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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2006年第1期-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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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还有一张存折,存折上有一千五百元,是他这一年来的积蓄。明天我要把这笔钱取出来,他想,如果出门,没钱是寸步难行的。他决定逃走。他把钱放进口袋,把存折放进另只口袋,躺下了。 
  第二天一早,他被一个炸雷惊醒了。一道闪电落到了窗户上,又一个炸雷响起。雨哗哩哗啦地下得很猖狂。他起床,拉开门,雨水在街上哗哗地流淌。街上没什么人,他决定等雨停了就去农业银行取钱,取了钱就去找那个吹黑管的男人,把那个男人砍死在家里,然后走人。他煮了一大碗面,放了很多辣椒到面上,呵呵地吃着。吃完面,他点上支烟抽着。雨还在下,但比开始小些了。他把烟抽完,拎着砍刀,打把伞出门了。农业银行在迎春路上,他大步走进农业银行。农业银行的保安紧张地盯着他手上的砍刀,不知应该做出什么反应才合适。他想到了,忙把砍刀和伞放下,走过去填单子取钱。他把一千五百元全部取了,再走出来时,就径直向吹黑管的男人家走去。他走到异南春饮食店前,看见卖包子的女人不是他前妻,便想刘月红今天是做下午班。他走到吹黑管的家门前,站住,一只手打着伞,另只手举起砍刀敲门。他敲了几下,紧张地等待门里的反应。门里没反应。他又敲了几下,敲得比开始重些了。门里有男人问道:哪个哕? 
  他想他这是自己找死,便回答:我。 
  门里的男人粗声说:你是哪个? 
  马建军想他一开门,我就一刀劈过去,回答:我是你朋友。 
  门里的男人说:我朋友? 
  马建军回答:你开门就晓得了。手里的砍刀攥得紧紧的。 
  门开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蓬头垢面地站在马建军面前。马建军愣住了,他不是吹黑管的男人。吹黑管的男人比较瘦,长一张尖型脸,眼前的这个男人脸很宽,年纪也大一些。吹黑管的呢?他问这个眼角还粘着眼屎的老男人。 
  他娘病了,住在县医院,老男人说,他去县医院招呼他娘去了。 
  你是他什么人?怎么住在他家里?马建军盯着他。 
  老男人说:我是他舅舅,你进来坐吗? 
  马建军没进去坐,拎着砍刀向汽车站走去。镇文化电影院前面是汽车站,到处都停着开往县城的汽车,有汽车站发出的车,还有个体户跑营运的中巴车。马建军上了一辆个体户的中巴,坐到靠窗的一旁,眼睛就打量着车窗外的行人。他心里有一种忧伤。他估计他这一次出门恐怕是永久性地出门了。他在这个镇上生活了三十多年,忽然就这么走了,而且再不能回来了,不免就有些伤感。汽车动了,缓缓向县城驶去。汽车沿途上客下客的,到达县城时已十二点钟了。他先上火车站买了张去长沙的火车票,那是下午两点钟路经此地北上的火车。随后他到火车站旁的饮食店里吃了碗面,一切都要从节约的角度出发,他对自己说,有钱用总比没钱用好。吃了面,肚子还没饱,他又要了两个包子,把包子吃完,就有一个嗝从他胃里蹿出来。饱了,他说,现在要去找那个婊子养的男人算账了。 
  他没法对吹黑管的男人进行报复。他在县人民医院的住院部转了一圈,每间病房查看,最后他在三楼的一间病房里看见了吹黑管的男人。吹黑管的男人坐在病床前,手里端着只花瓷碗,正喂着母亲吃面条。母亲坐在床上,一头纷乱的白发,脸色灰暗,一边脸明显肿了起来,看来是中风所致,老妇人的嘴唇哆嗦着。吹黑管的男人在喂母亲吃面条时,看了眼站在门外的他,一定是没认出他来,仍在不急不慢地喂着老母亲吃面。 
  马建军的手紧攥着砍刀,同时还握着伞,砍刀就藏在伞里。他只要把那枚钩着伞把的指头一松,伞就会掉到地上,那他的手上握着的就是砍刀了。然而他没动。病房里,除了吹黑管的男人在喂老母亲吃面外,还有五个病人及病人的家属,简直就是一屋子人,其中一个还是军人,穿着武警服,很年轻还很健壮。马建军想他如果动手的话,这名年轻的武警恐怕不会袖手旁观。武警望着他,又看着病床上的一个中年女人,那女人八成是武警的母亲。马建军迟疑着退开了,退到了走廊的尽头。这里有一个窗户,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他想等吹黑管的男人出来再砍他。他还蛮孝顺的,母亲病了就赶来照料母亲。看来他还没有坏透。这种思想一旦闪现在他脑海里,就改变了他来的初衷,他就没那么大的决心了。 
  吹黑管的男人出来了,一脸木讷地端着便盆步人了卫生间。马建军看到了机会,急忙跑进了卫生间。吹黑管的男人弓腰把粪便倒掉,端着脏兮兮的便盆转身走到水池前,拧开龙头冲洗便盆。马建军完全可以在这一刻下手。他就站在吹黑管的男人身后,然而他却站在那儿没动。他确实犹豫了,他要砍杀的不是一个流氓或恶徒,而是一个孝子,这手中的砍刀怎么也砍不下手啊。只是几秒钟的时间,又一满脸胡子的男人端着便盆走来,吹着口.哨。吹黑管的男人让开,端着洗净的便盆走了出去,什么也不知道地重新走进了那间病房。 
  马建军呆呆地站着,待满脸胡子的男人走开,他把砍刀搁在水池上,洗了下手,走了。 
  就在这天上午,刘民警和黄灿分别被县公安局刑侦队来的刑警逮捕了。刘民警是在派出所的办公室里被抓的,他当时正把腿架在办公桌上,手上拿本《家庭》杂志翻看,三个县局的刑警走进来,虎着脸问他:你是不是刘国安? 
  刘国安一看就明白了,说我是。 
  手铐就铐到了他手上。 
  跟我们走吧,一个刑警说。 
  外面停着一辆警车,警车是那种专门用来抓人的。刘国安被押上了警车。 
  黄灿是在黄灿粉店里被警车带走的。黄灿哪里都没去,早上起床,他打了个喷嚏,鼻涕也打了出来,接着他就坐在门口看下雨,有人打着伞,冒雨走进粉店吃粉,他就走进厨房煮粉。忙完这一阵后,刚刚松一口气,警车就开到了粉店门口。他一看见警车脸就白了,他一脸苍白地对老婆说:老婆,他们来抓我了。 
  老婆惊讶地觑着他,说他们为什么来抓你? 
  黄灿告诉老婆说:早两天,我们打死了那个姓吕的医生。 
  两个刑警走进来,问他:你是叫黄灿吗? 
  黄灿很老实地点了下头,一个刑警对他说:你老实点。另一个刑警掏出手铐把他的双手铐住了。铐他的刑警推了他一把,说走吧,上车吧。 
  黄灿上了警车,看见警车上坐着刘国安,就对刘国安一笑,说我们遇上倒霉事了。 
  刘国安却笑不出来,说你还能笑啊。
      黄灿的老婆赶到警车前,眼睛里蓄满了泪水,黄灿看她一眼,说你莫哭啊哭的。 
  警车开动了,向小蚂蚁巷飙去。警车驶进了破破烂烂的小蚂蚁巷,在距马建军家还有十几米的地方停住了。三个刑警中的一个跳下车就向马建军家的后门包抄而去。两个迅速向马建军家的前门赶去,掏出了手枪。马建军家的门紧闭着,两人敲了一气门,门不开。一个刑警就抬起右腿,猛地一脚踹开门,冲了进去。然而房子里没有人。厨房里冷火秋烟的,被子摸上去冰凉的。其中一个刑警判断说:这家伙跑了。 
  另一个年纪大点的刑警说:在附近找找看。 
  三个刑警在附近转了一个小时,问了附近的一些邻居,仍没看见马建军的踪影,这才回到警车上。一个年龄在三十来岁的刑警问刘国安说:马建军说他要跑吗? 
  刘国安说:他没对我说,我不知道。 
  三十来岁的刑警又问黄灿:他跟你说了吗?说他要跑? 
  黄灿说:没说,他说他哪里都不去。 
  刑警把警车开进了县公安局,把两个人关进了牢房。晚上,他们又来了一趟黄家镇,但仍没抓到马建军。他们开始审问刘国安和黄灿,刘国安说:我不知道,那天主要是马建军打那个姓吕的医生,是马建军用砖头砸死者。我还要他莫打,不信你们问黄灿。 
  我们现在是问你,刑警盯着刘国安,你只交’代你自己的罪行。 
  刘国安说:我有什么罪?我根本就没动手,马建军冲上去就打死者,我当时都觉得很奇怪,说马建军算了算了,不要打了。马建军不听,还用脚踢死者。 
  刑警说:这么说是马建军跟那个姓吕的有仇? 
  刘国安解释说:马建军有点变态,看不得别的男人勾引有夫之妇,因为他老婆就是被一个在赵美丽舞厅吹黑管的男人勾走的,所以他恨这样的男人。那天他很暴力,对死者拳脚相加,劝都劝不开,好像那个姓吕的男人是勾引了他的老婆样。最后还是我把他拉开的。 
  刑警说:晓得他躲到哪里去了吗你? 
  刘国安摇头,他什么都没对我说,他只说想不到他替李所长出气,结果惹了一身屎。 
  刑警说:李小兵并没要你们出气啊,他说是你们自己要替他出这口气。 
  刘国安说:他应该阻止的,他是派出所的领导,但他默认我们替他出气。 
  刑警说:但你们把人打死了。 
  刘国安摇摇头,说我没打,是马建军打的,我没动手。不信你们问黄灿。 
  黄灿更加坚决地回答:我从不打人的。我是联防队员,学了法的,晓得打人是犯法的。马建军有施暴倾向,他一不看书二不看报,动不动就打人。他是个暴徒。 
  刑警绷着脸吼道:黄灿,你老实点。 
  黄灿说:我这人最老实了,懂得什么事情做得,什么事情做不得。我当过兵,在部队里受了正统教育,懂得的东西比马建军多。我因为没动手,所以你们抓我我很配合。 
  刑警说:我们会抓到马建军的,到时候看你怎么辩解! 
  黄灿嘿嘿一笑,说我真希望你们早点把马建军抓住,好早一点结案。 
  这个案子始终没结,因为直到今天马建军仍是个在逃犯,尽管县公安局负责这个案子的刑警把案情报到了市局,市局又在网上贴了马建军的相片和相关资料,注明该人为重大杀人嫌疑犯。但张贴在网上有一年多了,仍然没有马建军的下落…… 
  2005年11月
你的纽约做什么
唐 颖 
  哲子遇见劳伦斯已经一年有余,他们见过几次?好像不会超过三次,现在她离开纽约已大半年,可仍然和他保持着联络,虽然时断时续,似乎总有什么东西萦绕在他们之间,令哲子想起来会鼻子发酸、有想要流泪的感觉。也许称之为伤感也不过分,这种感觉与劳伦斯无关,与她遇见劳伦斯时的状态有关。现在她在自己的城市想起那段日子,那段因时光不间断地流逝而渐行渐远的日子,就像坐在行驶的列车里,窗外令人怀恋的景色正在远去,心里有摆脱不去的惘然。 
  那段日子,哲子常去东村或布鲁克林,星期五晚上那里有艺术家的聚会,去了几次便发现其实就是同一伙人,轮流在他们各自的寓所或工作室开派对,当然每次会来一些新人,比如哲子,或在不同派对穿梭的人,比如劳伦斯。那些艺术家更像是自称为艺术家的国籍不明的漂泊者,失业的移民,在纽约住了一年的哲子怀着深深的失败感,和他们在一起,这种感觉更强烈,却也同时获得了某种归属感。 
  哲子最初带着她的DV机到纽约是打算在那里制作一部纪录片,那是一部关于中国艺术家在纽约二十年浮沉的纪录,八十年代的出国潮中,艺术家获得签证容易因此也流失得最多,那些著名的或无名的艺术家,他们漂向各地又从那里漂向纽约,就像世界上其他的漂泊艺术家。 
  然而事情从来就有它的两面性,当年的幸运也可能是今天的不幸,正是通过拍片子,哲子发现,在纽约沉浮的中国艺术家,大半已放弃当年的理想,也许只是将理想暂时的搁置,但谁知道这“暂时”将延续多久?不管怎么样,作为第一代移民,几乎没有可能在异国他乡坚持在纯艺术的空间,他们从国内带来的唯一的财富便是自身的艺术才能,凭此找到一份维持生存的工作,他们在曼哈顿的八大道一带台湾人经营的纺织品公司受雇,成了花布设计师,或者为犹太人修补油画、设计首饰,在美国人的艺术公司为商业画打底稿。当然也有职业画家,其挣扎更为艰辛,如果有脱颖而出的,也是凤毛麟角。这些便是哲子的镜头要讲述的故事。 
  不可避免的,哲子在纽约有了外遇,或者说,最初的工作计划就是一种借口,哲子是为了这段婚外关系才一意孤行地从上海搬到纽约,哲子是那一类需要通过阶段性的不忠感受生命激情的女子,至少,工作计划给了哲子一些道德上的平衡。 
  其实,确立纪录片主题也是受了这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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