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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月，买粮食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肉要肉票。自己喂的猪不能自己杀，要送给食品站，叫做“送生猪”，辛辛苦苦喂大一头猪，到头来自己血汤都喝不到一口。只有那些当干部的或有关系走后门的，才能隔三差五开点荤，打个牙祭。常年吃黑糊糊的薯米饭、难得闻到一次肉香的我们，最盼望的无疑是吃一顿香喷喷的白米饭和诱人的辣椒炒肉了。当然，猪的“内货”（内脏）如猪肝等，更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但因为肉食供应困难，肉票总是要到过年过节才能发几张的。于是，我和我的哥哥姐姐，常常是刚过完年就又盼望过年。“大人盼插田，细人盼过年”，到了过年的时候，既有肉吃，又有新衣服穿（常常是蓝咔叽或灯心绒的新衣服），还能放几挂一百响或者两百响的浏阳鞭炮，那才叫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呢。
生产队解散的前两年，队里还是经常出工，碰到干一些重体力活的时候，公家就会打一次牙祭。那年夏天，或者是秋天吧，具体时间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队里召集本生产队的劳动力，去雷公山上用三合泥打蓄水池，用于干旱季节土地的灌溉。三合泥是石灰、黄土和水的混合物。蓄水池挖好后，就把石灰和黄土倒到池子的底部，从旁边的庙冲水库里挑来一担一担的水，倒进池子里进行浸泡。把石灰浸湿浸透了，把黄土泡松泡软了，十几二十个劳动力就一拥而下，光着脚使劲踩，直到把这团三合泥踩熟，便又接着再踩一团。踩熟后的三合泥，先抹在四周池壁上，抹好了四壁，最后就是打底。虽然太阳很毒，晒在身上麻辣火烧；石灰的刺激性又很强，踩完三合泥后是要脱掉好几层皮的，但大家还是干劲十足，因为等着他们的，将是一顿久违了的喷香喷香的饭菜！我的妈妈，还有我十多岁含苞待放的二姐，在这一群踩三合泥的人中，汗花四溅，踩着破碎的梦想，踩着人生的艰辛。
落日熔金时刻，散工了，大家洗净腿上的石灰泥巴，拖着快散架的身子骨，戴着被太阳晒旧晒爆了的棕丝斗笠欢欢喜喜回家去。打牙祭的地点，在生产队用来开会的办公室。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先回去安顿一下老人孩子，顺便洗把脸，没老人孩子的，脸也懒得回去洗了，从雷公山上下来就直奔冒着浓烈柴烟的生产队办公室，把斗笠一摘，就地而坐，巴不得厨子师傅早点儿摆饭菜。母亲让二姐先去办公室等，自己则回来看看我和哥哥。因为队里有规矩，我们这些没做事的小孩子是不能跟着大人去吃的。母亲告诉我们在家里听话，说她到办公室去吃饭，一下子就回来。尽管我和哥哥都很想去，但还是听话地点了点头。办公室隔我家就只有一个屋和两块坪的距离，晚风带着饭菜的香味儿，一股一股地朝我们的鼻子里飘，我们咽下去一口口水，接着又咽下去一口口水，也许是饿了的缘故，口水咽得咕咚作响。去办公室吃饭的母亲果然一下子就回来了，给我们带回来一大碗白米饭，白米饭上罩着的是我们垂涎已久的豆腐干子炒肉。后来我才知道，母亲那天自己一口也没吃，而是把她的那一份带回来给我们兄弟俩吃了。那天，母亲提出要带回家吃，有的人居然马上就提出反对。是掌厨的美山奶奶帮母亲说了一番好话，母亲才得以把饭带回家的。实际上，母亲带回家的只是一碗饭，如果她坐在那里吃，至少要吃两三大碗啊。可是，为了孩子，善良的母亲却默默地吞下了这些委屈。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们的祖国，如同一辆偏离了轨道的列车，重新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土地承包到户了，农村经济开始渐渐复苏。但毕竟“十年浩劫”给老百姓带来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浩劫后的农村就像霜打过雪压过的荒芜已久的草地，和煦的春风只能将它徐徐地唤醒。
食品站没有了，农民喂的猪，不用再“送生猪”了，可肉食品依旧并不丰富，除了过年过节，平时买得起肉吃的还是极少数的家庭。家家户户喂的猪，大都是要等到过年才杀的。旧历年底一到，村里的屠户就忙开了，今天给这户人家杀猪，明天又被另一户人家喊去。看别人杀猪，又成为我们小孩子的一桩乐事。因为既可以看热闹，碰到特别热情的主人，还能够解一下嘴谗，要么给你吃一块热热的“池子油”，要么打发你几块猪血，作为你清早起来看杀猪的“报酬”。猪杀好了，主人要请屠户师傅吃饭，用猪肝和肉炒两个下酒菜。有时候，如果看杀猪的小孩不多的话，主人就会盛一小碗饭夹点肉和几片猪肝送到你的面前：“来，莫做客，趁热吃了。”我们往往表面上故做推迟，喉咙里却已伸出一只手来。像这样的恩惠，我们在俊叔家得到的要多一些。因为俊叔的儿子——建平哥哥跟我们兄弟俩玩得很好，一年四季，几乎是形影不离的。然而，我们看杀猪，也给母亲留下了一次永远的痛。有一次，一个邻居杀猪，哥哥听到猪的叫声，一骨碌就从床上爬起来，顾不上熟睡中的我就跑了过去。因为看杀猪的人比较多，哥哥挤进去看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户人家的宝贝儿子碰了一下，正好那宝贝儿子的父亲在场，那做父亲的不问清红皂白，狠狠地敲了哥哥一指头，把老实听话的哥哥敲得哇哇大哭。母亲知道后伤心不已，习惯了忍气吞声的母亲没有去找那个打哥哥的男人计较，却一个人心疼地流了很久的泪。因为家里穷，母亲见孩子们跟着大人受苦，所以对每一个孩子都特别疼爱，从来都舍不得骂，更舍不得弹孩子们一个手指头。可是，从来没被父母打骂过的哥哥，却被别人打哭了。对于这件事情，母亲多年后仍记忆犹新，每每提起，语气里还饱含着当年的心疼。现在，那个打过哥哥的人早已不在人间了，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好了，我想，一向博大宽容的母亲应该已经在心里默默原谅了他。
第59节：放下抱怨：与其抱怨，不如努力（8）
云依旧飘，叶依旧落，太阳依旧升起又降落，我们贫寒而苦涩绵长的日子，依旧如水一样从屋前屋后不声不响地流过。在薯米饭的喂养下，在对美好生活永无尽头的羡慕与渴望中，我长成了一个圆圆脸的有着一头淡黄头发的少年，不变的蓝咔叽或灯心绒的衣服不变的一寸左右的运动头。偶尔戴一顶有着红五角星的旧军帽，端一支自己用柴刀精心制作的木头枪，自豪地在田间地头冲锋陷阵。而饥饿依旧袭来，肉、白米饭、包子和面条依旧是我们永远的诱惑。那天，我记得是吃晚饭的时候。我家的饭还没有熟，就在老屋一侧的坪里玩。当时我们每天都只吃两顿饭——早饭和晚饭，早上吃一顿，要到天墨黑墨黑的时候才能再吃上一顿。我想，那天我一定是很饿了，当隔壁的蚂蚁（一位与我同龄的男孩，不知为什么，大家从小都叫他蚂蚁。他哥哥的外号更有趣，叫做老鼠精）端着一碗热热的面条到坪里来吃时，我居然厚着脸皮对他说：“蚂蚁，给我吃一口吧！”蚂蚁家跟我们家一样的穷，一碗面条对他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盛宴，怎么舍得分一口给我吃呢？他用眼睛瞟了我一眼，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我还是不死心，又说：“你以前在我们屋里吃了东西的！”言外之意是，他以前吃了我家的东西，今天理所当然应该给我吃。他还是不肯。我继续求他：“一口，好喃？就吃一口。”“你想呢！”他不耐烦，边吃边闪到一边去。眼看他就要吃完了，我的饥饿感突然特别强烈，他碗里的面条也格外的香。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我竟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把手直接伸进他的碗里，抓一把就往嘴里塞。也许，这是我这一生中吃得最香的一口面条了。多少年来，我走南闯北，吃过湖南津市的牛肉面，四川的酸辣面和担担面，北方的拉面和刀削面，可真的还没有一种面条，比我小时候在邻家小孩碗里抢来的那把没有任何作料的清汤面好吃！蚂蚁显然被激怒了，他把碗朝地上一摔，拣起一块瓦片，像只凶猛的小野兽一样哭着骂着向我追来。我以闪电般的速度逃进屋里。蚂蚁扔来的瓦片砰地一声砸在我家的木板墙上。那一瞬间，我不敢做声，一种强烈的羞辱感像一只魔爪一样痛苦地攫住了我。当妈妈问我是不是真的吃了蚂蚁碗里的面条时，我坚决地否认了。时代过去了，我们长大了，年少时的羞辱感却如一道荆棘筑成的栅栏，永远横亘在我和蚂蚁之间。我们始终没有成为很好的玩伴和朋友，甚至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常常相见却从没说过一句话。这不能不说，是那个苦难的时代在我们本无怨恨的心灵上写下的遗憾。
在我五岁那年，我年仅42岁的二姨妈因心脏病发作离开了人世，留下一个上小学的儿子和嗷嗷待哺的两岁半的女儿。在娘家，母亲排行老大，底下有五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因为从小带弟弟妹妹长大的缘故，母亲非常能吃苦，也很有责任感。哭着喊着把可怜的二姨妈送上山后，姨父红着眼圈对母亲说：“大姐，你妹妹走了，没办法，我满妹子就只能拜托你了。”母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问父亲，父亲也满口答应。就这样，两岁半的满妹来到了我家。我那原本就不堪重负的家庭，步履更加艰难。
日子过得真苦啊，可是，再苦也得撑下去。母亲一年四季忙里又忙外地劳动。父亲照例在木材站上班，大姐先是在父亲所在的单位做临时工，快转正时却被副站长的亲戚通过关系硬挤掉了，这一层阴影从此跟随了她大半生，大姐因此少有开心的时候。当时，每到星期六，父亲就会披星戴月从单位赶回来，星期天忙一整天，担柴，挑粪，挖红薯，打稻谷，连夜又赶回单位去。由于劳累过度，生活又过于节俭（他和大姐曾经吃一个辣椒就下一顿饭），父亲病了，患了肺结核。知道他生病的消息，母亲带着我清早起程，沿新修的湘黔铁路步行了几十里路，赶到父亲所在的坪口木材站。到了木材站，才知道父亲已经住院了。我们娘儿俩只得又折回二十余里，赶到建在一片菜地和稻田之间的团结山医院。在路上，我和母亲心里都非常焦急，待见到了父亲才放心了些。父亲见到我们特别高兴，情绪也不错，乐呵呵地招呼着我们。如果不是瘦一点黑一点，还真看不出是个在这里住院的病人。父亲有着坚强的毅力，这毅力帮助他不久就战胜了疾病。肺部铜钱大的病灶清除了，扛木头出身的父亲又拥有了强有力的呼吸。
第60节：放下抱怨：与其抱怨，不如努力（9）
父亲九岁丧母，从小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饱尝了生活艰辛的父亲很爱我们，对我们却也要求严格。在我刚刚几岁的时候，就给我买了草鞋，并在铁匠铺里给我打了一把柴刀。跟着父亲上山去担柴，成了我童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常常，我的手上、腿上和身上，到处是被荆棘划破的斑斑血迹，我的被禾枪（挑柴的工具）擦破的双肩，又红又肿，久了，居然长出一个厚厚的肉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屋背后的弯弯山道上，留下了我数不清的稚嫩的脚印。那脚印深深浅浅歪歪扭扭，却是我永不磨灭的成长的痕迹。关于少年时担柴的记忆，因为深深铭刻在心坎，所以至今难忘。一天黄昏，我和满妹跟着父亲去坳背后担柴，父亲砍一阵后，看看够一担柴了，就给我捆了一担，让我先回家去。我把柴放到肩上试了试，比平时的要重，有点扎人。但我为了能够早点儿回去休息，就鼓足干劲挑着柴上路了。结果没走多远就在深深的林子里迷路了。因为坳背后虽然柴又深又密，但离家太远，我们一般是不去的。找不到路，我只有挑着柴在林子里横冲直撞。一不小心，前边的柴捆碰到高大粗壮的树干上，树的强大的反弹力毫不客气地将我连柴带人撂倒在地上。膝盖摔青了，屁股摔肿了，我只能强忍着疼痛和眼泪，强忍着愤怒和委屈，继续向前。不知摔了多少次跤，不知骂了多少次娘，不知多少次眼泪到了眼眶里又到底没哭出来，我终于跌跌撞撞来到了林子的边缘。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林子里怪鸟的鸣叫，高一声，低一声，让人心惊胆战。远远的山下，模糊的灯火次第亮起，更增添了这山林的冷清、幽深和寂寞。我没有立刻下山去，孤独地站在那里，又气，又恨，又惊恐。突然，一股莫名的愤怒，使我猛一低头，把柴用力地扔了出去。落日黄昏里，柴担呼啸着越过我的头顶，像一束黑色的闪电，翻滚着，消失了。接下来就是一声沉闷的钝响和山谷愤怒的回音。
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从这所大学里毕业的学生，往往是最有出息的人才。著名作家曹文轩说：“少年时就有一种对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