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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给佐治亚州德马雷斯特的乔治·贝林格雷思先生写了一封信，应他的请求，做了如下的回忆。）
我和姐姐们在德马雷斯特度过了暑假，我大姐（孔夫人）返回中国，二姐（孙夫人）返回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时，我才11岁，太小还不能上大学。由于我喜欢这儿的村庄，而且在那里的小女孩中找到许多玩耍的伙伴，我姐姐决定把我留给莫斯夫人托管，她是我大姐一个校友的母亲。
我在皮德蒙特学校上了八年级，我留在这里的9个月，日子过得很快活，使我感到有兴趣的是，同我一起上八年级的许多同学都是成年男女，他们来自远方的山区，许多人已在小学里从教多年才获得上皮德蒙特的必要学费，他们对我都极感兴趣，而我却开始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为谋生和求得起码的教育，不得不为之奋斗。同这些生来就没有铁饭碗的人们接触，使我这个女孩子深受感化，我从未以别的方式体验过这种接触，它使我看见了他们的真正价值，说到底，他们和他们的一类人一直都是所有民族的栋梁。我记得，奥利夫·范·海斯小姐教我哲学和自然科学。一天她宣布我的哲学平均分数为98分，由于我这学期获得了高分，便成了惟一免受期末考试的学生。这时，我感到了一生从未有过的自豪。
另一个老师是亨里埃塔·阿迪顿小姐，她现在在纽约的警察部门里做事，最近我收到她的一封信。当时，她教我算术，我应当承认，当我遇到百分比换算的时候，我就无法施展我的任何才能，而且仅能得C等成绩。
在皮德蒙特时，我开始进入句子语法分析的迷宫，因为我在美国仅呆了两年，我的英语知识充其量还很肤浅。我在措辞用句方面犯了许多可笑的小错误，这使我的语法老师感到迷惑不解。为帮我纠正，她教我试着对它们进行语法分析，她的努力肯定是卓有成效的，瞧，现在我英语写得多好。我可以肯定地说，这几学期为纠正不连贯的短语和分裂的不定式所进行的刻苦练习，使我在英语语法和修饰方面有了排难解疑的能力，那时的苦练也许与以后我在此种能力上的训练效果相同。
村民们总是好奇地看待我，但是不管他们好奇不好奇，我总是去老亨特的杂货铺买5美分一块的口香糖，每当这时，我都像其他伙伴一样感到极度的快活。我记得，我们三四个小女孩常这样想，要是谁拿出一枚5美分镍币，请其他伙伴一起去吃乳酪饼和“全日”棒棒糖，真是高兴极了。这些糖果摆在亨特先生的玻璃橱窗里，很招惹人。
当时，我们不懂得苍蝇和细菌的危害，对它们也不在乎。在我们眼里，橱窗里的满是斑点的粘蝇纸也和那些诱人的货物一样，享有同样的声誉。不管怎样，我还是有幸活着讲起这段往事。圣诞节的前几天，弗洛伦斯·海蒂·亨德森、弗洛斯·阿迪顿和我，决定发扬圣诞节的真正精神，为他人谋求幸福。想到这一点，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仁爱的正义感令我激动不已。我们真心实意地要行善，每人拿出25美分，用这1美元的钱买土豆、牛奶、汉堡牛排、苹果和橘子，施舍给铁路沿线的贫困家庭。我们力图表现得谦虚，对自己的高尚行为保密，但是，我们太激动了，不曾想亨特先生在他的杂货铺里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和买哪些食品合适的争执。
由于生理学是我喜欢的科目，我记得，我坚持要买大量的糖，因为碳水化合物的好处能使体弱的孩子保持温暖，也能给母亲大量的能量。与此同时，另一个慈善心肠的施舍者提议多用钱买土豆，她认为，土豆是最能充饥和产生热量最大的食物。亨特先生好奇而又有兴味地听着我们这场激烈的争论，他慷慨大方地把每样东西都捐献给我们一些，才使我们解决了争端，他还给我们每人一点东西作为自己所有，然后，这个了不起的“慈善企业家”走开了。当我们手里捧满包裹，步履艰难地走过车站的天桥时，我们感到心花怒放，就像圣女贞德正在行使一次神圣的使命。
我们到达了盼望受施舍人的家，它们实际上都是些东倒西歪的小木板房。面对沮丧憔悴的母亲，以及紧紧拉着她的手、从她裙服后偷偷张望的孩子，我们惊呆了，像哑巴一样，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一句话来，我们猛地放下一包包东西夺门而去，我们跑远后，才再度感到有了勇气，这时，我们中的一人才敢大声喊道：“圣诞快乐！”然后，便以更快的速度溜之大吉。我们喜爱的娱乐活动是采摘榛子，那条满是尘土的长路，至今还浮现在我眼前。一到星期日下午，我们总是沿着这条路走到树林中去。有时我们很幸运，会碰到一个赶马车过路的好意农夫，他会让我们搭他的车，而且给我们吃他午饭吃的玉米面面包，偶尔还会撕下油炸小鸡的鸡腿给我们吃，但是，我们都是些小女孩，很不好意思接受。
我常受到不少善意的戏弄。你可没听说过这些山里人是怎样用那些老掉牙的笑话来耍弄这个中国小姑娘。“坚果来自何处？”显然，我会鲜明地回答：“当然来自树上。”他们眉开眼笑地反问道：“油炸甜团（油炸甜团doughnut的后缀nut也是坚果一词——译注）是从哪种树上长出来的？”这下可把我难住了。“从餐室里。”（餐室pantry的词尾try和树tree谐音——译注）说完，他们开怀大笑，但我依旧迷惑不解。好心的车夫让我们在树林边下了车，并总要照例再告诫一番：“你们女孩子家最好天黑前就动身回家。”然后，我们总是蹦蹦跳跳地跑进树丛里，去采摘榛子或是黑莓。我们心满意足地吃着，也许吃掉的果子远比带回家的还多。
在皮德蒙特，我常进行大量的阅读。我居住的屋外有两棵树，中间有一个木板凳，那里是我最爱去的地方。我住在莫斯夫人家中，她是男生宿舍的负责人。我和她一起住在楼下的一套房间里，和我们同住的，还有她的女儿罗西娜和鲁比。罗西娜启发我学会了颤音、半颤音、和弦以及五指练习的复杂弹奏。那时，我学会了演奏诸如“小耗子田野四处跑”一类的小调，每首小曲都有一段和它相关的故事。另外还学会了“小羊倌”一类的曲子。
我记得一个动作迟缓的大女孩说，她生活的志向就是能在圣诞节时演奏赞美歌，以便使她的情人为之倾倒。我那时认为，这个目标是值得赞赏的，但我疑惑为这些公子哥们而全力以赴是否有价值。绝大多数的男生都在20岁上下的年龄，一些是到学校寻求教育的乡村教师。莫斯夫人每星期日晚上都邀请他们一些人来吃晚饭。男学生们能把一盘盘的热饼和黑莓酱吃得精光，这总是使我感到惊讶不已。成盘的热饼和大盘的炸火腿都像变魔术一样消失了，但是，莫斯夫人和罗西娜能极其熟练地做出这些东西来。在按比例配料方面，她们似乎天生就懂，要掺进多少烤面粉和其他东西才恰到好处，她们干得是那么快。每当这时，莫斯夫人都很照顾我，她总让我做饼干，可我从未做出过像样的饼干，看来我天生就完全没福气成为一名厨师。在我记忆中，皮德蒙特还有我难忘的一件事。
在那里我患了我一生中仅有的一次耳疼病，这正巧在我12岁生日那天，我疼得很厉害，人们只得请来拉姆医生。当他把热油滴入我疼痛的耳朵眼里时，我感到惊恐万分，他看到我这种样子开心地乐了起来。我离开皮德蒙特前往北卡罗来纳州的费尔蒙特，我姐姐已决定去那里上暑期补习班。莫斯夫人把我远远地送到亚特兰大，我在那儿遇见了我姐姐。以后我再没回过皮德蒙特，但是，我在那种环境中度过的岁月，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第一部分我的宗教观（1）
1934年3月发表于美国论坛杂志按天性，我不是宗教家，至少不是一般人所谓的宗教家。我的个性不喜欢玄虚，而爱好实际，我很重视世间事物，有时或许重视得有些过度了。
所谓世间事物，并非仅指物质方面而言。我爱好一个美丽的瓷瓶，比较高价的珍宝为甚。就我和我丈夫旅行的经验说，经过一个拥挤污浊的内地城市，我心中烦扰不安之至，而飞机在云雾迷漫中，冒险前进的时候倒不觉得什么。
个人的安全，我是从不放在心上的。但我时时关怀着我所手创的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如何把学生们训练成良好的公民，使他们将来对社会、对国家都有宝贵的贡献；而如何改良同胞的生活，也是我所最关切的问题。我而且多少带些怀疑心的。我常常想，所谓忠诚、信仰、不朽等等，不免有些近乎理想的。世上所看得见的东西，我才相信，否则我就不相信。别人承认的事情，我未必因而也加以承认。换句话说：适合我父亲的宗教，不一定能引动我。那只适口舌，宛如糖衣药丸的宗教，我并不信仰的。
我知道我母亲的生活，与上帝非常接近。我认识我母亲的伟大。我在幼年时，对于母亲强迫我的宗教训练，多少有些不肯受命，但我相信这种训练，给我的影响很大。那时的家庭祈祷，往往使我厌倦，我就借着口渴为推托，偷偷地溜到外面去，这常常使母亲烦恼。那时我也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必须常常上教堂去，而冗长的说教，使我觉得非常憎厌，可是今天想起来，这种常上教堂的习惯，养成了我做事的恒心，这真是深可感谢的训练。
母亲的个性，处处表示出她的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母亲那时虔诚的祈祷，是我幼年生活中最深刻的印象，她常常自闭于三楼的一间屋子里，举行祈祷，祈祷的时间很长，有时天没有亮就开始了。我们有什么难题要求解决，母亲一定对我们道：“让我去叩问上帝。”我们不能催促她立刻回答，因为叩询上帝，不是五分钟可得到效果的事情，一定要耐心等待上帝的启示。但奇怪的是，凡母亲祈祷上帝以求决定的任何事情，结果都是良好的。所以母亲谢世之后，我常常自己想，我的精神生活将渐渐成长了。说得更直截一些，我觉得上帝的所以召我母亲，为了要使她的儿女得以自立。当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我常常以为我所应做或不应做的事情，母亲会替我祷告上帝，叩询上帝的。她虽坚持着我们必须自己祈祷，她不能做我们的居间人，然而我确信她有无数长时间的祷告，是专替我们举行的，或许因为有这样一个母亲在我心中和宗教发生了联系，就使我怎样也没有法子把它舍弃了。
在我结束这个祈祷问题以前，我想告诉你们从母亲那里得到的一次教训。那时她已卧病在床，距离她去世的日子没有多久了。那时日本开始掠夺我国的东三省。这件事的详细情形，我们对母亲是保守着秘密的，有一天我恰好同她谈到日本威迫我们的急切，当时我奋激不能自制，突然高声喊了出来：“母亲，你的祈祷很有力量，为什么不祈求上帝，用地震或类此的灾祸惩罚日本呢？”她把脸转了过去好一会儿，接着用严肃的目光，看着我：“当你祈祷，或求我替你祈祷的时候，切不要拿这种要求侮辱上帝，我们凡人尚且不应当有此存心，何况祈求上帝呢？”
我所受的影响很深，我知道日本国民因政府对华行动的谬妄而受到苦痛的很多，所以现在也能替日本国民祈祷了。过去七年之中，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因此感到悲观。国家则内忧外患，交迫而来，最富饶的东北三省，给敌人夺了去，人民则饱受水旱灾荒，原应团结一致的军政领袖，却又常常发生纠纷。在私人方面呢，神圣的慈亲又去世长逝，这种种痛心的遭际，使我看到了我生的缺憾，以及人事的艰难。
我们为国家努力，宛如杯水车薪，无济大事，我觉得人生在历史的洪流中渺小得不啻沧海一粟。有时我自己对自己道：“国家果真强盛、果真统一了，我们又怎样呢？天下事真没有一个止境的吗？盛极必衰，一个国家到了繁荣的极端，一定就要下降！”（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丈夫说过。）回忆我若干年来的结婚生活，我与宗教发生关系，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欲替国家做些事情。
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赖自我，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神上的定力。接着是第二阶段。我在上面已说过的种种忧患，使我失望悲观，颓丧消极了起来。到慈亲去世，真觉得眼前一团漆黑。北方有强敌的铁蹄，南方有政治的裂痕，西北旱荒，长江水灾，而最亲爱的母亲，又给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