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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放下愈快乐-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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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月,买粮食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自己喂的猪不能自己杀,要送给食品站,叫做“送生猪”,辛辛苦苦喂大一头猪,到头来自己血汤都喝不到一口。只有那些当干部的或有关系走后门的,才能隔三差五开点荤,打个牙祭。常年吃黑糊糊的薯米饭、难得闻到一次肉香的我们,最盼望的无疑是吃一顿香喷喷的白米饭和诱人的辣椒炒肉了。当然,猪的“内货”(内脏)如猪肝等,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但因为肉食供应困难,肉票总是要到过年过节才能发几张的。于是,我和我的哥哥姐姐,常常是刚过完年就又盼望过年。“大人盼插田,细人盼过年”,到了过年的时候,既有肉吃,又有新衣服穿(常常是蓝咔叽或灯心绒的新衣服),还能放几挂一百响或者两百响的浏阳鞭炮,那才叫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呢。
  生产队解散的前两年,队里还是经常出工,碰到干一些重体力活的时候,公家就会打一次牙祭。那年夏天,或者是秋天吧,具体时间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队里召集本生产队的劳动力,去雷公山上用三合泥打蓄水池,用于干旱季节土地的灌溉。三合泥是石灰、黄土和水的混合物。蓄水池挖好后,就把石灰和黄土倒到池子的底部,从旁边的庙冲水库里挑来一担一担的水,倒进池子里进行浸泡。把石灰浸湿浸透了,把黄土泡松泡软了,十几二十个劳动力就一拥而下,光着脚使劲踩,直到把这团三合泥踩熟,便又接着再踩一团。踩熟后的三合泥,先抹在四周池壁上,抹好了四壁,最后就是打底。虽然太阳很毒,晒在身上麻辣火烧;石灰的刺激性又很强,踩完三合泥后是要脱掉好几层皮的,但大家还是干劲十足,因为等着他们的,将是一顿久违了的喷香喷香的饭菜!我的妈妈,还有我十多岁含苞待放的二姐,在这一群踩三合泥的人中,汗花四溅,踩着破碎的梦想,踩着人生的艰辛。
  落日熔金时刻,散工了,大家洗净腿上的石灰泥巴,拖着快散架的身子骨,戴着被太阳晒旧晒爆了的棕丝斗笠欢欢喜喜回家去。打牙祭的地点,在生产队用来开会的办公室。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先回去安顿一下老人孩子,顺便洗把脸,没老人孩子的,脸也懒得回去洗了,从雷公山上下来就直奔冒着浓烈柴烟的生产队办公室,把斗笠一摘,就地而坐,巴不得厨子师傅早点儿摆饭菜。母亲让二姐先去办公室等,自己则回来看看我和哥哥。因为队里有规矩,我们这些没做事的小孩子是不能跟着大人去吃的。母亲告诉我们在家里听话,说她到办公室去吃饭,一下子就回来。尽管我和哥哥都很想去,但还是听话地点了点头。办公室隔我家就只有一个屋和两块坪的距离,晚风带着饭菜的香味儿,一股一股地朝我们的鼻子里飘,我们咽下去一口口水,接着又咽下去一口口水,也许是饿了的缘故,口水咽得咕咚作响。去办公室吃饭的母亲果然一下子就回来了,给我们带回来一大碗白米饭,白米饭上罩着的是我们垂涎已久的豆腐干子炒肉。后来我才知道,母亲那天自己一口也没吃,而是把她的那一份带回来给我们兄弟俩吃了。那天,母亲提出要带回家吃,有的人居然马上就提出反对。是掌厨的美山奶奶帮母亲说了一番好话,母亲才得以把饭带回家的。实际上,母亲带回家的只是一碗饭,如果她坐在那里吃,至少要吃两三大碗啊。可是,为了孩子,善良的母亲却默默地吞下了这些委屈。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们的祖国,如同一辆偏离了轨道的列车,重新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土地承包到户了,农村经济开始渐渐复苏。但毕竟“十年浩劫”给老百姓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浩劫后的农村就像霜打过雪压过的荒芜已久的草地,和煦的春风只能将它徐徐地唤醒。
  食品站没有了,农民喂的猪,不用再“送生猪”了,可肉食品依旧并不丰富,除了过年过节,平时买得起肉吃的还是极少数的家庭。家家户户喂的猪,大都是要等到过年才杀的。旧历年底一到,村里的屠户就忙开了,今天给这户人家杀猪,明天又被另一户人家喊去。看别人杀猪,又成为我们小孩子的一桩乐事。因为既可以看热闹,碰到特别热情的主人,还能够解一下嘴谗,要么给你吃一块热热的“池子油”,要么打发你几块猪血,作为你清早起来看杀猪的“报酬”。猪杀好了,主人要请屠户师傅吃饭,用猪肝和肉炒两个下酒菜。有时候,如果看杀猪的小孩不多的话,主人就会盛一小碗饭夹点肉和几片猪肝送到你的面前:“来,莫做客,趁热吃了。”我们往往表面上故做推迟,喉咙里却已伸出一只手来。像这样的恩惠,我们在俊叔家得到的要多一些。因为俊叔的儿子——建平哥哥跟我们兄弟俩玩得很好,一年四季,几乎是形影不离的。然而,我们看杀猪,也给母亲留下了一次永远的痛。有一次,一个邻居杀猪,哥哥听到猪的叫声,一骨碌就从床上爬起来,顾不上熟睡中的我就跑了过去。因为看杀猪的人比较多,哥哥挤进去看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户人家的宝贝儿子碰了一下,正好那宝贝儿子的父亲在场,那做父亲的不问清红皂白,狠狠地敲了哥哥一指头,把老实听话的哥哥敲得哇哇大哭。母亲知道后伤心不已,习惯了忍气吞声的母亲没有去找那个打哥哥的男人计较,却一个人心疼地流了很久的泪。因为家里穷,母亲见孩子们跟着大人受苦,所以对每一个孩子都特别疼爱,从来都舍不得骂,更舍不得弹孩子们一个手指头。可是,从来没被父母打骂过的哥哥,却被别人打哭了。对于这件事情,母亲多年后仍记忆犹新,每每提起,语气里还饱含着当年的心疼。现在,那个打过哥哥的人早已不在人间了,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了,我想,一向博大宽容的母亲应该已经在心里默默原谅了他。

第59节:放下抱怨:与其抱怨,不如努力(8)
  云依旧飘,叶依旧落,太阳依旧升起又降落,我们贫寒而苦涩绵长的日子,依旧如水一样从屋前屋后不声不响地流过。在薯米饭的喂养下,在对美好生活永无尽头的羡慕与渴望中,我长成了一个圆圆脸的有着一头淡黄头发的少年,不变的蓝咔叽或灯心绒的衣服不变的一寸左右的运动头。偶尔戴一顶有着红五角星的旧军帽,端一支自己用柴刀精心制作的木头枪,自豪地在田间地头冲锋陷阵。而饥饿依旧袭来,肉、白米饭、包子和面条依旧是我们永远的诱惑。那天,我记得是吃晚饭的时候。我家的饭还没有熟,就在老屋一侧的坪里玩。当时我们每天都只吃两顿饭——早饭和晚饭,早上吃一顿,要到天墨黑墨黑的时候才能再吃上一顿。我想,那天我一定是很饿了,当隔壁的蚂蚁(一位与我同龄的男孩,不知为什么,大家从小都叫他蚂蚁。他哥哥的外号更有趣,叫做老鼠精)端着一碗热热的面条到坪里来吃时,我居然厚着脸皮对他说:“蚂蚁,给我吃一口吧!”蚂蚁家跟我们家一样的穷,一碗面条对他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盛宴,怎么舍得分一口给我吃呢?他用眼睛瞟了我一眼,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我还是不死心,又说:“你以前在我们屋里吃了东西的!”言外之意是,他以前吃了我家的东西,今天理所当然应该给我吃。他还是不肯。我继续求他:“一口,好喃?就吃一口。”“你想呢!”他不耐烦,边吃边闪到一边去。眼看他就要吃完了,我的饥饿感突然特别强烈,他碗里的面条也格外的香。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竟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把手直接伸进他的碗里,抓一把就往嘴里塞。也许,这是我这一生中吃得最香的一口面条了。多少年来,我走南闯北,吃过湖南津市的牛肉面,四川的酸辣面和担担面,北方的拉面和刀削面,可真的还没有一种面条,比我小时候在邻家小孩碗里抢来的那把没有任何作料的清汤面好吃!蚂蚁显然被激怒了,他把碗朝地上一摔,拣起一块瓦片,像只凶猛的小野兽一样哭着骂着向我追来。我以闪电般的速度逃进屋里。蚂蚁扔来的瓦片砰地一声砸在我家的木板墙上。那一瞬间,我不敢做声,一种强烈的羞辱感像一只魔爪一样痛苦地攫住了我。当妈妈问我是不是真的吃了蚂蚁碗里的面条时,我坚决地否认了。时代过去了,我们长大了,年少时的羞辱感却如一道荆棘筑成的栅栏,永远横亘在我和蚂蚁之间。我们始终没有成为很好的玩伴和朋友,甚至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常常相见却从没说过一句话。这不能不说,是那个苦难的时代在我们本无怨恨的心灵上写下的遗憾。
  在我五岁那年,我年仅42岁的二姨妈因心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留下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和嗷嗷待哺的两岁半的女儿。在娘家,母亲排行老大,底下有五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因为从小带弟弟妹妹长大的缘故,母亲非常能吃苦,也很有责任感。哭着喊着把可怜的二姨妈送上山后,姨父红着眼圈对母亲说:“大姐,你妹妹走了,没办法,我满妹子就只能拜托你了。”母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问父亲,父亲也满口答应。就这样,两岁半的满妹来到了我家。我那原本就不堪重负的家庭,步履更加艰难。
  日子过得真苦啊,可是,再苦也得撑下去。母亲一年四季忙里又忙外地劳动。父亲照例在木材站上班,大姐先是在父亲所在的单位做临时工,快转正时却被副站长的亲戚通过关系硬挤掉了,这一层阴影从此跟随了她大半生,大姐因此少有开心的时候。当时,每到星期六,父亲就会披星戴月从单位赶回来,星期天忙一整天,担柴,挑粪,挖红薯,打稻谷,连夜又赶回单位去。由于劳累过度,生活又过于节俭(他和大姐曾经吃一个辣椒就下一顿饭),父亲病了,患了肺结核。知道他生病的消息,母亲带着我清早起程,沿新修的湘黔铁路步行了几十里路,赶到父亲所在的坪口木材站。到了木材站,才知道父亲已经住院了。我们娘儿俩只得又折回二十余里,赶到建在一片菜地和稻田之间的团结山医院。在路上,我和母亲心里都非常焦急,待见到了父亲才放心了些。父亲见到我们特别高兴,情绪也不错,乐呵呵地招呼着我们。如果不是瘦一点黑一点,还真看不出是个在这里住院的病人。父亲有着坚强的毅力,这毅力帮助他不久就战胜了疾病。肺部铜钱大的病灶清除了,扛木头出身的父亲又拥有了强有力的呼吸。

第60节:放下抱怨:与其抱怨,不如努力(9)
  父亲九岁丧母,从小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饱尝了生活艰辛的父亲很爱我们,对我们却也要求严格。在我刚刚几岁的时候,就给我买了草鞋,并在铁匠铺里给我打了一把柴刀。跟着父亲上山去担柴,成了我童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常常,我的手上、腿上和身上,到处是被荆棘划破的斑斑血迹,我的被禾枪(挑柴的工具)擦破的双肩,又红又肿,久了,居然长出一个厚厚的肉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屋背后的弯弯山道上,留下了我数不清的稚嫩的脚印。那脚印深深浅浅歪歪扭扭,却是我永不磨灭的成长的痕迹。关于少年时担柴的记忆,因为深深铭刻在心坎,所以至今难忘。一天黄昏,我和满妹跟着父亲去坳背后担柴,父亲砍一阵后,看看够一担柴了,就给我捆了一担,让我先回家去。我把柴放到肩上试了试,比平时的要重,有点扎人。但我为了能够早点儿回去休息,就鼓足干劲挑着柴上路了。结果没走多远就在深深的林子里迷路了。因为坳背后虽然柴又深又密,但离家太远,我们一般是不去的。找不到路,我只有挑着柴在林子里横冲直撞。一不小心,前边的柴捆碰到高大粗壮的树干上,树的强大的反弹力毫不客气地将我连柴带人撂倒在地上。膝盖摔青了,屁股摔肿了,我只能强忍着疼痛和眼泪,强忍着愤怒和委屈,继续向前。不知摔了多少次跤,不知骂了多少次娘,不知多少次眼泪到了眼眶里又到底没哭出来,我终于跌跌撞撞来到了林子的边缘。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林子里怪鸟的鸣叫,高一声,低一声,让人心惊胆战。远远的山下,模糊的灯火次第亮起,更增添了这山林的冷清、幽深和寂寞。我没有立刻下山去,孤独地站在那里,又气,又恨,又惊恐。突然,一股莫名的愤怒,使我猛一低头,把柴用力地扔了出去。落日黄昏里,柴担呼啸着越过我的头顶,像一束黑色的闪电,翻滚着,消失了。接下来就是一声沉闷的钝响和山谷愤怒的回音。
  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从这所大学里毕业的学生,往往是最有出息的人才。著名作家曹文轩说:“少年时就有一种对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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