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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日本宣扬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进口，却由1936年的58。7万余册，增至1937年的380万册。电影也是一样，1936年禁演中国电影178部，而日本电影进口却由1936年的154部猛增到1937年的232部。
（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推行
日本侵略者实行愚民政策，对教育一再进行限制。从伪满财政支出看，军事治安经费占30％乃至40％以上，而文教经费仅占1％，多时也只占2～3％。“九·一八”以前，东北有小学1300余所，学生74。7万余人，教师2。4万余人。“九·一八”以后，许多小学关闭，学生降到50万人，教师减至万余人。以后，日本改用“文治”笼络人心，小学增至800所，学生达200多万人，但儿童失学率仍在70％以上。“九·一八”前，东北有中学194所，学生3。8万余人，教师2400人；“九·一八”后，恢复很慢，到1937年仅有中学173所，学生3。3万余人，教师1600人。大专院校“九·一八”前约有30所，“九·一八”后，几乎全部被查封、关闭。到1933年开课的只有两所，1935年5所，1937年10所。作为愚民政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数量有限的学校中，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以培养为它效劳的顺民和御用知识分子。
从“九·一八”事变到l937年，日伪教育政策的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设置的课程与教材，并竭力散布殖民主义思想。随后，又实行所谓新学制，其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也就是说要把中国人训练成日本的“忠良”奴才。在这种教育制度下，特别强调殖民主义的政治与思想教育。各学校不仅把政治课列为主课，而且在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中，也塞满了反动的政治内容。
在新学制中，日伪当局还提出所谓日语化。把日语列为国语，要求人人会说，伪政府一切正式文件均用日文。还规定升学、就业，都要看日语资格。
日本甚至准备用日文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企图毁灭汉语和汉字。
日伪实行新学制的再一个特征就是教育职业化。它废除了中国的初、高中6年制，改为分科的4年制。其目的在于为日本培养更多的经过奴化训练的下级技术管理人员，以便从事农工商的管理与掠夺。
（三）封建意识和宗教迷信的利用
日本殖民主义者力图通过宗教迷信和封建意识，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1934年溥仪当上皇帝后，就被召到日本去拜谒天皇。日本大肆宣扬伪满“建国”是“沐浴日本天皇的皇恩”，“顺天之意”而建立的。薄仪从日本回国后发表一个《训民诏书》，胡说他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体”，要东北人民作日本的顺民。以后，日本又耍新花招，决定在长春建立一个所谓“建国神庙”。由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把日本的“天照大神”捧回来，当做“建国神”供在建国神庙里。表示满洲不是源于清始祖，而是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满洲“国民”也就是日本国民的一部分，理应接受日本的统治。
还规定，由日伪头目领头，天天向“建国神庙”行礼，一般中国群众也要这样做。如有对神庙“不敬罪”者，依据伪《保安法》，判处1～7年徒刑。
除在伪首都搞“建国神庙”外，日伪还在东北各地搞了不少日本“神社”，给中国人民套上新的精神枷锁。此外，日本还利用佛教、喇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对东北进行控制，使各宗教信徒成为日本的顺民。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八章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第二节 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在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遭受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以自己创建的抗日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各抗日武装，坚持和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纠正了1932年北方会议对东北的“左”倾政策，提出了在当时东北特殊环境下，实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指示信对当时东北的斗争形势和遍布东北各地的各类抗日武装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以后，指出：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只有进一步发展这支队伍，才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指示信着重指出：为使抗日游击运动及一切革命群众活动取得胜利，满洲党组织必须“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为此，指示信改变了过去建立红军、“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左”的口号，提出在东北要“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民众革命军”的任务。指示信最后指出：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保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57、460、468页。＇
尽管“一·二六”指示信还保留一些“左”倾观点和政策，但它所提出的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是符合当时东北的实际的，对中共满洲各级组织领导东北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共满洲省委接到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以后、于当年5月在哈尔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一致表示接受这个指示，并速派巡视员到各地传达贯彻。省委还于5月15日和7月1日、分别作出《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和《关于省委五月十五日接受中央来信中几个模糊的错误问题》的补充决议，要求满洲各地党组织停止土地革命，取消已建立的苏维埃和红军游击队，“建立选举的民众政府”和“以最好的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省委扩大会议以后，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提出的新的策略方针，积极开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自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先后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至第6军，把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巩固与扩大了游击区，动摇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的建立与南满游击区的扩大
（一）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成立，南满游击区迅速扩展
中共满洲省委特别重视南满游击队的建设，在接到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后，于1933年7月1日发出《给盘石中心县委及南满赤色游击队的信》，要求将中国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目前军队的编制稍稍再向前发展时（一倍左右），立刻编制成为一师。”＇孙继英等：《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46页。＇
根据省委指示，南满游击队于9月18日正式扩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1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杨靖宇，下辖两个团。
同年10月，刚刚建立不久的独立师就遇到日军第10师等部及伪军1。2万人的大“围剿”。独立师采取避实就虚，不固守一地的方针，以第1团留在盘石地区坚持斗争：师部率第3团南渡辉发河，到东边道开辟新的游击区。
东边道当时泛指东北东南部山区的宽甸、桓仁、兴京（今新宾）、通化、辑安（今集安）、临江、长白、抚松、蒙江（今靖宇）、辉南、金川、柳河、海龙、东丰、西安（今辽源）、清原等16县，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有几十股，约六七千至一万人，其中属中共直接领导的有南满第1游击大队。
10月27日，杨靖宇率部南渡辉发河，与南满第1游击大队汇合，在蒙江、桦甸、辉南、柳河、清原、通化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1月24日，杨靖宇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绕过伪军邵本良部重兵把守的凉水河子，一举攻克柳河县重镇三源浦；接着，又把邵部从凉水河子诱出，并乘虚袭击了凉水河子；尔后，再放出攻打柳河柞木台子的空气，迫使邵部急忙西调增援，而独立师却趁机奔袭了东边道北部重镇八道江（今浑江市）。独立师连战获胜，声威大振。南满地区的其他抗日武装纷纷表示愿意接受独立师的领导。
1934年2月下旬，独立师在临江三岔子附近，召开了有17支抗日武装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决定成立江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公推杨靖宇为总指挥。会议还决定，除东北人民革命第1军独立师所属部队外，其余参加会议的抗日军编成第1至第8八个支队，共5000余人。到会的各抗日军一致同意，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斗争纲领就是抗日联合军的斗争纲领。这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与其它抗日武装联合抗战的开始，给敌以震动。日关东军惊呼： “匪贼渐次结成‘联合战线’，……战术巧妙，不避讨伐，不受宣抚，在各地有较大的活动。”＇《关东军公报》第207期，1935年。＇
独立师在几个月的艰苦转战中，由于得到其它抗日武装的配合，终于打破了日伪军的“讨代”。活动地区由三五县扩及20余县，攻入和收复大小城镇16座，全师也发展到1600余人。此外，南满游击区还有农民自卫队员1000余名，青年义勇军600～700名，反日会会员6000余名。
（二）人民革命军第1军正式建立，南满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开展
为推动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中共南满组织于1934年11月上旬在临江四道二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目前“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千百倍地加强我们的革命的群众工作，用一切的力量来扩大巩固人民革命军，最大限度地扩大反日游击战争”。＇孙继英等：《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
会议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由杨靖宇、李东光、宋铁岩等6人组成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李东光代理书记。会议还通过了杨靖宇关于建立东北人民革命第1军两个师的提议，并于11月7日正式宣布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朴翰宗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师及1个教导团和3个游击大队。
第1军成立后，仍进行分区作战。第1师和第2师分别以龙岗山脉和辉发河南的蒙江、金川、抚松等地为后方根据地，开展游击活动；军部则在上述区域南北转战，指挥作战。12月间，第1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利用鸭绿江封冻之机，率部袭击了朝鲜境内的罗山日军据点，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1935年1月11日，杨靖宇率军部在红土崖东15公里处设伏，歼灭伪靖安军1个骑兵连，并以缴获的数十匹战马装备了教导团。在战斗中，军参谋长朴翰宗不幸牺牲。3月22日，杨靖宇指挥军骑兵教导团，利用内线关系，化装成伪军开入临江红土崖镇，一枪未放，俘敌40名，缴获全部枪支，4月下旬，杨靖宇率军部和第1师西越柳河至通化间铁路，再次进至兴京、桓仁一带，先后在兴京之东昌台、桓仁之样子沟、歪脖望等地与日伪军激战，发展了游击区。5月末，杨靖宇率军部东返临江，留下第1师继续坚持斗争。
第1师师长李红光在桓仁县样子沟与日军交战中，身负重伤后光荣牺牲。继任师长韩浩，不久也在一次战斗中为国捐躯。之后，任命程斌（后叛变）为第1师师长。活跃在濛江、抚松、桦甸一带的第2师和南满游击第1、第2大队，于4月中旬袭击了日军踞守的桦甸老金厂金矿和抚松县万良镇。4月以后，又转战在辉发河两岸的盘石、东丰、西丰和桦甸、抚松、濛江等地域，有力地配合了军部和第1师的南进作战。
1935年6月，第1军根据中共南满特委的指示，以第1师挺进辑安，开辟新区；以第2师坚持盘石地区的斗争；军部率教导团在第1、第2师活动地区进行机动作战。8月20日，杨靖宇指挥军部教导团在柳河黑石头沟伏击一支300余人的“讨伐”队，毙伤俘敌70余人，并迫使伪军50余人反正。9月21日，杨靖宇又指挥军直部队在金川寒葱岭袭击伪军邵本良部，截获弹药和被服一批。10月，杨靖宇率第1军一部返回蒙江根据地时，在那儿轰与东满地区人民革命军第2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领的远征先遣队会师，从而沟通了南满与东满的联系。至此，第1军已发展到近5000人（含地方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