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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战区成立
12月22日至翌年1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又在华盛顿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协商在全球范围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问题。会议首先确认战争的主要敌人为德国，欧洲为大陆的主要战场，但同时也对东方战场作了调整与安排。由美国方面提议成立中国战区，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出任战区最高统帅，在越南和泰国等国的军队也统一由蒋介石指挥，在重庆设立一个联合计划参谋部。美国所提议这一中国战区职实质为虚衔，因为在泰越地区无盟军军队可供中国指挥，美英两国的联合参谋团会议也没有中国参加，但美方认为这样可以使中国在总体战略中发挥作用。1月2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最高统帅之建立，将使中国盟军充分合作，战略统一，……本人将全力支持阁下之努力，为所有联合国家之福祈效命”，同意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同时建议：“本人欢迎英美速派代表，作为联合总部计划参谋。”罗斯福于1月22日任命在华供职多年的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1942年1月1日，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宣言规定：加盟诸国应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联合国家的成立，表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正式形成，中国人民的长期艰苦抗战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敬佩，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2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中国军队对贵国遭受野蛮侵略所进行的英勇抵抗已经赢得美国和一切热爱自由民族的最高赞誉。中国人民，武装起来的和没有武装的都一样，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对于在装备上占极大优势的敌人进行了差不多五年坚决抗击所表现出的顽强，乃是对其他联合国家军队和全体人民的鼓舞。”＇《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5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通过中国战区成立等实际活动，中国同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中国长期以来单独抗击日本侵略的局面终于结束。
三、美英对华援助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一）美英对华援助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对于日本侵华战争采取了两面的政策尽力避兔涉足冲突。
由于日本在东方的战争与扩张，危及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对其侵略行动给予了谴责并试图遏制其扩张势头。1940年3月14日，美国宣布不承人日本扶植的汪精卫政权，要求日本维护《九国公约》，并再度给予中国政府2000万美元贷款。日本进驻法印北部以及德意日三国同盟签字之后，美国又宣布借款2500万美元给中国，中方以钨砂为抵押。1941年初，罗斯福第二次当选总统，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措施。罗斯福提出的援助各反法西斯国家的《租借法案》在国会得到通过，宣布这一方案同时适用于中国，不久决定给予5000万美元援助。
在英国方面，其战略利益是同日本相冲突的，但因受欧战的牵制，无力采取更多行动对抗日本，对华援助也是有限的。1941年4月英国曾以支持中国的法币为名借款500万英镑给中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英两国同时加强了对华援助。美国宣布给予中国贷款5亿美元，这是中国所获最大一笔援助。同时英国宣布对华贷款5000万英镑，但该款项由于英国采取拖延手法，终抗战结束，“英国未拨付分文”。＇《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对外交》（2），第26页。＇
抗战时期中国政府获美国援助总约8。4亿美元。作战物资以飞机为例，购机总数为2351架，其中来自美国占59％，来自苏联占37。6％。
获取外国物资与财政援助，对于中国坚持抗战的意义是重大的，但实际所获与所需相距甚远。中国相继失去东北以及华北和沿海等大部分较富庶的地区，而且自1937年全国抗战起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也有四年多，物资消耗和财政支出甚巨，所以，外援输入只能满足部分作战需要。况且外援是以中国出口产品为代价。
各国援华物资还受到交通条件方面的限制。南方地面运输线自滇缅路被日军切断之后，只能通过飞越驼峰形山地的中印航线输入物资，成本高而运量有限。据统计运往前线汽油一吨，则需途中消耗汽油三吨以上。美英等国曾希望苏联能够开放中亚陆上交通线，自中东方向经中亚进中国新疆地区转用援华物资，但苏联受与日本的“中立条约”限制，反应冷淡，未能谈成。
此外美英两国以欧战为战略中心，作战物资也首先满足欧洲战争需要，途经印度各地的援华物资经常被英军截留或挪用。
如果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苏等国所获外援数字比较，则中国所占极小。仅以美援为例，美国援外租借物资总值485亿美元，英国所得占63。71％，苏联获22，76％，中国仅为1。8％。＇《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时外交》（2），第307页。＇
以绝对数字看，中国战时获美援总值8。4亿美元，而苏联获美援租借物资达108亿美元之多，相当于中国13倍，其中重要作战物资有飞机1。5万架，坦克7000辆，卡车38。5万辆，吉普车5。2万辆，电话机42。7万部，电话线可绕地球50余圈。＇《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2页。＇
综上可知，中国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但所获外援最小，中国主要是依靠自已力量进行持久艰苦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废除不平等条约
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各阶层爱国力量所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但列强一直不愿放弃在华特权。中国人民在艰苦的抗战之中赢得世界人民的尊敬，国际地位得到提高。同时，日本在亚洲的不断扩张，严重侵害着美英的权益，他们希望中国坚持抵抗，钳制住日军的主力。因此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双边关系得到重新调整，就顺乎情理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由于中国的要求和对抗日本扩张的需要，美英两国虽先后多次表示与中国商讨取消领事裁判权问题，但并未采取实际的行动。1941年4月，中国政府电令回国赴任的驻英大使郭泰祺顺访美国，向美国政府提请缔结中美平等条约，废除现有不平等条约，并建议“实行之期，不妨俟诸中日战事结束之后。用意在壮吾人今日之声势，而增高他日之国际地位”。＇郭泰祺致胡适电，1941年4月20日。＇
5月下旬，以换文形式达成协议，中方表示“忠实遵守国际信约”，美方承诺通过谈判。“迅速地做到取消一切有特殊性质的权利”。7月上旬，英国亦与中国政府互换照会，表示愿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修改条约。1942年3月，美国向英国通报，准备着手与中国举行谈判，废除治外法权等在华特权，改订新约。英国表示同意并准备采取一致行动。10月9日，美英两国将其决定正式通知中国政府。
10月下旬，中国政府接到美英两国的新约草案后，即开始与两国的谈判。中美两国的谈判比较顺利，12月18日，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交照会，认为两国对条约草案及所附条文，认识已趋一致，建议于1943年1月1日在华盛顿正式签署条约和换文，中国表示赞同。中英两国的谈判较为艰难。英方竟拒绝讨论归还九龙租借地等问题，中国方面要求先行收回九龙，以为将来解决香港问题之基础，但英国不允交还九龙，且于10月14日发表外交部声明，废除英国在华特权并不包括将香港交还中国。
中方经一再交涉仍无结果，为不致影响美英两方在1943年元旦前签订新约，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时提出对英国拒绝讨论归还九龙表示不满，并保留将来再提出这一问题的权利。由于英国的继续拖延，1943年1月9日，日本抢先同汪政权签订了所谓《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等之协定》，继后意大利也宣布废除治外法权，交还租界。受此促动，中美中英新约终于在1月11日分别在华盛顿和重庆签字。
5月20日，中美新约在华盛顿，中英在重庆换文批准，条约生效。此后，其他一些享有在华特权的国家。也相继与中国签订了平等新约。
不平等条约废除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是中国人民摆脱近代以来的外交屈辱而取得的初步胜利。要取得实际上的真正的平等地位，当然还要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争取。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六章 日本的南进北进战略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华新政策
一、强化长期持久战体制
（一）南进中的持久战抉择
日本陆军部与参谋本部于1938年12月6日联合制定《昭和13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案》，确认“汉口、广州的攻略，使武力行使告一段落，尔后应自主地指导新中国之建设，切戒急躁”，日军一反“速战速决”的高调，转而认为：“对华战争本质上属于持久战，对已被颠覆力一个地方政权的蒋政权，与其继续坚持以武力深入急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战斗力，向着建设新中国工作方向迈进。”＇〔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第622页。＇
自此，日军被迫采取持久战、总体战体制，推行“昭和新军制”以扩充军事力量，总的来说是企图“政略进攻、战略持久”。
1939年底，中国在正面战场发动“冬季攻势”，使日军受到打击。日本认为这时期是“通观中国事变以来全部时期，这是陆军最为暗淡的时代”。＇〔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第573页。＇
1940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日占区发动空前规模的“百团大战”，再度给予了日军巨大的打击。日军深感侵华战争一时难以取胜，不得不采取“大持久战”，进一步强化“持久战体制”。
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规定其对华战略方针是：
“一、除继续行使武力外，须严加杜绝英美援蒋行为，并采取调整日苏邦交等一切政战两略之手段，削弱重庆政权之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
二、积极改善内外态势，恢复与增强完成长期持久战及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所需之帝国国防力量的坚韧性”。＇〔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130页。＇
据此方针，日本应保持的对华作战及兵力部署基本态势，即“长期武力战态势为：在一般形势无大变化时应继续确保蒙疆、华北之要域及由汉口附近至长江下游流域之要域，以及广东之一角、华南沿海诸要冲，经常保持用兵之机动性，同时彻底整顿及维持占领地区内之治安，并继续进行封锁及航空作战。”要加强殖民政治体制，“对新中央政府，着重使之专心协助帝国加强综合战力所必要之各项措施，主要指导使之努力向我占领地区进行政治渗透。最终虽将促使重庆方面与新中央政府合流，但使新中央政府不要采取急于求成之措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131页。＇
上述对华持久战态势的规定，是在对华作战遭受挫折、陷入僵局形势下的产物，它同日军迫切要求的在中国战场获胜及迅速向南方扩张的愿望是矛盾的，而欧战的形势发展，也不断冲击着日本的战略决策。日本军政当局需要制定能指导在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长期战争计划，要求进一步明确地将侵华作战与欧战形势及日本的南进愿望联系起来。11月17日，日军统帅部关于中国战场考察后的一份报告宣称：“如今解决中国事变已与欧洲形势联系在一起，必须与德意共同建立新秩序，中国事变作为其一环进行处理。南方问题要尽速解决。中国派遣军不必要进行作战。”＇〔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200页。＇
11月28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向东京当局报告：“中国军队于10月末完成了第三期整训，而我第11集团军自25日开始的作战，从结果上看与去年同期相比，作战力量减少了二三成。中国军队的抗战意识仍然旺盛，但有穷于补充的模样。”＇〔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2），朝云新闻社，第202页。＇
上述报告反映了日军统帅部对华作战无计可施的窘态，也反映了日军对久陷中国的困境感到不安。
（二）制定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
日军在中国战场进退维谷的局面，使日本最高统治集团大伤脑筋。
1940年12月1日，参谋总长杉山在上奏有关南方作战兵力部署问题之时，天皇直接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