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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那个暑假，我九岁那一年的夏天，就发生了那件事。
那是一件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就做了的事。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但就是忍不住要去做，就像我说不清为什么肚子饿了就想到吃东西那样，忍不住。
那天黄昏我发现花儿去上厕所，我就跟踪了她。
那时人们的家里并没有自己的厕所，都要上公厕，就是用木板隔起来的那种。那木板并不严实，中间有一些细细的接缝，偶尔，还会有一条缝隙像手指那样宽阔。于是，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动机，我跟踪了花儿，并且偷看了她。
与五岁那一次相比，我九岁这一年的窥看并没有留下多少清晰的印象，但我非常快乐。就是说，我的快乐来源于这种观看行为本身，甚至与观看的内容关系不大。虽然没有看清多少东西，但我已经享受到巨大的快乐和满足。
然而我那时年龄还小，又是第一次（五岁那一次不算数，因为那不是偷窥），心慌得厉害，所以被人发现了。
花儿发现了我和我的行为。她大哭着跑回家。当晚，她母亲就找上门来。
那天晚上我挨了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一顿毒打。我的屁股火烧火燎地灼痛，我还被父亲骂成“小流氓”。
在我最为疼痛的时候，我差点儿昏死过去之际，我的眼前依然不屈不挠跳动着孔雀开屏的美丽画面，光彩夺目，五色缤纷。
人生并不是一条笔直的大路，而是一座曲折的迷宫。这迷宫中有许许多多分岔的路口，决定你的选择的，有时可能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路标指示牌，有时，却是一块小得不能再小的石子；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支美丽的孔雀翎羽。我就是这样被它指引着，走进了一条充满惊险却又被世人视为不齿的弯曲小径。
被父亲毒打之后的第二年，我旧病复发。这一次纯属无意之举，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故意跟踪那个女人，我甚至根本就不认识她。那是个成年女性。同样是通过男女厕所的隔板裂缝，我看见了她丰满的大腿，以及不为小女孩儿所拥有的风景。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紧张和激动；这一回，我是真正的、男人式的激动了，我为这激动而激动，并且伴随着某种轻微的痛楚感。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更为恰当的词语来描述我当时的感觉，那就是，青春的冲动。
我变得一发而不可收。
多年以后，在我长大了的今天，回首着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我并没有过多地责怪自己。我也没有去责怪与此相关的一些人或事，比如花儿，再比如孔雀，我都不会责怪，我只是搞不懂那时的厕所为什么总是有一些缝隙。如果是在今天，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入厕之处，或者虽然需要公厕，却已经是被石灰水泥严格封闭了起来，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至少，也许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然而在当年，在我正处于青春萌动的成长岁月，我们小城的公厕多是用木板隔成，而且，多数都有着可以为目光所穿透的裂缝。
我屡屡得逞，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父亲因为经常打我而累得过早驼背；母亲经常泪水涟涟，两只眼睛的眼皮总是肿胀的；最为不幸的还是我的姐妹，尤其是姐姐，她一直是个优秀的学生干部，不仅学业成绩突出，而且伶牙俐齿。然而，就在我的事情屡次暴露之后，升人初中并有机会成为共青团员的她，就因为有我这样一个弟弟而被挡在了团组织的大门之外。
姐姐回到家里狠哭了一场。与此同时，父亲又弯着身子把我暴打一顿。
我并不认可自己的行为。我也为此痛苦过。我为自己感到羞耻。面对各种责罚，我悔恨，痛哭，并发誓再也不干了。然而，我真的管不住自己。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窥视的欲望愈加强烈，就更不容易管住自己。我在老师和同学们蔑视的目光下度过了艰涩的中学时光。
十八岁那年夏天，在我居住的三好街上，先后发生的两件事可谓轰动一时。
首先是花儿，她考取了省城的一所名牌大学。
邮递员一手举着花儿的录取通知书，一手按着叮哨作响的自行车铃，无比招摇地从小街穿行而过，整个三好街便开始沸腾起来。
花儿重温了九岁那年所享有的荣耀。而且，这一次，比九岁那年更加荣耀。花儿再次成为整条街的明星人物。一连数日，她家的大门口总有很多人出出进进，非常热闹，这与我家冷冷清清的门前形成鲜明对比。
母亲变得面色凝重，而且异常沉默。
我自然理解母亲的心情，因为我也参加了高考。如果我能考上大学，那么，多年来被我弄得灰头土脸的家人，就可以找回长期失落的面子，我的人生也会因此而变得富有光彩。
我的功课一直还可以，考场上发挥得也不错。填报志愿时，我所有的投考学校都选在省城。省城，那是我一直的向往，是我青春期最为隐秘的梦境。
夏日的时光在一天天流逝。等待发榜的日子里我充满焦虑。花儿家的欢声笑语频频从东院飘飞而至，花儿活泼的身影时时在我眼前闪动。我开始失眠。
等待的时光被无限拉长。溽热的夏日气息使我的灵魂暧昧不宁——又是倒霉的夏天啊——我终于再次失控，并且这次干得很过分：我借助了道具，一面反光镜。就在我感到身心松弛如醉如痴无比享受之际，我被当场抓获。于是，我家的门前总算也热闹了一回：我被警察带走了。
后来听母亲说，我的录取通知书几天后就到了，但此时我已经与大学、与省城、与幸运无缘了。
我先是被拘留，然后被送去劳教。
三年的劳教生涯并不是我人生中最为糟糕的经历。关于这一点，是我在迈出教养院大门之后才真正意识到的。
我走在街上，就像一滴飘浮在水面上的油污，非常容易地被人发现，并随时遭人厌恶。
我害怕别人向我投来注视的目光。
我发现，整条三好街的居民，都在用同样的目光打量我，就像打量一只携带瘟疫的老鼠。在这样的目光注视下，我感到自己就像烈日下的一截稀软的蜡烛，毫无自尊可言地一点点矮下去，狼狈得无地自容。
我只能选择黄昏时分走出家门。我的活动范围很有限。我不能走得太远，因为我知道，每当我迈出院门，母亲就远远地跟在我身后。她是怕我旧病复发从而再次被抓起来。我可怜母亲那日渐单薄的身形和她头上渐多的白发，因此，我不能走得太远，我不能让母亲过于劳顿。
我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城边的一座破石桥。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下面还有一条小河在日夜流淌，虽然水势不大，但总还是在流的。而现在，桥下已经成了一条荒草丛生的干枯河床。我经常在落日时分，独自站在桥上，掏出一根皱巴巴的劣质烟吸上几口，发一会儿呆，然后一个人慢慢回到家里。
那个八月的黄昏，在从城边石桥返回家中的路上，我遇到了迎面走来的花儿。不是花儿一个人。花儿挽着一个比她高出一头、戴着眼镜的家伙，两人身体挨得很近地向我走来。可能因为天色较晚，花儿一直走到近前才认出是我。花儿发现是我之后，有些手足无措，甚至有点惊慌。我也有些慌乱，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迈动脚步。于是，我与花儿就这样面对面地，站在夏日黄昏的天光下。
我注意到，花儿个子长高了。花儿更漂亮了。花儿穿着一条宽大的裙子，绿色背景上点缀着白色的小碎花，在晚风的吹拂下，整个裙摆飘动着，使花儿显得优雅而高贵。
我的大脑停止了思维。我的唇舌似乎被施了魔法，竟脱口而出对花儿说，你的裙子真像孔雀。
花儿愣在那里，不说话。“眼镜”打量着我，又望着花儿，问，你们认识？
花儿动了动嘴角，却什么也没说，拉着眼镜疾步走开了。
晚风吹动着她那宽大美丽的裙摆，也把花儿的声音传送过来。我听见花儿对她高大的男友说，别理他，一个小流氓。
花儿的声音是那么好听，但她的话却像一万把尖刀，把我的心戳烂了。
一个小流氓。花儿竟然这样说我。
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说我是小流氓，我也不会这么难过。
我呆呆地注视着花儿离去的背影。喉咙里好像突然间生出一个硬块，吐不出又难以咽下。我的心憋闷得难受。
几天后，我到街边小巷一家小卖部买东西，在那里遇到了花儿的男友。他冷冷地望着我，用力撕开手中的香烟，从中抽出一支叼在嘴上猛吸，动作夸张，神情傲慢。我很生气。我压着火走过去，认真严肃地对他说，花儿本来是我的媳妇，我们是从小就订好了的。现在她跟你好，你可不准欺负她。
眼镜突然一拳向我挥来，我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他打倒在地上。小卖部门边坐着几个摇扇子乘凉的中老年妇女，她们看到这一幕，哄然大笑起来，纷纷说我是脑子有病，是花痴，是想媳妇想疯了。
就这样，在几位妇女的启发下，不久之后，三好街的居民们对我本人以及我所做过的事情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们给我重新拟定了判词，说我是精神病。
如果说劳动教养是我自作自受的话，那么，被人当成精神病人，则是我无法接受的事情，是我今生最为蒙羞的冤案。
但是我的家人的体验却恰恰相反。自从我被判定为精神上有毛病之后，母亲多年没能在人前抬起的头颅，终于有了某种角度上的变化。家中其他的人好像也终于长出一口气，他们似乎觉得家里出了个精神病人，听上去总比出了个流氓要好得多。
他不是流氓，他只是脑子有病——他们终于可以在人前这样挽救自己的面子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脑子没病，我绝对不是精神病人；除了那件事我管不住自己之外，其他一切我都正常，跟所有正常的人完全一样。
我被当地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我被关进医院，跟那些真正的疯子关在一起，接受药物和胰岛素治疗。三个月之后，我出院了。看上去我比以前老实了许多，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体内那种躁动和欲望并没有被成功铲除。
出院后，我被左邻右舍视为疯子。以前，我被他们当成流氓，他们投向我的目光是厌恶，是鄙视和轻蔑，而现在，他们投向我的目光则是恐惧和怜悯。他们的目光是居高临下悲天悯人的，是健康人对病人的那种廉价的同情。
我无法忍受这样的目光。我宁愿被人们视为流氓，那样的话，我至少不是弱者，我用不着他们可怜。于是我继续作案。但这时人们似乎能够原谅我了。他们把我的行为当成不正常人的不正常之举，这样一来，在他们的价值观里，我的行为就是可以解释的、是正常的了。
这个世界真是有些奇怪。
我被当成精神病患者之后，母亲便不再跟踪我。她终于可以放下心来，不再担忧我被公安机关抓走了。
于是我得以整天在城里闲逛。
我们县城近些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首先是那些木板搭建的公厕被相继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水泥与砖块相结合的产物；其次是公厕的数量锐减，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木板厕所都有一个结实的继任者，往往是整条街上也见不到一处这种东西。有关的生理问题，许多人已经在自己家中就可以解决了。
然而我的问题却因此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我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四处乱窜，却很难找到机会从而达到目的。我为此焦虑，痛苦，坐立不安，甚至感到活着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我经常冲母亲发火。我也不像从前那么害怕父亲了。因为我已经长得人高马大，而父亲，他已经老了。
我最喜欢去的地方，还是城边那条枯水河。现在它已经被改造成县城唯一的动物园了。那里的动物品种少得可怜，不过是几只脏猴，两只笨黑熊，还有一些呆头呆脑的鸭子——当然没有孔雀。我心目中最为美丽的孔雀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呢？
我之所以喜欢流连在动物园周围，并不是指望着有一天能在这里看到孔雀，而是，动物园里还保留着一处从前样式的简易公厕，可以让我有所作为。
因为屡有作为，我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常客。
几年后，我遇到了一位心理医生，是个温和的中年男人。尽管这医生仍然是精神病院的，但我不想称他为精神科医生。
心理医生对我说，我的病他能治好，但需要我的配合。而我却问了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是精神病吗？医生很干脆地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