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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指出，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
“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群众》第4卷第14期。＇
毛泽东的讲话阐明了创办抗日红军大学的目的、意义，规定了抗日红军大学的教育任务。
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招收学员1063人，共分三个科。一科主要为红军团以上干部，二科为营、连干部，三科为班、排干部和部分红军老战士。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并亲自授课。第一期学员于1936年12月底毕业，分赴红军主力部队及全国各地，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7年1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又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校部由保安迁至延安，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同时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非常关怀“抗大”的建设和教育工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与建设工作。毛泽东亲自确定了“抗大”“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为抗大成立三周年而作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并经常和中央及军委其他领导人亲临学校演讲和授课。
“抗大”通过轮训部队干部和大量吸收从国民党区域来的青年学生入校学习，培养了大批治党治军人才。到1937年7月初，“抗大”共培训了军事、政治干部3800余人。另外，还举办了供给学校、卫生学校、摩托学校等，培训了一批专业人才。
中国共产党通过举办学校，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为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作好了干部上的初步准备。
自从瓦窑堡会议确定“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的方针后，党的组织有了明显的扩大。到1937年上半年，党员已发展到4万余人。党的白区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各地遭到破坏的领导机关陆续开始恢复和建立。
二、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对日作战的直接准备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后，即开始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红军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新形势下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猛烈扩大红军，发展和巩固陕甘苏区，打通抗日路线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东征和西征战役，发展了根据地，扩大了红军，为直接对日作战准名了力量。
为加强红军的对日抗战准备工作，1937年3月6日，洛甫、毛泽东在《关于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指出：“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力量，加强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中的模范。”
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规定，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的任务是：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抓紧加强自身建设，为实现早日直接对日作战，积极地进行了准备。
（一）大力开展政治工作，加强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
新时期的新情况、新任务和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新政策，在红军部分人员中引起了一些新问题。一部分人对同国民党重新合作不理解，特别是对红军和根据地的改名以及停止土地革命等政策措施存在怀疑和抵触情绪；另有少数人产生若干松懈麻痹情绪，忘记了国共两党的阶级差别，失去了对国民党应有的警惕，以致逐步减弱了必须巩固共产党领导的观念，甚至滋长了某些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这两种思想情绪的存在，都不利于党和红军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为使红军的广大指战员认清国内和平实现后抗日的新形势，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自觉地为实现党和红军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奋斗，工农红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陆续发出的指示和宣传教育材料，对广大指战员进行了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
在教育中，各部队根据《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宣传大纲）、《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等文件，针对一些同志所产生的疑虑，着重解决：
革命根据地改名为特区，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但特区的整个领导还在共产党手里；
红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服装改了，但本质不会改变，它仍然是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而且可以取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我们力量的机会；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但革命根据地内已经分过的土地并不收回给地主；
在新形势下，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保障与巩固部队中的工农成份，保存与发扬红军固有之特长及传统，使红军成为抗日武装力量团聚的核心；
在和平统一后，红军的任务更繁重，要保持高度政治警觉性，忠实于民族解放的利益，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共产党的路线与方针。
在开展政治思想教育中，各部队采取了组织干部讨论会、开展宣传鼓动等多种形式。为使教育进一步深入，许多部队相继召开了党代表会议，分析部队的思想状况，研究并制定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时事政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等措施，并对部队党的基层组织普遍进行了整顿，健全了党的生活，严格了组织纪律。
经过以上教育和工作，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红军永远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共产党、红军和根据地政府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拣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红军改编以后仍然必须保持和发扬长期斗争的光荣传统，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军队。同时，通过清除张国煮错误路线的影响，全军的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二）加强军事训练和文化教育，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
为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并把红军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红军各部队在大力进行政治整训的同时，积极进行军事整训和开展文化教育。
1936年12月7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在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草案）中明确规定：为着保证红军完成新时期的政治军事任务，红军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的教育与训练。1937年2月，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训令，在要求各部队抓紧时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的同时，对新老战士、排连长和团以上干部的训练，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同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定》中，又对部队军事、政治训练作了进一步的要求，并拟定了推动部队训练的措施，规定：各方面军要分别举行“五卅”运动大会，进行以刺杀、投弹、实弹射击为内容的军事比赛，以演讲“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及测验政治课为内容的政治比赛，以及文化娱乐体育比赛，以全面检查、考核训练效果，为全面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规定了明确的方针、内容和方法。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精神，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各部队立即以教育训练为中心，有计划地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的教育训练。在军事训练方面，红军各部队通过举办教导团、教导队和各种轮训班，轮训基层干部、班长及参谋人员等，提高基层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参谋业务工作能力。各部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战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普遍开展以射击、刺杀、投弹为主的练兵活动，并组织野外操练和演习，加强战术演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同时结合军事训练，严格养成教育，建立和健全了部队的正规生活。各部队进行了扫盲教育，使许多战士学习了语文、算术和自然常识，提高了部队的文化素质。各部队还广泛地开展了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各方面军或军分别召开运动会，活跃了部队生活，增强了指战员体质，促进了政治、军事、文化训练。
（三）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清剿土匪，巩固后方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在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的同时，要求大力扩大和巩固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保证红军成为将来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的台柱子。中共中央军委在1936年12月又提出要求，要利用一切机会扩大红军。各部队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普遍把扩大红军作为重要工作，积极动员贫苦农民青年参加红军，陕甘宁省在半个月内就扩军700人。到1937年7月初，在陕甘宁地区的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总数已发展到7。4万余人，拥有各种枪4万余支（挺）。
针对根据地年残存土匪活动猖獗、危害后方的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将整个陕甘宁苏区划分为5个区域，组织红军第27、第29、第30军和独立师各一部以及各独立团、独立营、保安队等，在广大群众的支援配合下，分区清剿残存在根据地的土匪。经过多次剿匪作战，特别是1937年5月、6月有计划的清剿，将原有的43股土匪大部肃清，共消灭、打散、驱逐土匪2100余人，基本消除了根据地内的匪患，为巩固后方秩序，保证红军出师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红军各部队还进行了组织调整工作。中共中央军委对红军的编制、序列进行了初步的调整，并酝酿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方案。
中国工农红军从思想、组织和军事训练等各方面的积极准备，为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早日出师抗日，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三、陕甘宁苏区积极创建抗日、民主模范区
（一）陕甘苏区的发展
陕甘苏区是在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汇合发展而成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根据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精神，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和武装暴动，组织游击队，创建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下半年，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和第27军，开辟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
1935年2月，成立了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至6月，粉碎了陕甘宁晋4省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军事“围剿”，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把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北起长城，甫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共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拥有正规红军5000余人，游击队4000余人。
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西北党和红军所创建的陕甘苏区，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方各省红军长征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会合，组成以徐海东为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的红15军团。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纠正了陕北肃反中的错误，并亲自指挥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为了统一和加强中国西北各省的领导，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