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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注意到巴克莱先生（WilliamF·Buckley）在四月二十四日发表在纽约每日新闻的一篇文章，不仅由于巴克莱先生尖锐而博证的评论，也是因为这篇文章恰当而适中的命题：愈读愈不通。他从几种已发表的调查结果发现，美国百分之二十五的高三学生以为罗斯福是越战期间的美国总统。我不知道他们会把詹森总统放在哪个时代？
美国新泽西州选出的联邦参议员布莱德雷（BillBradley）说美国德州达拉斯市百分之二十五的大四学生不知道德州南境邻接哪一个国家。即使在人们称为美国教育圣地的波士顿竟然也有百分之三十九的大四学生说不出新英格兰的六个州名（即缅因州Maine，佛蒙特州Vermont，新罕布什尔州NewHampshire，麻州Massachusette，罗德岛RhodeIsland，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克尔派屈克（JamesJacksonKilpatrick）先生在一九五年的一项调查中统计显示，百分之八十四的学生知道马尼拉是菲律宾的首都，然而在一九八四年却只有百分之二十七的学生知道。
我们只有接受巴克莱先生尖锐而真实的结论，他说：“这些证据在在显示美国的教育已濒临破产。美国教育破产的责任，应由传播媒介、懒惰的家长、无知而恶劣的同辈压力，特别是那些剥夺青年思考能力的所谓前卫、时髦的自由主义者来共同承担。”
思想控制花招被学术界利用
我愿意提醒你们一件可笑而具代表性的有关事件。在长岛阿德斐大学，当爱德华·泰勒（EdwardTeller）被提名为荣誉博士候选人时，该校一百二十一位教授中，有九十一位反对学校的此项决议，然而校长彼德·底蒙包利斯（PeterDiamondopolis）坚持要给他名誉博士学位。在毕业典礼中，当他的名字被叫到时，反对的教授们，以及部分毕业生，夸张地转身背对校长、董事们以及领受荣誉学位的人。
为什么大多数的教授们以及部分毕业生们反对这位特殊的荣誉博士呢？表面上至少有两个似乎合理的理由。我说“似乎合理”这意义是双重而含糊的。为什么泰勒博士如此的遭人痛恨呢？那是因为泰勒博士常被称为氢弹之父，氢弹比原子弹更具有致命的摧毁力。近年来，他热心提倡“战略防御计划”，常被戏称为星际战争。有人可以合理的问，为什么“战略防御计划”如此受到反对？因为事实上，它可以使人类的大毁灭化险为夷。那不是非常奇怪吗？左派人士歌唱、表演、谈论和平，而他们却是在俄国人组成的合唱团里跟着克里姆林宫的指挥棒合唱。
或许有人替阿德斐大学的教授们辩护，说他们在一九六零年代当学生时，与成千成万的学生组织起来，在美国大专校园，成立知识分子政策观察团，擅自作主，决定哪些人可以不受干扰平安教书，哪些人则不能免。
如果那不是借口，我们就可找出亚达菲教授团蛮横行为的原因。马克斯·林纳（MaxLerner）精辟地指出：那些教授们在二十五年前，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已是道道地地的思想警察。经过了四分之一的世纪，他们仍然无法将他们从既有的成见里释放出来。阿达菲教授们就像是被宠坏的、乳臭未干的小子，假惺惺地制造事端，以博取别人的注意。
对于参加过那次示威游行的教授与学生们，我想对他们说的是：“赶紧从这种乖僻与不成熟的行为中成长吧！”极具反讽意味的是，那些向来大声疾呼反对抵触“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人们，每每为顾及自己的利益，便无视于自己也同样是抱持“思想特务警察”教条的人。为什么与左派意见相左，言论自由的原则便备受轻视？众所周知，自由世界及第三世界的左派分子随时随地都可以大言不惭，使用各种不同面貌的“思想控制”作为护身符。奇怪的是，这种作风很少或从未被质疑过。这种巧妙的思想控制花招如今已被学术界或左派分子抢先利用。它已不再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专利——不论是二次大战前法西斯纳粹主义或是目前的赤色共产主义。
在此只须引证几个例子，便足以解释这种别有用心的花招。前往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寇克派屈克（JeanneKinkpatrick）教授曾获邀请前往好几所大学接受颁赠荣誉博士学位，但后来这些邀请却又都被取消。哈佛大学曾邀请雷根，后来又出尔反尔不请他了。这种恶作剧的目的，无非是要故意给人难堪。因此，我们不禁怀疑，美国学术界“握有实权”的人士在决策过程中是否还有常理存在。我们要问，一个正规学术机构的最高当局既然已经决定要颁赠荣誉学位给某人，这个决定岂可因为受到任何阻力就轻率地被撤回？
第八部分发挥所长，赢取世人尊敬（2）
言论自由遮掩了是非真相
今年五月六日的纽约时报登载了一则发人深省的故事：它提到首席大法官威廉·蓝贵斯特（WilliamH·Rehequist）一九六九年在联邦司法部任职助理司法部长负责司法事务。当时他曾提议在一条法律的修正案里强化某一条款的效力：禁止学生“武力干预”联邦政府资助的教育课程，例如“预备军官训练营”等。因此，我可以体会，当蓝贵斯特先生提议在同一法令的约束下，大声吆喝教授下台的行为同属非法，他的内心存有多少焦虑。
身为一个在美国有过快乐的童年，并在美国大学毕业的人，看到今日在美国所发生的种种，我特别感到伤心。我记得很清楚，从前的美国是有原则、有理想的泱泱大国，全世界都以她为典范。不幸的是，戴着真理面具的谎言、虚假的逻辑、傲慢与邪恶，都在以履行第一修正法案的堂皇名义之下，被大家习以为常地接受了。
言论自由的口实已遮掩了是非真相，推倒了真民主，但并没有推倒我们举世所见之代用的假民主。在这情况下，左倾的或极左派分子往往因而独获荣宠。
英国推动教育改革受到攻击
为让各位了解目前英国教育的演变情形，我想叙述下面的一段：今年四月下旬，据报导说，英国政府将对教育做适度的改革。由四十一万名教师所组成的教师工会发出一声强烈而尖厉的呐喊，仿佛他们因科学与教育大臣凯内士·贝克（KennethBaker）的改革方案而全体受到致命的创伤。为扩大抗战的声势，教师工会不定期的发动半天罢工，甚至提出威胁，以“破坏”春季考试作为勒索的武器，使英国政府瘫痪。
回顾历史，自从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巴特勒法案”（ButlerAct）建立“公立学校”（StateSchools）教育体系以来，核心课程（CoreCurriculum）的品质即每况愈下。到了七十年代初期，当时的工党政府又朝反精英主义（Contraelitism）跨越了一大步，废除精选及评分标准很严格的“文法学校”，改立教学水准大为低落的学校，并美其名为“综合学校”（prehensiveSchools）。
由柴契尔夫人领导的英国保守党政府，最近推行提升教育水准的改革；工党领导阶层却使用似是而非，并且十分引人注目的论调加以反击。他们指控政府推动“精英主义”，因而侵犯了全民参与的免费教育。工党的号召必很能讨好那些不知天高地厚，却亟需管教以迎接人生挑战的年轻学生。为了维护青年后进，有件事不得不说个明白：一个人往往在心智成熟后，才觉醒到教育乃人生不可或缺的工具；可叹的是，这种觉醒却常常来得太迟！
无庸我多言，那些常关心国际新闻媒体所报导之世事的人，都知道伦敦大都会区若干地区教育委员会常操纵在黑人及白人自由主义者手中，这些人已成了极端恶劣的笑柄，因为他们做了明显愚昧的行政决定，使得小学生不能读写，拼字文法两皆差劲而出名。他们的表现比一九四五年以前的三年级学生还要糟糕！
在世界的我们这一部分来说，今年一月十九日出版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刊出了一系列有关日本教育制度的第一篇特写，详述日本全国企臻高教育水准的决心以及弥漫整个社会的求知欲望——从母亲到教师，从每一阶层的学校当局到教育部，都有一致的信念。
……教育界的人士应组成自发性的教师研习团体，在不断的集会中，借彼此不同的教学经验来交换意见。教师从这些心得中，当可改进传授学生知识的方法。
你们或许要问，为什么在过去给历届毕业生的赠言中，我一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并特别着重高等教育，因为我觉得我们长久执着一项既定不变的教育方向，确曾使我们受惠良多；因为我们在教育上的崇高目标，改进了我们国民的生活方式及内涵，且……以此为傲。
各位未来肩负重责大任
时当即将获得大学或研究所学位之际，各位很自然地会问我，为什么我要在这篇贺辞中长篇大论地讨论中小学阶段的教育？这是因为诸位有朝一日几乎都会为人父母，很可能必须在这世风日下的世界中，面对如何以“明暗对照法”的方式来教导孩子们明辨是非（在此我借用一个绘画上的字眼）。你们肩负的重责大任，不光是如何设法使你们的子女，发挥所长，贡献给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庭，而且更要赢取世人对我们中国人的尊敬。
第八部分在美国国会致敬酒会上的演说
1995年7月26日
杜尔参议员、赛门参议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首先我要表达我的欣喜心情，因为诸位还能记得战时盟友中国的一位老朋友。
1943年2月18日，我应美国国会之邀，向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当时我曾说，我年少即负笈美国，在美国成长，并在美国完成了大学学业，因此，我一直把美国视为我的第二故乡，今天能够回家，自是非常欣喜。
容我提请诸位回想1937年至1945年那段岁月，1937年7月7日，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而在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前4年半里，中国孤立无援地独立抗战。一直到日本于1941年12月7日发动珍珠港事变，美国第77届国会对日本宣战后，中美两国才结为盟邦，两国的同心协力，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在1945年获得最后胜利的坚实基础。
在我与诸位共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的此一伟大历史性时刻，我无法不想到那次战争的悲剧以及那些血泪交织的岁月，更无法忘怀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道德勇气。我也要藉此机会，对美国人民以精神及物质援助我的国家，表达衷心感谢。
最后，我祝福各位健康、快乐及成功。愿上帝保佑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