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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西侵宝昌、康保，再南下张北，逼向张家口；一路由沽源进犯独石口、赤城，继而西侵张北，钳击张家口。
6月1日，日军开始轰炸独石口，4日陷宝昌，8日占康保，张北危急，张家口震动，冯玉祥急调第6、第16军和自卫军等部驰赴张北防御。方振武调抗日救国军一部到独石口应战。冯玉祥令张凌云为龙关、赤城警备司令，率兵一旅北上，与方部协防独石口，以稳定察哈尔的局势。
冯玉祥针对同盟军成份复杂、装备不一、紊质差异大等特点，加速整训部队。在政治工作方面，冯玉祥除同意在部队中建立抗日组织，并通过《民众日报》等报纸宣传抗日，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轮流召集驻张部队讲演，每日排四五小时。”＇《大公报》1933年6月8日。＇ 每次一提及东北三省与热河，广大官兵“都愤慨激昂，甘心拼命杀敌”。在军训方面，冯玉祥每天巡视部队，组织操练，除调各地方武装到张家口操练外，还对各部队进行了调整编制、补充械弹、筹发给养、安抚伤兵等工作。经过整训，使疲惫之师焕发了精神。
冯玉祥还实行了若干改革措施和其他抗日准备工作。规定全省最高权力机关为“察哈尔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同盟军的一切行动，施政方针，都由大会作出决议。为了求得军民协力抗日，还筹组召开“民众抗日同盟军军民代表大会”，由各县民众代表与军事将领参加，共同讨论军民抗日各项事宜。
抗日同盟军的一切行动与措施，都以民众的名义出现。为此，冯玉祥于5月26日改组了察哈尔省政府，委任佟麟阁代理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张允荣为财政厅长，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公安局长，省府其他机构未作变动。
5月27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工人、士兵、学生；市民共3000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决定成立张家口市“察哈尔民众抗日御侮救亡大会”，选举10名代表负责筹备工作。同日，冯玉洋颁布了三项革新政治令：
（一）免除苛捐杂税；
（二）释放政治犯；
（三）停止党费由公市支付。＇《国闻周报》第10卷第23期，1933年6月12日。＇
冯玉祥还颁布了严惩贪污令，批准了创办《抗日前线》、《民众日报》和《国民日报》，以加强抗日宣传。
1933年6月15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大会。
到会代表有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61人，中共党员宣侠父和张慕陶也参加了大会。会期5天，通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决议案，确定了同盟军的性质、纲领和任务。明确了“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并反对任何方式之妥协”，“誓以武力收复失地”，“主张对日断绝国交”，“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共同奋斗，以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河北省政协文史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203页。＇
同时，还通过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和军委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大会根据军委会组织法，决定组织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处理同盟军的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重大事务。会议选举军事委员35人，候补军事委员29人。尔后，由军事委员会互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1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徐惟烈任秘书长，冯玉祥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
至此，同盟军抗日准备基本就绪，察省出现了抗日救国的大好形势。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却对此坐卧不安，责令北平军分会取缔同盟军又找不到借口。于是大肆造谣诽谤，攻击冯玉祥“勾结共产党”，“勾结苏俄”，“别有他图”，甚至诬称冯“名为抗日，实为联日”等等。但冯不为蒋、汪的攻击所动，针对他们的诬蔑，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
第一，适当调整同盟军工作方针，放弃内外一样红的“胡罗卜”方针，采取“内红外不红”的“西瓜”
方针。
第二，通电全国，逐条批驳南京、北平方面的攻击、郑重声明，他“只知反对屈辱妥协，抗日到底。此心此志，有如皎月”。＇《国闻周报》第10卷第24期。＇
第三，请各报记者到现地采访报道，让全国了解察省真相。
6月14日，冯玉祥对上海《时事新报》记者说：“中日双方所商停战协定，其范围仅限于河北及平津，察哈尔从此益陷于一发千钧之境，本人乃当仁不让，起而自卫。”他表示：“我决不离开张家口，等着敌人到来，我要和他拚个你死我活，我如离开此地；我就是怕死。”＇《时事新报》1933年6月21日。＇ 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冯玉祥抗日的一片赤诚之心。
（二）进行察东战役
同盟军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针对察东四县失陷，日伪军可能进攻张家口的形势，组织了收复察东的战役。为打好这一仗，冯玉祥调集方振武的救国军、吉鸿昌的第2军、邓文的第5路军、张凌云的第6军、李忠义的第16军等部组成北路军，以方振武为前敌总可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作战。北路军分成左右两路，分别由吉鸿昌和方振武兼总指挥，于1933年6月21日开赴张北附近待命。共产党员掌握的第2、第5师均为这次北征的主力。原在张北的察哈尔自卫军张砺生部及其他地方武装亦配合行动。
6月22日，张砺生部首战康保，经3小时战斗，守敌崔兴武部向东逃窜，同盟军收复康保。23日，同盟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吉鸿昌、邓文、张凌云、张砺生部进击宝昌；右路军李忠义部直趋沽源。
沽源伪军刘桂堂部于26日通电反正，使伪军张海鹏之一部陷于孤立，同盟军击退该部，收复沽源。7月1日，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痛击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伪军遭打击后东逃多伦，宝昌又告收复。同盟军完全收复察东三县后，又乘胜发起多伦战斗。
多伦为察东重镇。它既是冀、热、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要地，日本把它视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据点。多伦城由日军骑兵第4旅和伪军一部固守，城外筑有八挂炮台32座，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等工事。根据敌情、地形，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决定集中4个师，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一举攻克多伦。其部署：以张凌云部为左路，以李忠义部为中路，以刘桂堂部为右路，以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会后，各路部队向多伦外围地域集结。7日23时，同盟军分路向多伦发动进攻。日伪军凭借工事与火力，拚命顽抗，攻城部队奋勇冲击。经过两天三夜激战，至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乃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连续三次指挥登城，均未奏效，伤亡200余人。
11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甚重，乃暂退原阵地待机。为扰乱敌人后方，吉鸿昌暗派副官率士兵40余人，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12日晨1时，吉鸿昌利用夜暗再次组织猛攻。当攻城部队接近城垣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鸣枪响应。敌闻变大乱，同盟军乘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3小时巷战，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
至此，失守72天的多伦遂告收复，察东四县全归同盟军之手，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之举。在察东战役中同盟军共歼灭日伪军1000余名，自己伤亡1600余人。
抗日同盟军北征的胜利，给全国民众带来希望。各地抗日组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将领），或函电交驰，纷纷祝捷；或捐钱捐物，支援前线；或强烈要求蒋介石授冯以重任，供给粮弹，收复东北四省。7月14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电冯玉祥和吉鸿昌，称赞说：“政府之所不敢为者，而公等为之。政府之所不能克者，而公等克之。尽筹硕划，岂惟大快人心，直使今后之欲为石敬塘、秦桧者，将有所畏慑，而不敢逞行其私。”＇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64页。＇
7月16、17日，李烈钩、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先后电贺冯玉祥克服多伦。电文说：“捷音传来，逻迩欣慰。激已死之人心，伸大义于天下。”表示“从种种方面设法策应”。＇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70～77页。＇
7月26日，天津《益世报》在《再论察局》一文中指出：从“九·一八”起，“我们只有失陷领土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人做过收复失地的工作”；现在“有之，吉鸿昌收复多伦为第一次。”切望“当局勿功秦桧而罪武穆”。在捐款方面，各省当局和各民众团体共捐近40万元。海外13华侨团体亦发出通电，吁请旅居国外的爱国侨胞给同盟军以军晌支援。为把抗日爱国斗争从察哈尔扩展到热河和东三省，冯玉祥决心“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东北）四省之谋，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0页。＇
7月27日，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以冯玉祥为委员长的“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委员由同盟军高级将领担任，并发出成立通电。电文称：“慨日东北覆亡，普天同愤”，“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职责所在，全力赴之。”＇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1页。＇
三、冯玉样出走与同盟罩失败
（一）冯玉祥被迫出走
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相反，蒋汪政府出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需要，竟千方百计破坏抗日同盟军，企图压垮冯玉祥。还在同盟军进攻多伦前夕（7月3日），全力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即从江西致电汪精卫，称冯玉祥“为共产荧惑”，“实行赤化组织”，“赤色旗帜日益鲜明”，要求行政院“速筹军事之彻底办法。”＇《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7月6日，何应钦向南京报告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察哈尔的方案，拟任命庞炳勋为“察哈尔剿匪总司令”，井令庞率领第10军、冯钦哉率领第7军、万福麟率领第119师、徐庭瑶率领第25师、何遂率领第55军一部以及冯占海部，于13日前，分别到下花园、涿鹿、沙城、怀来和独石口、龙关等地集结待命。
7月12日，多伦收复的消息传到南京后，汪精卫立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极力贬低同盟军攻克多伦的壮举，称多伦“非取之日本军队之手，乃取之伪军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9页。＇ 并决定增派宋哲元、王以哲、傅作义等部入察。至7月底，国民党人察部队已达16个整师，共15万余人，已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准备由庞炳勋指挥，分三路进攻张家口。在何应钦加紧进行攻察部署的同时，日军两个旅及伪军张海鹏部共2万余人，齐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进攻多伦等地。为了增加同盟军的财经困难，国民党政府以贪污罪将曾给冯玉祥捐款接济的朱庆澜调回南京办理交待。蒋军还封锁察省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等地的粮食、弹药接济断绝。
在日蒋进逼，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际，冯玉祥立即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这个呼吁立即得到全国各方的响应。7月17日，国民党西南政委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直言，解此纠纷”，并劝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向背，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2～13页。＇
国民党中委李济深、陈铭枢、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速停入察之师”，“若仍一意冥顽，抑内媚外”，“我西南为党国生存计，为民族前途计，决取断然处置。”＇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4页。＇
7月24日，天津《民风报》在社评中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认为爱国民众要“行使国家主人翁之天职，锄去此中国之李完用。”即使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人不愿对冯玉祥用兵，宋哲元固不待言，冯钦哉也表示“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庞炳勋虽跃跃欲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