鸿两人离开人间，刘海若重伤致残。他们的不幸，对凤凰卫视来说，悲极痛极。但是，互联网上又有人竟为此欢呼雀跃。赵群力作为一个职业航空摄影师，生前并非公众人物，网民们与他前世无冤，今日无仇，不幸坠机身亡后，怎么就落了个“活该”？而凤凰对刘海若英国翻车负伤，从“脑死”到逐渐康复的一次次报道，也被不少人斥为“做秀”，说是凤凰借机抬高自己的身价。
人是一切的尺度。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在人的死活界限面前，其他一切全都让位。如果说凤凰与人不同的话，这就是根本的不同。不论是自己的员工，还是遇难的矿工，都是凤凰最为关注的。
中国的文化传统里，爱惜生命这个主题长期缺失，是问题的要害所在。爱惜生命，是爱惜所有一切有生命的事物，不论是人还是动物昆虫。但在某些中国人看来，爱是有条件的，就是所爱的对象必须与我有关，而且爱必须有回报。爱父母兄弟朋友，爱同窗同事同侪，我爱他他也得爱我。与我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就管不了啦，死都是活该，哪来的爱？
这不由的让人想起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吴小莉和刘海若等人救助白血病女孩陈霞的直播《生命20小时》。“把这么多的钱直接用在治病救人上不是更好吗？”有香港报纸记者这样问。程鹤麟顺着慈济来了四个送髓志愿者的势反问一句：1025cc的骨髓血浆需要四个大活人护送吗？把那旅费直接捐给病人不是更好吗？
爱心，在很多时候需要用钱来体现，在另外一些时候则是一种观念的弘扬。中国慈善事业的落后，正是因为博爱之心的缺失。只要看看中国大陆在捐血捐髓上的困境，就知道海峡两岸的五家电视台不是在为自己沽名钓誉：中国包括骨髓捐赠在内的一切人体器官（包括血液）捐赠都饱受困扰。不少国人有心行善却欲捐无门。《中国妇女报》2000年5月报道说，一个名叫朱金的白血病患者和他的妻子胡敏热心地征集到四百多位志愿者的签名，表示愿意捐赠骨髓，但各地的骨髓数据库都表示无法接收。这里又暴露出建立骨髓库的另一个难处，没钱对志愿者的血浆进行检测，每做一份血样检测，得花费近五百元人民币。中华骨髓库宣传负责人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