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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苏维埃人不会有忧伤，那纯属无稽之谈。“①有一段历史时期，在诗歌
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苏联诗歌极其单调，似乎只能歌颂，不能针砭。一些
与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传统或创作风格不一致的诗人，动辄被扣上”颓废“、”色
情“乃至”反动“帽子，甚至被批判，被开除出作家协会等等。然而，就艺术手
法和创作基调来说，这些人往往是属于叶赛宁诗歌流派和传统的。对他们的压制
和棒杀，导致了创作题材与审美领域愈来愈狭窄，技巧贫乏、内容空泛的后果，
造成这种局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对叶赛宁诗歌传统和创作影响估计不足。
应当承认，叶赛宁的诗，就其精神实质来说，基本上是属于现实主义的；就其情
感和激情来说，多半属于浪漫主义；就其艺术手法来说，则一般是属于意象主义
的。也许正由于如此，才形成了叶赛宁独具风格的诗歌体系。有些人只看到他抒
发内心感受的”忧伤“诗，却忽略了他歌颂革命的诗歌杰作，只看到他与马雅可
夫斯基艺术上的不同，却忽略了两者政治上的一致。然而，即使在艺术上两者也
并非没有共同之处。叶赛宁欢呼革命，甚至要”摘下“太阳，当作”金鼓“（《
天国鼓手》，1918）来震动”地上和天上“。这种磅礴的气势、浪漫主义的色彩
岂不与马雅可夫斯基为革命而呐喊的诗同出一源！诚然，就整体而言，马雅可夫
斯基的诗以雄伟的气概著称，叶赛宁的诗则以细腻、深沉的情思见长。事实是，
不论马雅可夫斯基还是叶赛宁，都是革命时代、社会主义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著名诗人列。马尔蒂诺夫在谈到叶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共同之处时写道：”我
看不出叶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之间有什么显著的矛盾。对我来说，他们之间的共
同之处远比不同之处更为明显。我想象得出他们俩人如何肩并肩地沿着同一条道
路前进。“
①而对诗人斯麦利亚科夫来说，马雅可夫斯基与叶赛宁是革命的两面“红旗”，
前者为革命吹出了响亮的“号音”，后者为革命奏出了悠扬的“笛声”（《两位
歌手》，1934）。而且，在斯麦利亚科夫看来，对革命两者缺一不可。叶赛宁与
马雅可夫斯基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他们都对苏联早期和当前诗歌的繁荣起
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从50年代中期以①《星》，1980年，第11期，第160 —161
页。
①《文学报》，1967年3 月29日。
来，任何一部阐述苏联诗歌发展进程的著作以及有关的论文中，都早已把叶
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相提并论了。打从叶赛宁去世之后，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在这一时期里，苏联诗歌的地平线上又升起了一些光辉灿烂的新星。然而，即使
在这样的背景上，叶赛宁这颗曾经被云雾遮蔽过的星，不仅没有显得暗淡，反而
更加闪闪发亮了。
2 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叶赛宁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人普希金、柯尔佐夫。
尼基金、苏里科夫、费特、丘特切夫的诗歌传统，以感情真挚的抒情和人生哲理
的探求，吟唱了俄罗斯农村和大自然朴素的美，抒发了对祖国无限的爱。正是由
于叶赛宁，苏联诗歌的新的“棱面”才得以展现，闪烁出耀目的异彩。
亲眼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叶赛宁更看重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质，
更注重于弘扬民族的文化艺术传统。当构成主义诗歌团体的成员K。捷林斯基1923
年对美国的先进技术颇感兴趣，并企图“移植”于俄罗斯诗歌创作之中时，叶赛
宁幽默而又颇具形象性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俄罗斯乃是诗歌的国度。我
们暂时还很穷，这不要紧。美国人穿西服裤子，用的是吊带，而我们是用腰带束
布裤子。可我们跑起来方便，明白吗？腰带束得紧些，拔腿就跑。我们一定能赶
上他们。我们跑起来方便。可是在美国，是技术把人吃掉。他们那里，占主要地
位的不是技术，而是美元。瞧，诗歌的敌人是谁！这一点您可要记住！……”①
不难看出，叶赛宁是主张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诗歌艺术的。
叶赛宁曾不止一次地对友人说，他最喜爱普希金和果戈理，普希金的诗歌使
他感到至为亲近。读者从叶赛宁的《波斯抒情》、《母亲的来信》、《致一位女
子的信》、《故乡行》等诗里都能感觉出普希金式抒情的朴素感情的影子。在《
致一位女子的信》这首诗的结尾部分，甚至可以明显地看到与普希金的长诗《叶
甫盖尼。奥涅金》遥相呼应的诗节：请原谅我……
我知道，您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少女，如今您跟自己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他是
您真正聪明的伴侣……
叶赛宁是个气质独特的诗人，他在创作中永远保持迥非寻常的诗人个性，从
不改变自己天赋的面貌。他的创作经验，他的形象体系以及抒情情调，又有助于
表现他诗歌创作的个性。他的特点之一是真实地袒露自己的内心。而这是需要勇
气的，因为人的内心活动十分复杂，最隐秘的角落往往是最“脆弱”、最经不起
用“标准尺子”去衡量的。组诗《一个无赖汉的自白》正是属于这类作品。它们
真实地记录了诗人心灵的波动、坦诚而无所隐饰，是叶赛宁病痛或者说“精神危
机”的象征。然而，正是这类作品才使广大读者最深刻地看到诗人感情上的冲突
和变化，看到了他在人生道路上的步伐和挫折。叶赛宁注重内心世界、感情深层
的①参阅《回忆叶赛宁》第358 —359 页，“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65年。
开掘，真诚自然，从不追求怪奇诡异、虚饰雕琢，诗歌意象一点也不扑朔迷
离。他的《致一位女子的信》（1924），结构缜密、韵味隽永，以细腻入微的笔
触刻画了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和内心活动。而组诗《波斯抒情》（1925），情真
意笃，形式精美，是苏联抒情诗中最动人心弦的传世之作。这组色彩瑰丽、音韵
动人的诗篇，能够使读者的听觉和视觉都感应到艺术的美。叶赛宁是个忧郁、感
伤性的诗人，他的作品大多含有一种忧郁的气氛，而这种忧郁又形成了诗人作品
特有的基调，即带有一种淡淡的哀愁。这种忧郁的基调，正是叶赛宁诗歌独具诗
美的所在，因为它把孤独、苦闷、愁思与憧憬一类的情绪统统诗化为独特的柔情，
抚慰着人心，给人以美的感情的陶冶。
当代苏联诗人正努力在哲理与抒情中开拓艺术思维的空间，扩大对真善美和
对人生意义哲理探索的范畴。他们从叶赛宁那里把握了袒露内心的本领，以感情
真挚的抒情继承和发扬了叶赛宁诗歌传统。他们各自以独特的表现手法，把构成
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都变成了诗的主题，其中以爱情诗最为突出。青年诗人们写
爱的萌动、爱的燃烧、爱的缠绵，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爱情题材中开掘鲜为人知乃
至意识不到的诗美。他们的爱情多以情感的自然流露为特点，且格调清丽，明朗
纯真，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写这类诗时，青年诗人们甚至具体借鉴了叶赛宁的
艺术手段，善于用情节去加强诗的结构，使爱情抒情诗内容充实而不抽象。女诗
人阿赫玛杜琳娜的《我原以为你是我痛苦的根由……》（1960）一诗便颇具代表
性：女主人公寥寥数语的数落，便把一个情场骗子的“廉价把戏”戳穿，使其虚
伪与丑恶的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从此与其一刀两断、分道扬镳。这诗与
叶赛宁的《你不爱我也不怜悯我……》（1925）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会使读者情
不自禁地联想起叶赛宁该诗结尾的警句：爱情不可能去了又来，灰烬不会再烈火
熊熊。
作为一门艺术，诗歌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反映和掌握客观世界，鼓舞人民改造
客观世界，它的艺术使命还在于反映和掌握主观世界，在于它的审美价值，即陶
冶和净化人的感情，使其高尚和纯洁。不言而喻，这在“效果”上仍然是有助于
改造客观世界的。在诗歌创作中，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永远应当处在和谐和统一
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有感而发，有激情而作。然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内，苏联诗歌仿佛不是沿着真挚感情的抒发道路前进，而是依附于“订货”，由
于过分强调诗歌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而忽视了诗歌艺术本身的特点和规律，结果出
现了千篇一律的反映客观世界，即“歌颂光明”的“单调”的繁荣。这尤其表现
在卫国战争胜利后的十年。用老诗人阿谢耶夫的话说，战后十年的诗歌“灰色单
调”。而著名批评家鲍。索洛维约夫认为，那时的诗“平庸肤浅，华而不实”。
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诗歌创作空前活跃。中断了几十年的叶赛宁抒情传统也得
到了恢复和发扬。青年诗人们反对诗歌创作中的唯理主义和功利主义，主张充分
抒发内心的情感和激情，表现自我。他们的作品，许多都选材新颖，构思上完全
摆脱了“歌颂”的套式
而追求哲理性的揭示。于是，诗坛上不断出现思想开拓和艺术探索方面的大
胆尝试。一代又一代的苏联新诗人都在不断向叶赛宁学习，借鉴他把握真正诗歌
艺术的奥秘和独特的风格特征。叶赛宁的诗，以其柔和而轻盈的音响叩击着读者
的心灵，以其心灵秘密的揭示和优美而坦荡的抒情使青年诗人和读者“着迷”。
在60年代后半期和整个70年代的“悄声细语”派诗人的作品里，几乎都明显留有
叶赛宁睿智、秀逸乃至感伤抒情诗的姿影。即使在一向以重大主题为特点的特瓦
尔多夫斯基的抒情诗里（如《在我生活的时日……》，1967），读者也能发现诗
人对正在流逝的生活所怀有的叶赛宁式的淡淡的哀愁。“悄声细语”派的代表人
物，农村出生的诗人鲁勃佐夫（1936—1971），如同叶赛宁童年的经历，从小受
民间诗歌的熏陶，诗的风格清新淳朴，语言通俗易懂，音韵优美动听，具有浓郁
的农村生活气息。他那洋溢着淡淡哀愁的诗的基调，与叶赛宁的诗十分近似。鲁
勃佐夫生前始终认为叶赛宁是他的老师。在鲁勃佐夫所有的诗中，几乎都能捕捉
到叶赛宁式的抒情基调。在把握叶赛宁状物抒情的艺术技巧方面，鲁勃佐夫尤为
成功，例如《故乡之夜》：……
如果厄运不再惊动心灵，就像那影儿一样悄然移动，四外是这样寂静啊，恰
似人生不再出现震惊。
尽可将整个心灵沉入那神秘的憧憬，令人清醒的哀愁却笼罩心灵，宛如溶溶
的月色笼罩寰中。
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和人类，即对人生哲理的探求，是叶赛宁的另一个
特点。他的诗笔调沉郁、朴实自然，富有很强的哲理性。《我不悔恨，不呼唤，
不哭泣……》（1921）和《故乡行》（1924）等诗，是对生活真谛的思考，而《
我不想欺骗自己……》（1922）和《给普希金》（1924）乃是对生活的总结和对
理想的概括。它们既是内心抒情诗，又是哲理抒情诗。“文学不可能有空中之根”
（叶夫图申科语）。叶赛宁诗歌的哲理特点，同样是在俄罗斯诗歌传统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在俄罗斯的抒情诗中，充满了哲学思想的作品，早已引人注目了。
普希金、巴拉廷斯基、丘特切夫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而在叶赛宁的笔下，这
类作品寓哲理于浓郁的抒情之中，更具特色，耐人寻味。尤其在风景抒情诗中，
形成了叶赛宁独特的大自然感和哲理性。他在艺术上的、哲理性的揭示，并不在
于他指出了人与自然的相近和同源关系，而在于他以诗歌创作证实了人与自然的
融合和浑然一体。批评家弗。谢瓦斯季扬诺夫认为，“从哲学观点来看，诗人
（叶赛宁）表达了自然与人和谐统一、有着根本联系这一‘科学’思想……”①
哲理抒情诗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近30年来，不论是50①《文学报》，
1977年5 月26日。
年代后半期与60年代前半期“大声疾呼”派的横扫千里的时候，还是60年代
末期以来“悄声细语”派滔滔天下的时候，似乎传统哲理诗派始终如一，循着自
己的道路走。而70年代以来，叶赛宁式的沉思型的哲理抒情诗尤其有了长足的发
展。许多擅长哲理抒情诗创作的诗人，都充分运用象征、隐喻，寓意深邃地表达
一定的哲理，诗的形象也闪烁着强烈的哲理光芒，如马尔蒂诺夫的《拴着的狗》
（1981）、舍夫涅尔的《箭》（1981）、维诺库罗夫的《幸福的人为别人分忧…
…》（1968）、杜金的《蜡烛颂歌》（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