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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以南之沦陷地区，每月运输二百三十万吨之物资，至吾东北四省，以及亚洲之其他部分，以供应其正在建设中之重工业。简言之，过去一年之中，日本为供给其武装军队之用，自中国强占而夺去之原料，约计壹万万吨。此一数字，尚不包括在中国占领区内日本军队所用之粮食。至于日本去年自马来亚运走之物资，约计六百万吨，以之与自中国夺取者相较，约为一与十六之比。由此更可见将日本逐出中国之为重要。日本正在继续加强其地位，为全世界凶恶之威胁；而且日本正在加紧榨取中国之资源，以对付整个联合国。
就吾中国而言，六年以来，不啻如一大磨石，紧套于日本军阀之颈上，且对于阻止日本，使不能利用其数百万武装军队以及工人于世界其他地方，已告成功。中国士兵，配备不精，吾人作战所恃者轻军器耳、肉与血耳、斗志耳。直至最近数星期以前，中国陆军即为小规模之反攻，亦从未有一种相当之空中掩护。最近在长江上游，中国陆军，得到美国与中国联合空军队少数飞机之助，能将敌人之进侵击败。此一事实，完全证明吾人所持有者虽比较少，而所能成就者却比较大。然而中国以及联合国所遇之危境，尚未过去。中国军民伟大之抗战意志，只赖不充分之作战配备为后盾，但不应使其所遭遇之艰难困苦，竟至超出人生所能忍受范围之外，诚以日本如果征服中国，其对于联合国家作战目的所发生之影响，将使人类文明遭遇类似天翻地覆之最大祸害。
加拿大一如中国对于联合国共同抗战，并无显著而动听之贡献。就此而言，余不得不谓英美两国之贡献，大都类此。然吾人应当领悟，决定胜利者，并非偶有之辉煌举动。惟有坚毅实施战略上预定之计划，加以共同努力，尽其贡献，毫无吝惜之志愿， 乃能于相持局面之中，获得最后胜利。吾人所应牢记不忘者，即对于最后胜利所尽之贡献，不应以其显著而动听与否，为一时估计之标准。贵国民军经年累月所积聚作战之英勇；贵国所送往英国之大批粮食与军火；贵国使用贵国机场以训练联合空军；贵国对于作战努力，就每一人口平均计算，所生产之物品较任何其他联合国为多。凡此种种，均足表示加拿大努力作战、争取胜利之坚强意志。
世间甚少新颖之主义。以余观之，实亦无需各种新颖主义，只须努力求使每一有价值之主义，充分发展与实施。基于同一理由，吾人不应徒然默坐，希望各项演变幸而凑合，使战后产生一较美满之世界。吾人应激于道义，奋勇前进，试探各种建立一较美满世界之可能途径。昔者彼契柯（CardinalPecheco）主教曾告知加拉发（Caraffa）（即教皇保罗第四世PopePaulIV）谓其左右有贪污情形，彼不特不觉忤怒，而且调查事实，采取步骤，将负责作弊者，一一肃清。彼有勇气，自拔于当时混乱之环境，对于任用私人，极力反对，以正直之志愿而奋斗，卒告成功。
今日有若干怀疑人士，以冷诮之眼光，注视一切战后世界合作计划。昔之培根（Bacon）即属于极端派之国家主义者，而缺乏政治家之识见。彼在当时，不能如吾人今日了解各国之君王与政治家，亦应尽忠于文明及整个人类。培根曾云：“一国之任何增益，必取诸外人，盖无论何物，一处有获得，他处即损失。”培根此一谚语，在吾人稍知经济学者视之，殊觉可笑。然其逻辑，在抱同一意见者视之，似无可反驳之处。若与同时代之格老秀斯（Grotius）相比，诸君当立即领略远见与理想所处之地位如何。
吾人只须始终努力，志在必成，则昨日以为不可能者，今日卒成为事实，余可指出，在中古世纪为革除罪孽教徒而颁布教皇诏谕，为决定何方为真正天主教而有之流血战争，为宗教而有之大规模检查审判与虐待屠杀，凡此种种，均使欧洲民穷财尽，割裂纷乱。问题之难于解决，孰有过于人灵裁决之问题乎？当时谁能想像，谁敢希望，宗教改革之各项运动，最后竟能由一五五五年奥古斯堡（Augsburg）之宗教和平而实现。
复次，一八六七年之英属北美法案（BritishNorthAmericaAct），规定加拿大为联邦政府，当时许多人士认为此一法案，足使加拿大脱离英国，实则反增强英国与贵国间之情谊与关系。
今日之世界，复立于十字路之交点上。吾人须知欲计划一战后之世界，若就霍布斯（Hobbesian）所称之警察而言，其作用仅属于一时，即使推行于全世界，亦殊觉不足，盖必有基本与积极之原则，以实现之，方能有济于事。
吾人身属联合国者，岂不应力求具有远大眼光而运用其识见，待战败者如邻人、如同类，而所应予以惩罚者，仅限于引起此战之祸首乎。
加拿大能融合两大民族于一强大而和协之国家中，故关于实现世界大同，人类可从贵国效法者实多。人类之是否伟大？端在乎合作与协调。合作协调云者，民族间压迫与榨取之反面也。
第七部分“联合国日”三周年时对美国的广播谈话
1944年10月24日
在联合国日三周年纪念的今天，凡我联合国的全体盟友，自应重申吾人共同作战抵抗侵略的目的。全世界已有不少人士在这次争取人类自由的战斗中而牺牲生命，而受苦受难，吾人尤应重新奉献吾人的一切，以维护这一辈为人类自由而殉难与受苦者所抱的信心。
我们中国是联合国中的一员，我们即将踏进抵抗日本军阀残暴侵略的第八个年头。中国以武力薄弱的国家，而抗战能支持到如此长久，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追寻联合国所以终于能团结一致，决心为解放世界人类而努力者，推求其发展的程序，我们就可以发现不论是国家或是个人，惟有精神保持着自由而不受束缚，即能抗御任何不人道的打击，克服任何的变动与艰难。所以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及军事自由，诚然是重要，但欲其实现，必须先有精神的自由。
分析到最后，这就是说，在我们所欲创造的新世界中，人人皆有思想和发表意见及信仰的自由。惟自己的良心之所命，如此，则在他们达到结论的过程中，他们就有精神及物质上的勇气去自作决定，再接受批评。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缺点的，也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短处的，欲期个人与国家一切皆臻于完美，是终不免于失望的。然而惟有能接受批评而根据自我检讨的出发点的个人与国家，才能够踏上进步的途程，反之，只有人类的暴敌才会束缚思想及言论自由。
250。250。极权国家意欲毁灭一切反于独裁者的思想，使人类优美的性灵化为暴戾，使人类的心思趋于奴化。其结果当然是知识的沉滞和精神的瘫痪，这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民主国家，则是准许并欢迎自由讨论，因为他们深知惟有真诚交换各人的见解与不同的观感，才能够使思想愈臻于充实与发扬。人类必须有发展他天赋潜力的自由与机会。这里面就包含着进步的途程。这里面就包含着世界的希望。
第七部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时的广播谈话
1945年8月14日
今天举世欢腾，庆祝着我们战胜了最后的一个轴心国家，这个胜利，乃是我们所期望，我们所祈求，而也是我们所努力造成的。我今天要向美国国民表示我同胞的感谢，因为在我们八年长期的全面战争中，你们对于中国所遭遇的许多障碍与困难，曾经给以深刻的同情与始终如一的了解，我并且还要代表中国同胞感谢你们，你们在能力所及，莫不迅速给我们物质方面的援助，因为你们的急公好义，给我们大宗的帮助，给我们能顺利推行救济工作，无数的难童难民以及流离失所的同胞，在他们悲惨的绝境，得到了资助与安慰。
现在完全胜利降临了，我们先要感谢我们的创造者并且要积极缔造真正合乎基督精神的和平。科学家的发明原子炸弹，无疑加速了日本投降的决定，结束了野蛮而徒劳的挣扎。此次战争的结束，我想凡是有儿子或丈夫在军中服役的母亲或妻子，特别来得高兴，可是我同时也能断定，我们一定万分的忧虑，知道如此猛烈的武器，如果落在残暴国家的手里，才真是了不得的事情。原子炸弹的制造方法，虽经严守秘密，然而这是根据着很多科学家所明白的原理，若有相当的资源与时间，或许可以仿造的，如果落在贪婪无义的敌人手里，仍旧可以造成大部分人类的毁灭。
我不相信人类在疯狂之中自相残杀，是上帝的计划与意旨，然而在现世界中，人类科学进步的机智，远胜于精神方面的成熟，倘使我们仍旧道德堕落，精神昏蒙，而不能深切了解那种等待着我们的全体绝灭祸害，则文明与人道将要自趋于灭亡，除非我们对于联合国参加此次战争所预见的崇高理想，能够积极实现，维护力行，否则我们子弟们的流血与牺牲，都将白费的。
现在我们正在决策的十字路口，时间不允许我们再行蹉跎，错失机会，否则恐将悔之莫及的了。
第七部分舆论——世界和平的新因素
1946年
现在，联合国的大宪章已经完成，国际合作的计划已经订妥，在这个计划里面，未来国际合作的手续和方法也已经决定，我们是从此进入人类历史不断发展中的另一阶段了。这个阶段可以叫做和平的准备时期，但一切的计划只能当做纸上的向导而已。这个计划无论如何都不能当做和平的实现，正如一个建筑图案之不能被当做一座实实在在的房子一样。要使一座房子出现，泥水匠一点一滴的努力都不可少。
从所有关于国际合作计划以及旧金山会议中联合国代表们的言论底报告看来，我们知道大家对于建造一个和睦的世界已经表现一致的愿望；可是，国际上的协调，尽管经过长期的论争和考虑，以及基于领袖们甚至某些重要人物或某一阶层的愿望而达到，假如不把其他曾经决定世界的面目的因素和潮流，像宗教、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心理上的力量都计算在内，这种协调是不会久远的。列举这些力量也许是一种庸俗的说法，但它们在决定过去的历史上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未来的历史也将由它们决定。让我略举几个最重要的例子，这些例子曾铸造了西方的历史，并因为铸造了西方的历史而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行程。
在历史上某一特定的时期，某一个人的意志和行为常常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四世纪的时候，君士坦丁大帝曾以基督教的“保护人”自居，后来又变成基督教的“皈依者”，可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人民绝少曾想到君士坦丁大帝的这种意志和行为会根深蒂固地奠下了西方文化的基础。由于所谓“罗马帝国的蜕变”——也叫做“君士坦丁大帝的赠与”——基督教不单获得了法律上和社会心理上的地位，并且被赋给了一定的形式，使它能够传播教义，把基督教博爱的精神深植于西方社会之中。这些教义和精神也就是今天西方思想的模型。
具有深广的社会意义的宗教和智识运动也曾变更了历史的进程。十六世纪的“改良运动”把人类的精神从道德的崩解和空虚的仪式主义中解放了出来（这种道德上的崩解和空洞的仪式主义曾使当时的教会成为没有生命的东西）。不单这样，它还从浮夸拘迂的思想传统中解放了人类的头脑，在政治思想方面，它发扬了个人的尊荣底观念。顺民的理论（Thetheoryofuonresistence）和封建贵族的暴政第一次地碰到了有组织的抗争。在后来的“反改良运动”中，天主教会用社会改良这一合乎人情的武器来重获中欧的人心；它又率先地承认了人类精神上、心灵上和肉体上的幸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都是它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他各种传播思想的运动也曾在后来的年代中发生了影响，最显著的例子是法国大革命。
我们还必须知道偶然的事件也会影响历史的行程。反对法国新教的恶毒的阴谋是一个最适切的例证。要是当时刺杀法国海军提督柯里尼的阴谋得以成功，阴谋者也许就此满足，不至于发展成为后来圣·巴多罗牟的大屠杀，使万千的法国新教徒受害；而这些新教徒要是不受害，也许他们在法兰西的缔造上会有一番贡献。
在紧要的关头不能够当机立断也会影响历史的途径。要是拿破仑当时坚决地要使用福尔东所发明的汽艇来渡过风平浪静的海峡，那么，历史上所发生的变化怎样，我们今天是只能臆测了。要是纳粹在一九四零年敦克尔之役之后，渡过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