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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背影”，叶赛宁视诗为“心灵的钥匙”。他们之间虽然语言不通，年龄
悬殊，但却一见倾心，通过艺术媒介两心相印了。邓肯先前与西欧国家签订了演
出合同，此时已临启程日期。叶赛宁则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同行的诗集在国外出版
①事宜须要亲赴商谈，于是决定同邓肯一起前往。此外，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目
的：“亲眼目睹一下西方世界，获得感性认识。”在叶赛宁与邓肯出国旅行之前，
卢那察尔斯基以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给了叶赛宁一份随身携带的证明文件，
其中要求“苏维埃政权党、政、军各级领导人给C。A。叶赛宁提供一切方便”。②
叶赛宁与邓肯本来只是同居，但在办理出国手续之前必须先去办理结婚登记。邓
肯比叶赛宁大17岁，为了缩小她和叶赛宁之间年龄的差距，她有意将自己的实际
年龄瞒了8 岁。出国旅行之前，邓肯为防万一，写下了自己的后事安排和遗嘱，
强调说如果她先于叶赛宁去世，那么她的一切遗产将由合法丈夫叶赛宁继承；如
果两人同时去世或者叶赛宁先去世，她的一切遗产将由她的兄弟奥古斯丁继承。
当他们的出国手续和准备工作都已办理停当之后，便于1922年5 月10日踏上了前
往欧美的旅途。然而，国外并没有给他留下愉快的印象。在柏林，由于唱《国际
歌》而遭到流亡的白俄作家一顿毒打；在巴黎一家饭店里，由于嘲笑弗兰格尔、
邓尼金及其余党，结果也被殴打，连礼帽和手套也丢了；在美国也发生过一系列
不愉快的事情。也正是在柏林、巴黎、纽约，叶赛宁才见到了没有祖国的那一部
分俄罗斯人的精神状态：这里又在酗酒、斗殴和哭泣，伴着手风琴泪诉愁肠，诅
咒自己的种种失意，把莫斯科俄罗斯来怀想。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诗人，叶赛宁亲眼目睹了白俄侨民在国外的悲剧生活，开
始思考和探索他们由于革命和阶级斗争而远离祖国所产生的一系列悲剧的原因。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叶赛宁才着手创作组诗《小酒馆① 20 年代初，由于纸张奇
缺，政府允许国外私人出版社为国内出版文艺书籍，经国家出版社同意后运往国
内销售。
② B。 符多文：《叶赛宁的国内旅程》，《文学问题》，1966年第10期，第
251 页。
式的莫斯科》的。那些流亡者之中不少人不得不长期漂泊在国外，过着无限
孤独的生活，经历了无法表达的“苦难的历程”。诗人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比谁都
早地感觉到生活在底层的白俄侨民的悲剧处境和无望的挣扎。也许，正是出于这
种绝望，侨民们才自暴自弃，玩世不恭。而这一切都成了诗人抒情的素材。作为
“小叙事诗”的组诗《小酒馆式的莫斯科》，最初只有四首，收在1923年出版于
柏林的诗集《闹事者诗抄》里。
这四首诗是：《这里又在酗酒、斗殴和哭泣……》、《唱吧，唱吧，伴着该
死的吉他……》、《啊，如今事情已经定了……》、《我不打算欺骗自己……》。
深入研究一下当时的创作背景，我们还会发现，《小酒馆式的莫斯科》不仅仅是
抒写白俄侨民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也不单纯是诗人内心的写照，那辛辣的笔锋
和直言不讳的抨击，许多地方都是有具体所指的，例如：我不是恶棍，也没打劫
于绿林，没枪毙狱中不幸的人们。
我只不过是个街头浪子，对迎面的路人笑脸相迎。
据赫雷斯塔霍夫考证，这诗实际上又是为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布柳姆金
所画的像。“布柳姆金曾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一名非常积极的契卡工作人员，曾
多次在叶赛宁面前夸耀自己在卢比扬卡监狱地下室里干的那些血腥勾当。正是此
人刺杀了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以挑起事端……此后还得到托洛茨基的重用，
被任命为高加索红军监察员……”①西方是把叶赛宁当作风月场中高贵的游子接
待的，而对邓肯的印象不外是被“赤化”了的一个西方舞星。叶赛宁想趁这次出
国的机会创作一些国外题材的诗，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文明，
使他产生了压抑之感，全然破坏了他的情绪，使他赋诗的兴致锐减。在西方资本
主义国家，他用诗人敏锐的眼睛审视着、观察着异国纷纷扰扰的、光怪陆离的花
花世界，他看到了“美元先生”的力量，厌恶那里富人们的穷奢极欲、花天酒地
的生活。在那里人们追求的是金钱和享受，对艺术则毫无兴趣，一本诗集的最大
印数是500 册……叶赛宁虽然身在国外，心却思念着祖国、故乡。异国的旖旎风
光和高山蓝天怎么也无法同祖国和故乡媲美，无法相提并论。在国外一年有余的
时间里，叶赛宁很少写作。从他写往国内的信件里可以看出，他不论是在柏林还
是在罗马，不论是在纽约还是在芝加哥，都无比怀念祖国，即使是世界闻名的美
丽城市巴黎，在叶赛宁的感情世界里也不如祖国、故乡美。俄罗斯的山川风物使
身在异国的叶赛宁魂牵梦萦。这在他为数不多的国外诗抄中也可明显地看出来：
唉，这些国家我也知道，那里的道路我走过不少，现在我真想归来，①见《英吉
利捷尔旅馆的秘密——一份私人侦查笔记》，《当代苏联文学》，1990年第3 期。
靠故土越近越好。
对祖国的挚爱使叶赛宁成为一棵离不开俄罗斯土壤的树。
1922年10月至1923年2 月，叶赛宁在美国逗留了四个多月，游历了纽约、芝
加哥、底特律、克利夫连德、堪萨斯城、费城、巴尔的摩、孟菲斯、圣路易斯、
路易斯维尔、印第安那波利斯等等，看到了“灯火的海洋”和四通八达的公路，
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残酷性质。这些城市给他留下的直接印象都反映在特写
《铁的密尔戈罗德》（1923）里。
“密尔戈罗德”本是果戈理揭露封建农奴制的中篇小说的名称，叶赛宁不无
选择地借用此名，并冠以“铁的”形容语，旨在讽刺“金元帝国”
里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贫乏，同时也真实地纪录了诗人对美国的具体感受。
叶赛宁与邓肯，各自是对方命运中的匆匆过客，各自是对方幸福与痛苦的根
源。也许，正因为他们首先是艺术家，彼此之间才产生了平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深
厚感情。当年，他们幸福也好，痛苦也罢，都达到了极限的程度。在国外期间，
叶赛宁与邓肯之间的矛盾愈益加深。这两个恋人不论论出身还是论受过的教育，
不论论年龄还是论性格，差别实在过于悬殊。除此之外，还有语言不通的障碍：
叶赛宁不懂英语，邓肯不懂俄语。他们只能求助于代名词和手势交换思想。叶赛
宁是个“忧伤”
的诗人，邓肯是个“快活”的舞蹈家，他们虽然有着共同的艺术语言，但性
格上却缺乏和谐一致。也许，这是他们最终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是在巴黎的时候，他们就达成了“君子协议”：回到俄罗斯后以“朋友”
的身份相处。1923年8 月，叶赛宁与邓肯结束了欧美之行，终于踏上了返回莫斯
科的归程。返回苏联之后，邓肯十分伤心和难过。叶赛宁非常可怜她，甚至许诺
将来修复感情。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叶赛宁后来并没有回到她的身边。同年秋
天邓肯与叶赛宁正式分手。从此，这对情侣便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了。打从叶赛
宁与邓肯相爱的头一天起，便埋下了绝望的种子。无论是叶赛宁还是邓肯，内心
世界里都同时存在着爱恋和绝望。说爱恋，那是指灵魂的结合；说绝望，则是指
他们最终的分道扬镳。
这时的叶赛宁，心灵深处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内疚感。在自己的国土上他不愿
再做一个陌生人，他愿回到母亲那无限的爱抚中去，回到大自然那绚丽多彩、医
治百病的美的怀抱中去。1924年春天，他又回到了故乡康斯坦丁诺沃村，并且创
作出《故乡行》这首名诗。《故乡行》以情感浸润景色，使读者有身历其境的体
会。那钟楼、墓地和十字架，勾起了怎样的沉思和回忆！诗人展示了农村日常生
活的变化，反映了生活的运动：墙上是带列宁画像的挂历。
这儿是妹妹的生活天地，是妹妹们的，而不是我的，但不管怎样，见到你，
故乡啊，我还是想跪倒在地。
诗人以白描的手法描绘了“故乡行”的所见所闻和内心感受，写出了阔
别多年重又相见的亲人的音容笑貌，发出了流光易逝和“换了人间”的感慨
和惆怅。诗中渗透着新与旧的矛盾和联系。对叶赛宁来说，“正在离去的俄罗斯”
就是指自己的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而“苏维埃俄罗斯”则指他的两个妹妹。
诗人不无象征性地写道：妈妈和外公越是忧伤、绝望，妹妹们的小嘴笑得越是欢
畅。
读者从这首诗中仿佛看到时代前进的步伐！诗人在《故乡行》一诗中所抒发
的感受，也出现在《斯坦司》（1924）这首诗中：我看见一切，我清楚地懂得，
新纪元——这非同小可，列宁的名字，像劲风呼啸在家乡，让思想通行无阻，如
转动磨坊车的翅膀。
在叶赛宁生前，批评界也曾有人否定他所抒写的革命题材的诗篇，仿佛那都
是浮光掠影的东西，掩饰不了内心的空虚。叶赛宁则对这种论调以诗的形式给予
了直截了当的回击：有音乐、诗和舞蹈，有虚假和溜须拍马……
让他们由于《斯坦司》骂我好了，诗中的真理却不容抹煞。
面对变化了的时代，诗人思考得更深，任别人如何指责“抒情小路”，他却
依然按自己的方式坚定地走下去，哪管什么需要不需要：从山上走来一群农民共
青团员，在手风琴伴奏下一个劲地高唱杰米扬。别德内依的宣传鼓动诗，欢快的
歌声把山谷震响。
祖国已变成了这样！
我何苦还要在诗中喊叫：我和人民站在一道？
这里已不再需要我的诗歌，也许我自己在这里也无人需要。
（《苏维埃俄罗斯》，1924）
永远“按自己的方式”，永远走自己的路——这就是叶赛宁：“……我
同样拥护苏维埃政权，不过我爱的是俄罗斯。我是按自己的方式行事的。
我决不允许给自己戴上兜嘴，我也不会去吹喇叭……“①在俄罗斯历史上，
沙皇曾把普希金、莱蒙托夫等影响很大的诗人流放到高加索山区，而高加索山区
那独特的粗犷美每每成为被流放的诗人的灵感源泉，创作出优美的诗篇。这是完
全出乎沙皇统治者的意料的。
普希金之后，高加索曾唤起许多诗人、艺术家的浓厚兴趣，其中包括叶赛宁。
1924—1925年，叶赛宁曾多次沿着前人的足迹，踏上走访高加索的旅程，在第比
利斯、巴统、巴库逗留过很长时间，创作出许多杰出的诗篇，其中包括《致一位
女子的信》、《大地的船长》、《二十六人颂歌》、《伟大进军之歌》以及长诗
《安娜。斯涅金娜》等。诗人的创作激情如同不息的泉水从心中涌流，可以说，
那是叶赛宁一生中创作丰收的金秋季节。
在巴库，叶赛宁见到过基洛夫、伏龙芝和其他工人领导人，他们的革命乐观
主义精神和工人们的劳动热情都使叶赛宁深受感染。叶赛宁以《二十六人颂歌》
这首诗为革命的阿塞拜疆的儿子们塑造了一座不朽的丰碑。1924年9 月20日，叶
赛宁站在巴库的自由广场上，面对着在外国武装干涉时期遭到敌人枪杀的这26位
政治委员的纪念碑，朗诵了这首诗。9 月22日，此诗全文发表在《巴库工人报》
上。而起初再现国内战争全景的《伟大进军之歌》，最早发表在1924年9 月份的
《东方之星报》上。此后该诗很快就在国家出版社出版了带插图的单行本，印数
达2 万册。这在当时属于出人意料的大印数量了，堪称“诗歌大军”！诗城第比
利斯给叶赛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诗人、演员、画家、音乐家都成为他的亲
密朋友，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以致叶赛宁在《致格鲁吉亚诗人们》这首诗中
写道：我是你们的北方朋友，我是你们的兄弟！
诗人们都是同一个血统。
在行动上，思想上，还有谈吐上，我本人也是亚洲人！……
1925年叶赛宁在巴库出版了诗集《苏维埃俄罗斯》，在第比利斯出版了诗集
《苏维埃国家》。这两本诗集在当时就引起很大反响。这不仅说明叶赛宁在苏维
埃国家里是个最突出的“同路人”，而且还证明他是革命的直接参与者，是同革
命群众共呼吸、步调一致的诗人。他以罕见的艺术功力令人信服地表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