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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战略
1934年7月，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说中讲道：
“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中日问题，而是整个东亚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太平洋的问题，日本人所争夺的整个太平洋的霸权，这就不是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世界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殖民地的缘故，所以日本要求独吞中国，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现在日本虽然具备了一切军事的条件，可以侵略中国，并且可以和任何一个强国并仗，但决没有力量可以战胜列强，可以压倒世界一切，来实现他侵略的野心。……“……日本的军事准备，不是对我们中国，……他虽然天天在……侵略我们中国，但他军事上的真正目标，不是在我们中国。……他早已认定；非要把与太平洋有关系的几个强有力的国家统统征服之后，才能达到独吞中国，独霸东亚的目的。所以他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并吞我们中国，而先须征服罗俄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能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他们早已决定的国策……我们中国军人，要明了这个国际大势，明白了现在东亚的情形，就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我们一定有方法和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107～109页。＇
蒋介石外交战略的中心思想，是依赖和依附世界大国。他为给充当大国的附庸寻找理论根据，竟不顾日本《田中奏折》所规定的“惟欲先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既定的侵略计划，并以错误的大前提，得出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的荒谬结论，认为世界列强是不会让他们的中国殖民地为日本所独占的。因此，认为中国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一定有方法和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这明显是指依赖国际的方法和力量。因此，国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点是，在继续奉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同时，向西方寻求援助，并利用日本与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及在华利益的冲突，牵制日本，试图以此延缓或避免日本的全面侵华，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
（二）寻求欧美列强的经济援助
1933年夏，继热河省的沦陷，长城抗战也因得不到有力支持而最终失败，日军兵临平、津城下，国民党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此时，国民党政府仍希望以《塘沽协定》为契机，在北方，不惜以牺牲东北和华北为代价，稳住日本，停止它的南侵步伐，以拖延时日；在南方，加速“剿共”战争，以期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同时，利用全国人民要求迅速增强国力的心理，向西方求援，以借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加强统治实力。于是，国民党政府宣布“整个国策”是“治标莫急于剿灭赤共，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将抗日完全抛置脑后，忙于寻求欧美列强的经济援助。
为了谋求美国的经济援助，1933年5月6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一行抵达华盛顿，于8日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会谈。随后，宋子文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并同意加入美元集团。国民党政府用这笔借款，购买美国急欲倾销的棉麦，实际上帮助了美国克服经济危机，打击了中国的农业生产，从中也部分解决了“剿共”的军费。
华北事变后，英、美帝国主义对华问题态度渐趋积极，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开始着重于努力寻求外援，加强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
1936年4月7日，中国银行董事陈光甫一行抵达美国，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长达40余天的谈判。5月中旬，“中美白银协定”正式签订，使法币与美元联系起来，从而缓解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中国市制改革方面的矛盾。白银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决定收购中国白银，并允诺提供美元外汇来稳定中国币值。这样，国民党政府便通过向美售银，换得大量的美元外汇。
同时，中美经济联系的加强，扩大了美国的对华投资。1936年，美国在华投资从1934年的2。7亿美元上升到3。4亿余美元。但是，白银协定的签订，使美国通过购买白银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获得了英国的支持后，继续谋求英国对华投资和贷款。
1937年春，孔祥熙率代表团以出席英王加冕典礼的名义赴英，与英国方面进行磋商。7月底至8月初，中英在伦敦达成了各项借款协定：广（州）梅（县）铁路贷款协定（300万英镑）、浦（口）襄（阳）铁路贷款协定（400万英镑）、整理内债借款协定（2000万英镑）。此外，还草签了梅（县）贵（溪）、三（水）梧（州）铁路借款协定（共800万英镑）。
国民党政府在谋求英、美提供财政援助的同时，还大量从欧洲其他国家借款。
1934年8月23日，德国代表与国民党政府达成一个贸易协定，即中国以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品。1936年4月8日，中德在柏林签署《易货协定之补充贸易合同》，德国政府将向中国提供一笔达1亿金马克的商业信贷，中国以此购买德国工业品或其他产品，并向德国提供农产品和矿产原料。协定签订后，国民党政府主要队德国购买武器和军用工业物资。到1936年10月，德国交付给国民党政府价值1000万马克的武器装备（包括已在运华途中），其中有钢盔、反坦克炮弹、探照灯、海岸炮、水雷、高射炮、榴弹炮等。
这样，国民党政府在外汇拈据的情况下获得了部分急需的军事工业品。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还与德国工业集团达成了数笔铁路信贷。其中有1934年3月与德国沃尔夫公司达成玉山一南昌铁路工程协议，德方提供价值800万元法市的材料贷款；1936年2月，由中国银行等与沃尔夫公司签署萍乡一南昌铁路工程协议，德方提供1000万元法币的材料贷款；1936年11月，铁道部为湘黔铁路工程和平汉路整理工程，与德国爱森钢铁公司等达成了价值为4000万元法市的材料借款。
1935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张嘉璈为铁道部长，利用他在西方金融、经济界的影响，与欧洲各国进行铁路投资谈判。张除与德国达成协定外，还分别与荷兰、比利时、英国、捷克、法国的一些银行达成铁路借款协定，签订的铁路借款共达31932370英镑。＇张嘉璈《中国铁道发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63～74页。＇
1937年上半年孔祥熙访欧期间，还与一些国家达成了新的借款协定。其中有：与荷兰孟德宋公司达成中央银行信用借款1000万荷币；与瑞士银行分别达成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1000万瑞士法郎、财政部充实法币外汇准备借款5000万瑞士法郎；与法国银行团分别达成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2亿法郎、政府购置军用飞机信贷1。2亿法郎；在捷克与司各达公司达成购买机器、工业材料借款1000万镑。＇《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后因全国抗战爆发，成约大部未能实现。
国民党政府在外患日甚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客观上加强了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抗衡的经济实力。宋子文在谈到英国决定对华贷款时指出：虽然这些贷款不能公开用于预算项目（指直接弥补增加军费而导致的赤字），但却有助于中国当局的“预算”局势。＇（英）《外交与企业：1933～1937年英国对华政策》，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70页。＇
大批外汇的获得，不仅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而且直接充实了法市的外汇保证，使统一的市制得到巩固，有利于调整战时经济。多笔铁路贷款合同的签订，加速了对国防具有重大意义的铁路建设。一批军火与国防工业设备的进口，使军队装备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些，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能力。
国民党政府多方争取外援的努力，虽然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暂时巩固了法币的地位，有利于抗战。但是主要方面是以维护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为出发点的。英美等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的种种财政经济“援助”，是以强化其在华特殊利益，争夺有利投资场所和倾销商品为直接目的，往往以中国方面付出重大代价为前提。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英美等国经济联系的加强，中国的财政金融进一步受到外国的控制，经济主权和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民党政府寻求外援加强了英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渗透，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更为加深。
（三）改善中苏关系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对苏联远东地区也构成威胁。鉴于中苏在这方面的共同利害关系，1932年2月26日，中国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的代表颜惠庆，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递交信函，建议讨论中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代表欣然同意。同年12月12日，颜惠庆与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交换中苏复交照会，宣布中苏复交。
1934年3月，蒋介石派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这是两国军界在复交后的首次接触。同月，颜惠庆在莫斯科向苏方表示，倘若发生日苏战争，中国将支援苏联。1934年9月，苏联决定加入国联，中国给予热烈欢迎。
1934年10月中旬，蒋介石派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访苏，秘密探讨建立中苏对日同盟的可能性。临行前，孔祥熙告诉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蒋介石请蒋教授协助”增进中苏关系。＇《蒋廷黻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9年版，第153页。＇
1934年10月16日，蒋廷黻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雅科夫举行会晤，就中苏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蒋向苏联保证，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站在日本方面来反对苏联，在一定条件下还将和苏联一起反对进犯之敌，并希望以培养相互了解和信任的方式，达成某种攻守同盟的默契，两国通过非官方性质的秘密形式，摸清了对方的态度，明确了合作的前提，并决定以外交以外的秘密商谈方式谋求一致，实现合作。
1935年2月，国民党政府决定派长期逗留在国内的颜惠庆回任驻苏大使，并派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任驻苏大使馆武官，以增进友谊。2月19日，又批准艺术大师梅兰芳接受苏文化协会邀请，赴苏演出。3月23日，苏联和日本、伪满签订中东铁路买卖协定。
这是苏联政府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国民党政府理应向苏进行严正交涉，但为保持中苏问的关系，并没有作出强烈反对的表示。
苏联在推进中苏合作方面也起着关键的作用。由于国际法西斯势力的迅猛膨胀，希特勒德国和日本的密切勾结形成了东西方的战争策源地，直接威胁苏联的安全，苏联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亦持积极态度。
1935年5月，随着所谓“满蒙边界纠纷”的加剧，蒋介石指示颜惠庆向苏表示，一旦日苏战争爆发，苏联将可以得到中国军队的支持。苏对此极为重视，对中苏关系置于新基础上感到高兴，并指示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寻求一切可能的方法同蒋介石合作。5月9日，鲍格莫洛夫提出加强中苏事务性联系的建议，继而又要求举行两国的商约谈判，并暗示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1935年10月18日，广田三原则刚刚传到中国。19日，蒋介石就与鲍格莫洛夫进行秘密会谈。蒋介石提出，由于中苏两国受到来自同一方面的威胁，他是赞成改善中苏关系的，尽管他本人不反对签定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但它只是形式上的，关键在于中苏能否签订一个确实保障两国及远东和平的协定，它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为了打消苏联政府的疑虑，详细说明蒋介石的意图，孔祥熙又会晤鲍格莫洛夫，说明日本人欲在华北制造一个与蒋对立的傀儡政权，故可排除蒋日合作的可能；日苏战争即将发生，中苏军事合作可以相互支援。孔进而直接了当地对苏大使称：中国政府在迫不得已进行武装抗日的时候，在海上获取任何军需物资都很困难，是否可以经由新疆从苏联获得军需物资。
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又成立了以立法院长孙科为主席的中苏文化友好协会，进一步作出对苏友好的姿态。
1935年底，蒋介石派陈立夫偕张冲秘密取道欧洲，准备赴苏同苏联首脑“商谈对日军事同盟”，后因未能取得斯大林关于就秘密军事同盟进行交涉的允诺，遂令陈立夫“返国与苏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