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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损害。盖达尔、丘拜斯在俄罗斯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西方经济学界也成为遭到批评、耻笑的对象，他们在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受雇设计私有化改革，充当甚至连西方经济学家都不耻扮演的角色，充分暴露了其受到美国经济杀手控制的买办身份。阿根廷前经济部长卡瓦略推动私有化颇受美国赞扬，他在爆发金融危机后因涉嫌违反经济安全法遭到逮捕，罪名是向美国跨国银行泄密协助资本外逃并逃避管制。俄罗斯、阿根廷的政治家如前总统叶利钦、梅内姆，也因重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带来社会灾难变得声誉扫地。委任卡瓦略担任经济部长的阿根廷前总统梅内姆，因涉嫌私有化腐败遭到阿根廷的引渡通缉；阿根廷被经济杀手收买的腐败政府官员，通过廉价贱卖国有企业虽然捞了不少好处，不料却在银行危机和股市崩盘中损失惨重，遭到更加贪婪的美国金融大鳄的洗劫。叶利钦也后悔地说都是主管私有化的“丘拜斯惹的祸”，他终于领悟到经济学家缺乏国家安全意识的危害，最后任命的三届总理都来自国家安全部门。普京执政后为了抵御美国经济杀手渗透的威胁，向政府各部门、地方和大企业大量委派安全部门的官员，美国对普京维护民族利益的举措极为恼怒，称俄罗斯走向了专制主义的错误道路，俄罗斯民众却极为拥护普京打击寡头和实行能源产业重新国有化的措施。《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也颇值得一读，不仅因为它是比侦探小说更为精彩的真实故事，还因为它讲述的故事同广大民众的利益戚戚相关。正如约翰？帕金斯在该书中所叙述的，美国为了谋求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不仅将像中国这样有影响的大国视为眼中钉，而且也不放过拉美的资本主义小国如厄瓜多尔、巴拿马。约翰？帕金斯本人曾以跨国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公开身份，到厄瓜多尔、巴拿马参与发电厂建设项目的经济咨询，其实是执行美国政府委派给经济杀手的战略使命。令约翰？帕金斯后来深深感到良心谴责的是，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厄瓜多尔落入经济杀手设置的陷阱后，经济增长并未给广大民众带来任何好处，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口却从５０％上升到７０％，就业不足和失业率从１５％飙升到７０％，国债从２．４亿美元猛涨到１６０亿美元。约翰？帕金斯这样写道，“世界上并非仅厄瓜多尔一个国家是如此。几乎每个被经济杀手网罗到美国‘保护伞’下的国家，都遭受着同样的厄运”，“在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仅仅是一小撮人，而大多数人却越来越穷”。更为令人感到气愤的是，那些拉美国家关心普通民众的正直政治家，尽管他们对美国友好并且相信资本主义民主，动辄被？上拥护共产主义的激进左派标签，遭到经济杀手不则手段的迫害、排挤甚至暗杀，然后被愿意接受经济杀手贿赂的腐败官员取而代之。令世人深感庆幸的是，约翰？帕金斯在经历了很多年痛苦的内心矛盾和思想斗争之后，终于鼓起勇气将经济杀手的真相告诉全世界人民，他对自己作为经济杀手所犯下的罪行进行了深深的忏悔，他认为美国正在背叛了其开国宪章所确立的共和国精神，转而效仿美国开国先贤所反抗的大英帝国殖民主义，他决心效仿那个冒着生命危险疾驰穿过新英格兰乡村，大声发出“英国人来了”警报的勇敢孤独骑士，呼唤全世界人民像当年美国人民一样起来响应，阻挡美国效仿当年英国那样谋求建立全球帝国霸权。我对约翰？帕金斯的精神深感敬佩，衷心希望他的善良愿望能够如愿以偿。杨斌２００６年９月８日于北京杨斌，1957年出生于北京，男，籍贯广东省大浦县，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曾留学日本、美国，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制度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主要著作：《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美国隐蔽经济战与改革陷阱》、《软战争——美国经济军事霸权挑战中国》。一个经济杀手的诞生事情的开始其实很简单。
＇2＇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2）
1945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的父母都有新英格兰北方人的血统，他们严厉、守旧、坚定，秉承从几代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我的母亲后来成为一名中学拉丁语教师，而我的父亲则是一名海军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父亲在大西洋一艘油轮上当海军上尉，负责带领武装炮手班。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市出生的时候，他还在得克萨斯州一所医院养髋骨的伤。我在1岁之前从未与他见过面。后来他在提尔顿学校（Tilton School）教语言。提尔顿学校是新罕布什尔州郊区一所私立的男生寄宿学校。学校坐落在高高的山上，自豪地——有人说是傲慢地——矗立着，俯视着那个与之同名的小镇。这所在外人看来有点唯我独尊的学校，招收9～12年级的学生，每个年级最多招50人。这里的学生一般都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加拉加斯（Caracas）、波士顿（Boston）和纽约（New York）的有钱人家。我家里很贫穷，可是，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穷人。尽管在学校当老师仅能得到一份微薄的薪水，然而我们生活的必需品：食物、住房、暖气、供水，甚至替我们剪草和铲雪的工人都是由学校免费提供的。从4岁那年开始，我就在预备学校的食堂吃饭，在父亲任教练的足球队里追着足球恣意奔跑，或是在衣帽间给球员分发毛巾。这里的老师及其家属在当地人面前有很强的优越感，我曾经听到我的父母戏称我们是“庄园主”，管着那些下贱的镇民。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个笑话。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都属于农民阶层，他们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伐木工人和磨坊工人，他们都痛恨“山上的预科生”。于是，父母亲也不让我接近那些他们称之为“婊子”和“荡妇”的镇民家的女孩子。然而从一年级开始，我就与她们混在一起，我将我的蜡笔、笔记本等文具与她们分享。后来我还陆续爱上了其中的3个女孩子：安（Ann）、普里西拉（Prescilla）和朱蒂（Judy）。我很难理解也不能接受我父母的观点，可不管怎样，我还是听他们的。我的父亲每年放3个月假，这时候我们会到爷爷在1921年修建的一座湖边小木屋那儿度假。这里森林环绕，晚上能听到猫头鹰和美洲狮的叫声。在这里，我们没有一个邻居，而我则是这个地方唯一的孩子。最初几年，我将树木当作是《圆桌武士》（Round Table）小说中的傲勇骑士或是想象成安、普里西拉或者朱蒂这些红颜知己（在不同的年份，把它们想象成不同的人）。我的热情就像骑士兰斯洛特（Lancelot）① 对格温娜维尔（Guinevere）那样浓烈，而且深藏不露。14岁的时候，我可以免学费到提尔顿学校上学。由于父母的干涉，我不得不与小镇完全脱离关系，也不准再和那些老朋友见面。我的新同学们放假回到他们的别墅和豪宅的时候，我就自个儿在山丘上游荡。我看到他们都有女朋友，而且都是淑女，而我却没有。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子都是“荡妇”。我早就把她们抛诸脑后，她们也应该忘掉我了。我倍感孤独，而且极度沮丧。我的双亲都深谙“控制”之道，他们说，总有一天我会因此而感谢他们，能有这样的机会是我的幸运。我会找到一个完美的妻子，一个能够完全迎合我高尚道德标准的伴侣。对此，我内心一阵激动。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女性伴侣——更确切地说，我希望有性经验，而“荡妇”这个词听来是如此的诱人。尽管我内心反叛，然而，我能克制住我激动的情绪，我力争出类拔萃，这可以让我从中获得快感。我是一名优等生，还是大学里两支运动代表队的队长，同时兼任校报的编辑。我要让那些有钱的同学羡慕我，让提尔顿学校永远以拥有我这样的学生而倍感荣耀。读高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全能运动员奖学金和米德尔布里（Middlebury）学院的学业奖学金。我的父母希望我读米德尔布里学院，尽管他们知道布朗大学是常春藤名牌大学联合会（Ivy League）的成员学校之一，但因为母亲毕业于该校，父亲也正在攻读该校的硕士学位。然而，我却希望就读布朗大学（因为我愿意当运动员，也因为这所大学在城里）。“当运动员？要是你摔断腿了怎么办？”父亲问我，“我觉得你应该选择学业奖学金。尽管我心有不甘，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米德尔布里学院的学业奖学金。米德尔布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放大版的提尔顿而已——尽管学校位于佛蒙特州（Vermont）的郊区，而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下。这所学院同时招收男女学生，绝大多数学生都非常有钱，可我是一个穷孩子，并且我曾经在一个没有女生的学校里一呆就是四年。我缺乏自信，缺乏跟女孩子交往的经验，自觉低人一等。我恳求父亲准许我离开这里，或者是让我休学一年。我想搬到波士顿去体验人生，当然还有女人。可他充耳不闻，还反问我：“要是我自己的孩子都不愿呆在这个学校里，我还怎么说服别人家的孩子来这里读书？”
＇3＇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3）
于是，我开始觉得，人生只不过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组合。我们应对这些偶然事件的方式将决定我们的未来。而我生命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偶然事件都发生在米德尔布里学院。一个是遇到了伊朗国王的顾问兼将军的儿子；另外就是邂逅了一位也叫做安的美丽女子——与我童年时的女朋友的名字一样，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将军的儿子叫法哈德（Farhad），他以前是罗马的职业足球队员。他有很高的体育天赋，拥有一头漆黑的卷发，一双温和的胡桃色眼睛，还有着傲人的背景以及女孩子无法抗拒的魅力。他在许多方面都与我截然相反。我努力和他套近乎，并且赢得了他的友谊。从他身上学到的很多东西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受益匪浅。我遇见了安，尽管当时她正与另外一个学校的男生打得火热，但是她却并没有拒绝和我交往。一开始，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可她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真挚的爱。法哈德怂恿我喝酒、参加派对，无视父母对我的教诲和严格要求。于是，我故意疏于我的学业，因为我要打断“学业”的腿，来报复我的父亲。我的成绩一落千丈，进而丢掉了奖学金。大学二年级的一天，当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决定中途辍学。父亲扬言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法哈德却继续火上浇油。头脑发热的我一头撞进了校长办公室，于是我退学了。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我离开学校的前夜，法哈德和我在当地一个酒吧痛饮庆祝。旁边一个身材魁梧的醉汉，说我勾引他老婆，他将我倒头提起，朝着墙壁扔过去。法哈德走过来将我们俩分开，掏出一把刀子，在那家伙脸上划开一道口子。接着法哈德拽着我离开酒吧，他将我从窗口推出去，推到酒吧外边的“水獭河”（Otter Creek）上一个突出的窗台上。我们跳下去，然后沿着小河一路跑回宿舍。第二天早上，校警盘问我的时候，我撒了谎，我矢口否认法哈德干过那件事。不过，后来法哈德还是被赶出校门。后来，我们俩都搬到了波士顿，租了间房子住在一起。我在赫斯特的《纪录美国/星期天广告人报》（Record American/Sunday Advertiser）找到一份工作，给该报的总编当助手。那一年下半年，我的几个同事被征召入伍。为了逃脱同样的命运，我到波士顿大学商业管理学院进修。那时候，安已经和前男友分手了，她经常从米德尔布里过来看我。我当然很感激她对我的关心。1967年，安从米德尔布里学院毕业，当时我在波士顿大学还有一年才能毕业。安坚持在我们结婚之前不和我住到一起。虽然我一边开玩笑说自己被绑架了，但是也对自己从父母那儿沿袭的古板、假正经耿耿于怀。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可我想要更多，于是我们结婚了。安的父亲智慧超群，是导弹导航系统的主要策划人，因此，他在海军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他的一位好友，安称之为“弗兰克叔叔”（非其真名）的人，是国家安全局（NSA）的最高级部门的官员。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最不为人所知，也是最大的间谍组织。结婚后不久，军队召集我去体检。不幸的是，我通过了体检，这也就意味着我毕业后有可能被派遣到越南去。尽管我对战争很感兴趣，可我非常不愿意到远在东南亚国家的战场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