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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致恶化至此。然此种思索不足自慰，徒增烦扰。而群集我室者，宾朋如云，或进同情之辞，或索时局真相，更有作消息之报告者，扰攘终朝，益增我之烦恼。
余日无晷刻之闲，各机关首领纷纷向余询问对于应付现局之意见，尤以黄埔军校同学代表要求指示为更切。军校学生皆为余夫亲自教育之生徒，坚请训话，余不能却，因向其集会作公开之演讲。余告诸生：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民众对西安叛变之负责者，怨恨愤怒已不可遏，诸生幸勿再以行动或语言刺激之。并告诸生：已嘱端纳赴西安探真相，迄今尚无一人出入西安；故吾人所知西安消息，除孔部长与余所得二电及西安将领之通电外，无片纸只字可为凭藉。继复诫之曰：“委员长统一全国军队之功绩，固为国人所乐道，然其手创之新生活运动，更对国家精神建设有积极之贡献。诸生既为彼忠实之信徒，不惟须努力继续推行此运动，更对国家精神建设有积极之贡献。诸生既为彼忠实之信徒，不惟须努力继续推行此运动，且应恪遵其信条为终生之圭臬。余深信西安叛变者，目睹其妄动所引起之全国反响，必能憬然悔悟，痛恨前非。凡诚意悔悟者，应开其自新之路，则谈判之途径，自当勿令壅塞。叛逆如有悔罪之诚，我黄埔诸生当宽大为怀，迎其来归，不究既往。”继余复言曰：“凡余所言，绝非为叛逆求开脱，盖其妄动无开脱之可言；余所努力者，欲令叛逆反省其妄动之影响国家者为如何可怖，求其及时悔悟，自赎其罪谴而已。”
当余精神肉体忧劳交迫之时，孔部长及余两姊孔夫人、孙夫人与其他戚友，掬诚慰藉，爱护之情，至足铭感。然西安真相仍笼罩于消息沉寂之中，悲剧之阴影，紧依彼等心头，则其慰藉之辞，亦黯淡甚矣。最可感者，孔部长兼代理行政院长之职，既代委员长为一国行政之首领，所处地位备感困难；然彼于谨奉职守之余，仍能充分同情余所坚持之主张。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晚，始发现第一次希望之曙光，确证余主张之未误；盖端纳自西安来电，告委员长平安，居处甚适，彼正随侍在侧。该电复称张学良亟盼孔部长赴西安，尤盼余偕行。后又得张学良直接致余电，邀余赴西安，并保证无危害委员长之意。
时论忽有致疑端纳来电者，余闻之骇然；盖南京一部分人士，咸认叛部计划异常险恶，以为委员长即不死，亦必身陷危境，对于与此歧异之消息，反不愿轻予置信。彼等之言曰：“端纳来电，实近合西安心理，欲诱孔部长入陕，多一重要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至张学良致余电，用意亦同，亦欲诱余入陕而加以拘禁耳。”凡此种种推测，皆不足以动摇余之初衷，反令余信念益坚，知避免战争之奋斗，更有努力推进之必要。因此余竭全力求赴西安，孔部长与余之诸姊弟皆愿伴余同往，尤足感人。然主张讨伐者仍竭力阻我成行，余始终未为所动，当激烈辩论，情绪亢张之时，竟无暇计及发言之态度矣。
是时西安电报交通虽已中断，不料余于星期二（十二月十五日）下午，突得端纳由洛阳打来长途电话，诚令余惊喜欲狂。盖端纳于是晨冒恶劣的气候之危险，飞抵洛阳，直接告我以西安之真相。彼以简短之言辞，叙述全局，谓：委员长并未受苛刻待遇；端纳到达后，委员长已允迁入较舒适之房屋；斯时委员长始初次与张学良谈话，惟怒气仍未息；张表示决随委员长入京，盖彼自承举动虽错误，然动机确系纯洁；张盼余入西安，亦盼孔部长同行，彼与其部下，对余推崇备至云云；最后又言委员长坚嘱余切勿赴西安。余请端纳明日来京，端纳称彼已允委员长及张当日返西安，惟气候恶劣，不利飞行，决于明晨返西安，京行势难办到。余因告以军事长官已决定立即进攻西安，彼返西安，或有危险，并嘱其以此真相设法转告委员长。端纳复言，彼虽不能来京，张学良亲信之爱而德与彼同机出陕，将于明晨飞京，可当面详述经过情形；并嘱携一函致我，补充未尽。
第二部分西安事变回忆录（3）
是晚，余又以长途电话告端纳：孔部长因医生坚嘱，不令飞陕；况孔为代理行政院长，势难离职，因嘱端纳征求对方意见，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之。且告以各方阻我成行，然余已决心飞陕。余复告以外间传言，彼有袒护张学良之倾向，询其曾否发送新闻电。端纳答称，彼曾发二电：一为新闻之概述，一为答纽约泰晤士报记者阿朋之询问。
是日，适有人以端纳致阿朋电示余。电中略述委员长健康如恒，张学良已承认劫持领袖之错误，惟自称其动机为爱国。来人即持此为端纳捏造消息，袒护张学良之确证。此种推论实难理解，或者军人为情绪激发，应作如此想像。余因即电端纳，嘱其此后勿再拍发任何新闻电报。端纳昔随委员长赴边远各处，各报记者每去电探问真相，端纳辄一一致答；今突守沉默，各报记者骇怪之余，当不免武断西安局势之恶化，以为端纳亦已被扣，不知彼处发生如何不幸之变局。此时实施检查之影响，更使消息沉寂，而谣诼亦因以丛生。盖此时之西安，就新闻观点言，已成死城矣。
星期三晨，余乘端纳未启行前，复与通话一次。余嘱端纳告张学良，彼若不愿手造惨酷之国难，应立则护送委员长返京，并请以目前余所处之境遇告委员长，详述余努力阻止战争之经过。余复嘱端纳抵西安后，应速乘机返京。彼答曰：“否，我愿留西安。”余最后曰：“余若不阻止战争，则尔在西安或有生命之危险。”彼答曰：“或有其他办法，我今不能多言。”时孔部长在余旁，即接电话机继续向端纳说话，嘱其转告张学良：彼即不计令誉，当知彼之生死存亡，亦将以能否确保委员长之安全为断，彼欲拯救自己，拯救国家，当以飞机护送委员长赴太原，恢复其自由。倘能照办，一切皆可不究。
此后余即运用我忍耐之全力以待爱而德所乘由洛来京飞机之到达，该机在蚌埠被迫降落，又向南飞一小时，故爱而德于午夜始来见我。据彼诉述：委员长失足倾跌，今尚负伤；事件发生，实属意外，当日天明时，西安城中张学良部队已为杨虎城缴械，杨氏统制全城，即张学良部下出入城门，亦必先向杨氏领取通行证；张学良部队在城中者，只有卫队四百人，在城外者亦只六千人，是即驻守飞机场之防空队也。其被缴之枪械，至是日下午始得发还。当日并有杨部兵士一队赴飞机场，初意欲将停留该处之中央飞机，捣碎油箱，击毁机身，后经爱而德劝阻，仅倾倒其箱中储油而去；高射炮皆经封口，严禁使用；飞机场职员皆经遣往他处，只留若干哨兵看守。黄仁霖已于昨日晤委员长，惟因委员长嘱其携亲笔致夫人之函，故被扣不得来京。但委员长草毕此函时，曾当众高声朗诵，故爱而德犹能忆其概略。据称：“委员长函中表示宁死不受挟持，且以身后事向夫人叮咛嘱咐，足证其已抱牺牲之决心。”
端纳在洛阳电话中之最后一语，所谓“或有其他办法”者，犹震荡余之耳鼓而不能去怀，因询爱而德以张学良自备之鲍音飞机今在何处，爱而德称该机尚在西安。余又问曰：“倘攻击开始，张学良有否挟委员长乘此机离陕他去之意乎？”彼曰：“颇有可能。”余因作推测曰：“此殆准备中之计划欤？”又询：“张学良之正驾驶员巴尔安在？”答：“在汉口。”余愕然曰：“然则鲍音机将由何人驾驶耶？”曰：“将由其副驾驶员李奥那任之。”余托其邀巴尔由汉来京见我。爱而德诚挚言曰：“我等皆愿为夫人效忠，当立电巴尔，想彼必乐受驱策也。”因嘱其速招巴尔来。
凡上事实，皆为余等以前绝未闻知之真相。今则危机毕露，明示其他部队哗变之时，张学良实无保护委员长之能力。因此余阻止进攻之决心益坚。在委员长固公忠为国，不计个人生命之安危，亟盼挞伐之实现，余则未愿作如是想。委员长致余函之内容，余亦未告军事长官；盖深知此函立意之宣露，更将影响彼等之心理，益艰余之处境。余知轰炸西安必置委员长于死地。为中国计，此时万不能无委员长以为领导；委员长生还之价值，实较其殉国尤为重大；此为余始终坚持之信念，故愿决死为和平奋斗，以期其成。因此余决意立赴西安。此时虽张学良在城内无甚部队，其在城外之兵数亦甚寥落，明知事态异常险恶，然余亦不愿多加考虑矣。
已而避免武力以求和平解决之希望，又微露其一线光芒；盖是晚接端纳来电，称已抵西安，向委员长及张学良转达我电话中之意旨，今西安将领已欢迎子文与顾祝同之入陕矣。于是余以和平方式营救委员长出险之主张，始得第一步事实之佐证。然此后数日，焦虑奔忙，困惫更甚。因潼关以西之军事，业已发动，虽幸飞机为雪所阻，不能超越华山而向西安轰炸，然洛阳与群山间沿路各处，被轰炸者已不胜数，又安能保证群机之无冒雪西飞径向西安投炸者也！后来端纳来电，称委员长已遣蒋鼎文主任飞京，携其亲笔致军政部长函。不料政府中人闻讯，声称彼等不独不愿与西安作谈判，且亦不愿在委员长离陕前，接受任何命令，盖此书即出委员长手，又安能确证其为出于委员长之本意者。诸公竟测其领袖将屈服于劫持之下，宁不可异？余因直告之，并叹曰：“诸公与彼共事多年，竟未能了解其真性格至此耶！”二日后，蒋鼎文果来，彼等闻其面述委员长令，始服从无闲言。蒋鼎文并恳切劝告，勿任南京、西安间之裂痕日见加深，谩骂之无线电广播及恶意之报纸论文，皆以中止为佳。同时其他方面阻止冲突之努力，亦在进行中。孙科、王宠惠等诸先生访余，拟商请阎锡山主任出面调停，营救委员长出陕，因决定由党政领袖联名电阎，此电亦经拟妥发出。
巴尔由汉来，余即与研究张学良是否有挟委员长同乘飞机出陕他往之可能。余昔日飞行曾深入西北边省，故详知彼间地形崎岖，人烟寥落，难觅飞机着陆场地之情况；余更预料凡有中央军驻守之机场，必为张学良所不敢去者，则其目的地点当在共产军阵线之后，或者即在新疆。余问巴尔：“倘鲍音飞机满载其携带油量，足敷飞往新疆之用否？”巴尔答曰：“可。”又问：“张学良曾提及乘飞机往新疆否？”巴尔答曰：“曾言之。”余因与再研究地图，倘张迫于环境，须乘机出陕他去时，张挟委员长至何处最为可能。余并告以张学良若真挟吾夫他飞，余必跟踪往探；故余愿深知何机所携油量，足达鲍音机满载后中途不再添油而可往返之地点。巴尔答曰：“德格拉斯机如只有夫人一人乘坐，舱中储油，足应长途之用。”余因嘱其留待后命，倘余不能阻止进攻西安，乃有飞行之必要也。
委员长被禁后一星期，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余电告端纳，子文决入陕；后因阻力横生，余又去电取消前讯；一小时后，再电告其最后成行。盖子文力排群议，请以私人资格前往。我等主张：政府虽不能与叛变者直接谈判以自贬威信，亦应准许我等作劝导叛变者之工作。故子文行后，政府令各报登载，充分说明子文此行，纯为私人资格之意义。
及十二月二十日晨，停止进攻之期限已届，余力争展限三日，决偕子文同机入陕，神经兴奋，几不能持。行前最后一瞬间，政府中高级长官群集余所，坚请暂留。亦有余若留京，尚可于委员长未离西安以前，劝止中央军之进攻者；余乃自动与彼等约，倘子文去后，三日内不能返京，则不得再阻余飞西安。同时接张学良来电告余，倘不能阻止进攻，切勿往陕。盖彼亦无力护余矣。
第二部分西安事变回忆录（4）
次日晨，得子文二电：一告委员长平安，一告端纳即日飞京。然是日端纳未抵京，惟由洛阳来电话，据称坐机在黄河岸被迫降落，将于二十一日（星期一）来京。余复接子文电，亦称将于是日到京。星期一下午，端纳、子文先后到达，各述闻见。余坚持明晨必偕彼等同机返陕。端纳云：“张确有计划，拟于进攻开始后挟委员长乘机离陕他行。”余闻言，自觉能想像张之心理如见其面；因此益自信，倘能与张当面商谈，必能以余信心感其迷瞢。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