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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还有一张存折，存折上有一千五百元，是他这一年来的积蓄。明天我要把这笔钱取出来，他想，如果出门，没钱是寸步难行的。他决定逃走。他把钱放进口袋，把存折放进另只口袋，躺下了。
第二天一早，他被一个炸雷惊醒了。一道闪电落到了窗户上，又一个炸雷响起。雨哗哩哗啦地下得很猖狂。他起床，拉开门，雨水在街上哗哗地流淌。街上没什么人，他决定等雨停了就去农业银行取钱，取了钱就去找那个吹黑管的男人，把那个男人砍死在家里，然后走人。他煮了一大碗面，放了很多辣椒到面上，呵呵地吃着。吃完面，他点上支烟抽着。雨还在下，但比开始小些了。他把烟抽完，拎着砍刀，打把伞出门了。农业银行在迎春路上，他大步走进农业银行。农业银行的保安紧张地盯着他手上的砍刀，不知应该做出什么反应才合适。他想到了，忙把砍刀和伞放下，走过去填单子取钱。他把一千五百元全部取了，再走出来时，就径直向吹黑管的男人家走去。他走到异南春饮食店前，看见卖包子的女人不是他前妻，便想刘月红今天是做下午班。他走到吹黑管的家门前，站住，一只手打着伞，另只手举起砍刀敲门。他敲了几下，紧张地等待门里的反应。门里没反应。他又敲了几下，敲得比开始重些了。门里有男人问道：哪个哕？
他想他这是自己找死，便回答：我。
门里的男人粗声说：你是哪个？
马建军想他一开门，我就一刀劈过去，回答：我是你朋友。
门里的男人说：我朋友？
马建军回答：你开门就晓得了。手里的砍刀攥得紧紧的。
门开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蓬头垢面地站在马建军面前。马建军愣住了，他不是吹黑管的男人。吹黑管的男人比较瘦，长一张尖型脸，眼前的这个男人脸很宽，年纪也大一些。吹黑管的呢？他问这个眼角还粘着眼屎的老男人。
他娘病了，住在县医院，老男人说，他去县医院招呼他娘去了。
你是他什么人？怎么住在他家里？马建军盯着他。
老男人说：我是他舅舅，你进来坐吗？
马建军没进去坐，拎着砍刀向汽车站走去。镇文化电影院前面是汽车站，到处都停着开往县城的汽车，有汽车站发出的车，还有个体户跑营运的中巴车。马建军上了一辆个体户的中巴，坐到靠窗的一旁，眼睛就打量着车窗外的行人。他心里有一种忧伤。他估计他这一次出门恐怕是永久性地出门了。他在这个镇上生活了三十多年，忽然就这么走了，而且再不能回来了，不免就有些伤感。汽车动了，缓缓向县城驶去。汽车沿途上客下客的，到达县城时已十二点钟了。他先上火车站买了张去长沙的火车票，那是下午两点钟路经此地北上的火车。随后他到火车站旁的饮食店里吃了碗面，一切都要从节约的角度出发，他对自己说，有钱用总比没钱用好。吃了面，肚子还没饱，他又要了两个包子，把包子吃完，就有一个嗝从他胃里蹿出来。饱了，他说，现在要去找那个婊子养的男人算账了。
他没法对吹黑管的男人进行报复。他在县人民医院的住院部转了一圈，每间病房查看，最后他在三楼的一间病房里看见了吹黑管的男人。吹黑管的男人坐在病床前，手里端着只花瓷碗，正喂着母亲吃面条。母亲坐在床上，一头纷乱的白发，脸色灰暗，一边脸明显肿了起来，看来是中风所致，老妇人的嘴唇哆嗦着。吹黑管的男人在喂母亲吃面条时，看了眼站在门外的他，一定是没认出他来，仍在不急不慢地喂着老母亲吃面。
马建军的手紧攥着砍刀，同时还握着伞，砍刀就藏在伞里。他只要把那枚钩着伞把的指头一松，伞就会掉到地上，那他的手上握着的就是砍刀了。然而他没动。病房里，除了吹黑管的男人在喂老母亲吃面外，还有五个病人及病人的家属，简直就是一屋子人，其中一个还是军人，穿着武警服，很年轻还很健壮。马建军想他如果动手的话，这名年轻的武警恐怕不会袖手旁观。武警望着他，又看着病床上的一个中年女人，那女人八成是武警的母亲。马建军迟疑着退开了，退到了走廊的尽头。这里有一个窗户，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他想等吹黑管的男人出来再砍他。他还蛮孝顺的，母亲病了就赶来照料母亲。看来他还没有坏透。这种思想一旦闪现在他脑海里，就改变了他来的初衷，他就没那么大的决心了。
吹黑管的男人出来了，一脸木讷地端着便盆步人了卫生间。马建军看到了机会，急忙跑进了卫生间。吹黑管的男人弓腰把粪便倒掉，端着脏兮兮的便盆转身走到水池前，拧开龙头冲洗便盆。马建军完全可以在这一刻下手。他就站在吹黑管的男人身后，然而他却站在那儿没动。他确实犹豫了，他要砍杀的不是一个流氓或恶徒，而是一个孝子，这手中的砍刀怎么也砍不下手啊。只是几秒钟的时间，又一满脸胡子的男人端着便盆走来，吹着口．哨。吹黑管的男人让开，端着洗净的便盆走了出去，什么也不知道地重新走进了那间病房。
马建军呆呆地站着，待满脸胡子的男人走开，他把砍刀搁在水池上，洗了下手，走了。
就在这天上午，刘民警和黄灿分别被县公安局刑侦队来的刑警逮捕了。刘民警是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被抓的，他当时正把腿架在办公桌上，手上拿本《家庭》杂志翻看，三个县局的刑警走进来，虎着脸问他：你是不是刘国安？
刘国安一看就明白了，说我是。
手铐就铐到了他手上。
跟我们走吧，一个刑警说。
外面停着一辆警车，警车是那种专门用来抓人的。刘国安被押上了警车。
黄灿是在黄灿粉店里被警车带走的。黄灿哪里都没去，早上起床，他打了个喷嚏，鼻涕也打了出来，接着他就坐在门口看下雨，有人打着伞，冒雨走进粉店吃粉，他就走进厨房煮粉。忙完这一阵后，刚刚松一口气，警车就开到了粉店门口。他一看见警车脸就白了，他一脸苍白地对老婆说：老婆，他们来抓我了。
老婆惊讶地觑着他，说他们为什么来抓你？
黄灿告诉老婆说：早两天，我们打死了那个姓吕的医生。
两个刑警走进来，问他：你是叫黄灿吗？
黄灿很老实地点了下头，一个刑警对他说：你老实点。另一个刑警掏出手铐把他的双手铐住了。铐他的刑警推了他一把，说走吧，上车吧。
黄灿上了警车，看见警车上坐着刘国安，就对刘国安一笑，说我们遇上倒霉事了。
刘国安却笑不出来，说你还能笑啊。
黄灿的老婆赶到警车前，眼睛里蓄满了泪水，黄灿看她一眼，说你莫哭啊哭的。
警车开动了，向小蚂蚁巷飙去。警车驶进了破破烂烂的小蚂蚁巷，在距马建军家还有十几米的地方停住了。三个刑警中的一个跳下车就向马建军家的后门包抄而去。两个迅速向马建军家的前门赶去，掏出了手枪。马建军家的门紧闭着，两人敲了一气门，门不开。一个刑警就抬起右腿，猛地一脚踹开门，冲了进去。然而房子里没有人。厨房里冷火秋烟的，被子摸上去冰凉的。其中一个刑警判断说：这家伙跑了。
另一个年纪大点的刑警说：在附近找找看。
三个刑警在附近转了一个小时，问了附近的一些邻居，仍没看见马建军的踪影，这才回到警车上。一个年龄在三十来岁的刑警问刘国安说：马建军说他要跑吗？
刘国安说：他没对我说，我不知道。
三十来岁的刑警又问黄灿：他跟你说了吗？说他要跑？
黄灿说：没说，他说他哪里都不去。
刑警把警车开进了县公安局，把两个人关进了牢房。晚上，他们又来了一趟黄家镇，但仍没抓到马建军。他们开始审问刘国安和黄灿，刘国安说：我不知道，那天主要是马建军打那个姓吕的医生，是马建军用砖头砸死者。我还要他莫打，不信你们问黄灿。
我们现在是问你，刑警盯着刘国安，你只交’代你自己的罪行。
刘国安说：我有什么罪？我根本就没动手，马建军冲上去就打死者，我当时都觉得很奇怪，说马建军算了算了，不要打了。马建军不听，还用脚踢死者。
刑警说：这么说是马建军跟那个姓吕的有仇？
刘国安解释说：马建军有点变态，看不得别的男人勾引有夫之妇，因为他老婆就是被一个在赵美丽舞厅吹黑管的男人勾走的，所以他恨这样的男人。那天他很暴力，对死者拳脚相加，劝都劝不开，好像那个姓吕的男人是勾引了他的老婆样。最后还是我把他拉开的。
刑警说：晓得他躲到哪里去了吗你？
刘国安摇头，他什么都没对我说，他只说想不到他替李所长出气，结果惹了一身屎。
刑警说：李小兵并没要你们出气啊，他说是你们自己要替他出这口气。
刘国安说：他应该阻止的，他是派出所的领导，但他默认我们替他出气。
刑警说：但你们把人打死了。
刘国安摇摇头，说我没打，是马建军打的，我没动手。不信你们问黄灿。
黄灿更加坚决地回答：我从不打人的。我是联防队员，学了法的，晓得打人是犯法的。马建军有施暴倾向，他一不看书二不看报，动不动就打人。他是个暴徒。
刑警绷着脸吼道：黄灿，你老实点。
黄灿说：我这人最老实了，懂得什么事情做得，什么事情做不得。我当过兵，在部队里受了正统教育，懂得的东西比马建军多。我因为没动手，所以你们抓我我很配合。
刑警说：我们会抓到马建军的，到时候看你怎么辩解！
黄灿嘿嘿一笑，说我真希望你们早点把马建军抓住，好早一点结案。
这个案子始终没结，因为直到今天马建军仍是个在逃犯，尽管县公安局负责这个案子的刑警把案情报到了市局，市局又在网上贴了马建军的相片和相关资料，注明该人为重大杀人嫌疑犯。但张贴在网上有一年多了，仍然没有马建军的下落……
2005年11月
你的纽约做什么
唐 颖
哲子遇见劳伦斯已经一年有余，他们见过几次？好像不会超过三次，现在她离开纽约已大半年，可仍然和他保持着联络，虽然时断时续，似乎总有什么东西萦绕在他们之间，令哲子想起来会鼻子发酸、有想要流泪的感觉。也许称之为伤感也不过分，这种感觉与劳伦斯无关，与她遇见劳伦斯时的状态有关。现在她在自己的城市想起那段日子，那段因时光不间断地流逝而渐行渐远的日子，就像坐在行驶的列车里，窗外令人怀恋的景色正在远去，心里有摆脱不去的惘然。
那段日子，哲子常去东村或布鲁克林，星期五晚上那里有艺术家的聚会，去了几次便发现其实就是同一伙人，轮流在他们各自的寓所或工作室开派对，当然每次会来一些新人，比如哲子，或在不同派对穿梭的人，比如劳伦斯。那些艺术家更像是自称为艺术家的国籍不明的漂泊者，失业的移民，在纽约住了一年的哲子怀着深深的失败感，和他们在一起，这种感觉更强烈，却也同时获得了某种归属感。
哲子最初带着她的DV机到纽约是打算在那里制作一部纪录片，那是一部关于中国艺术家在纽约二十年浮沉的纪录，八十年代的出国潮中，艺术家获得签证容易因此也流失得最多，那些著名的或无名的艺术家，他们漂向各地又从那里漂向纽约，就像世界上其他的漂泊艺术家。
然而事情从来就有它的两面性，当年的幸运也可能是今天的不幸，正是通过拍片子，哲子发现，在纽约沉浮的中国艺术家，大半已放弃当年的理想，也许只是将理想暂时的搁置，但谁知道这“暂时”将延续多久？不管怎么样，作为第一代移民，几乎没有可能在异国他乡坚持在纯艺术的空间，他们从国内带来的唯一的财富便是自身的艺术才能，凭此找到一份维持生存的工作，他们在曼哈顿的八大道一带台湾人经营的纺织品公司受雇，成了花布设计师，或者为犹太人修补油画、设计首饰，在美国人的艺术公司为商业画打底稿。当然也有职业画家，其挣扎更为艰辛，如果有脱颖而出的，也是凤毛麟角。这些便是哲子的镜头要讲述的故事。
不可避免的，哲子在纽约有了外遇，或者说，最初的工作计划就是一种借口，哲子是为了这段婚外关系才一意孤行地从上海搬到纽约，哲子是那一类需要通过阶段性的不忠感受生命激情的女子，至少，工作计划给了哲子一些道德上的平衡。
其实，确立纪录片主题也是受了这个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