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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政治一元化伦理已经让位于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逻辑，这种逻辑表面温文尔雅，披着自由主义的外衣，而其“强制”性的“规训”手段则要隐秘得多。在过去的年代，重复观看同一部电影，往往被解释为精神生活的“匮乏”，而今天，我们是在重复观看不同的“新”电影，则是“过剩的”产物。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看来，死于营养不良和死于糖尿病实际上一回事，而在阿多诺和本雅明的视野里，在资本主义文化市场中，“复制”传播和繁殖能力几乎是无限的。流行电影、流行音乐与汽车装配线的流水生产线并无太大的不同。一部新的电影与二部新的汽车的问世则有完全相似或相同的机制：品牌、商业噱头、外包装、全新的广告，令人眼花缭乱，可发动机是一样的。我们依然是在重复。
将《小兵张嘎》看上二十遍，与没完没了地纠缠于《叩7》系列、康熙乾隆系列、金庸系列、反腐倡廉系列、奥特曼系列、樱桃小丸子系列……两者之间，究竟有多大不同？
女特务
小时候，我看过不下二十遍的电影除了《小兵张嘎》之外，也许还有《铁道卫士》。不过，我们对这部电影的结尾极感失望。我堂堂铁路公安高科长，竟然打不过区区一个台湾潜伏特务马小飞：高科长被人家掐住脖子按在铁轨上，直翻白眼，最后竟然昏死了过去。这太过分了。我们根本无法接受。对此，我们的班主任解释说，高科长原是打得过马小飞的，但那天他没有吃饱饭，加上长途追击过于疲劳，才会不幸落败。他那么振振有词，就像高科长是他们家的亲戚似的。
还有更让我们失望的事呢。村里的一位女裁缝竟然认为马小飞长得比高科长英俊。这下可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下了课就到裁缝铺去与她理论，裁缝笑嘻嘻的，一点也不生气，她说，马小飞那双眼睛，多有神采啊！多勾人啊！你们这帮小赤佬哪懂这个？我的婶子正好在那做衣裳，我们就请她来评理。她说，要我说呀，那高科长虽然是正面人物，但一口大龅牙，个子又矮，实在说不上英俊。言下之意，一个人是不是英俊，与他是不是正面人物关系不大。这怎么可能呢？
后来，我们看到一部叫做《英雄虎胆》的电影，才觉得女裁缝和我婶子的话也有几分道理。扮演国民党女特务的王晓棠天生丽质，嫣然百媚。当她穿着国民党军服，尤其是那条皮裤子时（小时候，我们看见女人穿皮裤子，仅此一回），其风流婉转的身姿让我们的感情变得十分暧昧。我们在内心偷偷地喜欢她，同时也为自己竟然会喜欢一个国民党女特务而感到深深的不安。每次看这部电影，我们内心的羞耻感都会让我们的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特别是到了最后，这样一个妙人儿竟然被我解放军战土乱枪击毙，令我们五内俱焚，心痛不已。
到了上中学的时候，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班居然有个女生和《英雄虎胆》里的王晓棠长得一模一样。于是我们就骂她女特务。我们毫无缘由、坚持不懈地骂她女特务，于是她就伏在桌上痛哭。家长告到学校，我们的班主任找全班的男生谈话。他启发我们说，说人家长得像《英雄虎胆》里的女特务，我看还真有点像。不过，准确地说，应当说她长得像演员王晓棠。可王晓棠并不只演过这么一部电影啊，比如说《野火春风斗古城》里的双胞胎姐妹，你们为什么不叫她金环或银环呢？
可我们依然叫她女特务。
她是一个文静、胆子很小的女孩子，我们觉得如果不想尽办法折磨折磨她，实在有点对不起自己。我们一骂她，她立刻就哭。她一哭，我们心里就乐开了花。后来我们都入了团。当班上要推选一位团支书的时候，所有的男生都不要脸地偷偷写下了她的名字。于是，“女特务”就这样变成了我们的团支部书记。
倩 影
正式放映电影之时，一般会有一段不到两分钟的幻灯片。或者是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或是应景切时的宣传口号。有时是正规的印刷字体，有时则是用毛笔临时写就。考究一点的，每张幻灯片的左下角或右下角，常装饰有一束鲜花和红旗之类的漫画图案。每张幻灯片在银幕上停留的时间大约一至两秒，幻灯片的色彩大多是红色。但最后一张幻灯片总是蓝色的，它是静场的提示图案：蓝色的背景代表着寂静的夜空，上面点缀着几颗金黄色的星星，左下方有一个斗大的“静”字。在有风的晚上，银幕在风中吹出一波波的涟漪，那个“静”字或星星就会微微浮动，仿佛是倒映在湛蓝的水中似的。这个图案在银幕上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其目的是为了让喧闹嘈杂的人群安静下来。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图案虽然千篇一律，但却有一种迷人而恬静的美。
每部胶片快要放映完的时候，银幕上会出现一段较为短暂的片尾图案，背景有点类似于下雨或闪电，这些图像与故事片的内容完全无关。
考虑到电影放映机的工作流程——胶片是卷在一个镂空的金属转盘上，为保证故事片内容放映的完整，每盘胶片大概都必须有一段废带。就像照相机胶卷前面一段空白一样。问题是这段废带并不是空白的。据我们猜测，这段废带是从其他的废弃胶片上剪下来接上去的，胶片的生产部门大概是为了节约成本。但这种猜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每次出现的图案中都有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这个姑娘面带笑容，仪表端庄，健康而迷人，还经常穿着花格子衬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幻想和猜测持续了我们整个的童年时代，至今我们也没有获得确切的答案。
我们一般把片尾出现的这个倩影画面称为“片花”。这个美丽的倩影在银幕上滞留的时间不过一秒，甚至不到1／2秒，她的美丽由于时间短暂而被无限夸大，却在我的童年记忆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每次当我们要忘记她的时候，电影会一次次使她“复活”。为了看清她的面目，每盘胶片快要放完的时候，我们就会调整坐姿，屏住呼吸，睁大眼睛，期待着这个倩影的昙花一现，就像年幼的普鲁斯特在黑暗的床边调整好姿态，将自己的神经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脸颊上，以便接受妈妈那令人心醉的一吻。可是这个倩影一闪而过，不知所终，留给我们长时间的怅惘和落寞。
这个姑娘是淮？每次在“片花”出现的美人是否是同一个人？无数次电影整合、拼凑的影像在我们脑海中扎下了根。我曾一度以为这仅仅是我个人儿童记忆中的一段“隐秘”，但到上海读书的时候，与全国各地的同学聊起这个细节，几乎所有的男生都对这个“神秘的倩影”铭心刻骨。当时，我还以此为题材构思过一个小说。小说以乡村电影为背景，写的是电影快完的时候，由于卡片，或放映机故障，这个姑娘的倩影被固定在了银幕上。所有的公社社员都大吃一惊，因为这个姑娘，竟然是我们村里的女赤脚医生。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一看这个开头，就知道它或许是一个超现实主义作品，不过，我并未写完。这个在黑暗中向我们发出甜蜜笑容的姑娘，这个由幻想滋养的美丽泡影，也许早巳超越了肉体和性别的界限，成了寂寞童年的一个忧伤的象征。
《红楼梦》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在日复一日的哀乐声中，一个全新的娱乐和传播工具——电视，突然切人了农民们的日常生活。“乡村电影”这样一个高度仪式化的集体娱乐形式也开始走到了它的尽头。不过，这种更替并非在一夜之间完成。当时，农民们对于飘着“雪花”，有着巨大噪音，常受信号故障困扰的电视机，暂时还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和兴趣。似乎一直要等到《加里森敢死队》的问世，电视才有能力与电影真正分庭抗礼。
随着国家体制的转轨，意识形态的悄然变更，《洪湖赤卫队》、《早春二月》等一批曾经被禁止上映的电影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线。但是，让旧的“毒草”重见天日，并未阻止新的毒草的疯狂滋长。《春苗》、《欢腾的小凉河》、《决裂》等影片上映不久就被宣布为问题电影而遭到禁止。那个时候的政治气候阴晴不定，令缺乏政治敏锐性的农民一时难以适从。不久之后，日本电影《望乡》的公开放映很快就成为我们当地爆炸性的新闻。赤裸裸的**镜头公然出现在银幕上，农民们显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电影主管部门彻底查禁这部影片之前，各个乡村为了不让他们子弟纯洁的心灵受到玷污，开始了自发的抵制。而在我们的邻村北角，《望乡》被安排在了一个破庙里小范围放映，所有的儿童和青少年都被拒绝入内。我记得我和几个同伴围着那个破庙逡巡了大半个晚上，始终不得其门而入。
在“世道要变”的种种不安的猜测和议论中，戏曲片《红楼梦》重新获准上映，成了“乡村电影”充满魅惑力的编年史中最后一个重大事件。
我们当地的许多村民都是天生的戏曲迷。大部分南方戏曲，无论是扬剧、锡剧、淮剧，还是越剧和昆曲，都能使他们心醉神迷。而北方剧种则没有什么市场，除了京剧，特别是样板戏之
外，他们大多不屑一顾。第一次放映《红楼梦》是在黄庄。很多远在十里、几十里之外的人都闻风而去。电影放到一半了，可许多观众还在途中一路打听黄庄的准确位置。最后，站在银幕反面的观众有许多人被挤入了池塘和粪坑。村与村之间发生的械斗令电影一度中止。后来，黄庄的大队书记通过话筒向观众喊话，他们决定第二天再放一场，这才平息了骚乱。不料第二天人更多。天还没有黑，远道而来的观众像蚂蚁搬家似地分批通过我们的村庄，田埂上，河道边，到处都是。其中不乏小脚老太和耄耋长者。黄庄人担心出事，不得不临时决定，将放映地点从大晒场改到稻田里。
那时是秋末，晚稻刚刚割完，田野里看上去一望无垠。我和母亲就是坐在堆满稻子的田埂上看完《红楼梦》的。由于距离实在太远，我们根本就看不清银幕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同样，我也不是很清楚，周围的那些妇女为何什么也看不清却一刻不停地擦眼泪。
男人们普遍不太喜欢林黛玉。他们对扮演薛宝钗的演员金彩风情有独钟。一位三十多岁还没有娶上媳妇的木匠一直对着银幕上的薛宝钗长吁短叹：贾宝玉不要你么，你就不要缠着人家了嗄，蛮好把我做老婆，我要你的哇——弄得我身边的那些女人又是哭，又是笑。
关于这部电影，我们村的一位生产队长曾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他说，《红楼梦》这部影片当年的确应该被禁止。随着这部电影的恢复公映，村里的那些地富反坏右，那些不齿于人类的资产阶级牛鬼蛇神纷纷出笼，蠢蠢欲动，简直就他*的像过节一样。就连我们村的头号反革命分子，当年号称能够双手打枪的国民党团副，竟然也成天哼唱着《宝玉哭灵》。资产阶级高兴之时，就是劳苦大众倒霉之日……
这位生产队长所不知道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上海越剧团的《红楼梦》在资产阶级更为集中的香港，竟能连演十八场。由此可见，《红楼梦》所复活的不仅是一个尘封的时代，而是整个中国似断若连的民族文化记忆。
如果要我从曾经看过的无数乡村电影中挑选一部最令人难忘的影片，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越剧《红楼梦》，它堪称真正的脍炙人口，百看不厌。直到现在，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从DVD架上将它翻出来，独自一个人看上一遍，对我来说，这是唯一一部可以没完没了地看下去的电影。
仪式的终极
莫言曾经提到，他小时候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每次看都会流泪。可他万万没想到，事隔三十多年后，他在家中重新看《卖花姑娘》时，竟然还会莫名其妙地流泪。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一部电影的好坏，与它会不会使人感动没有太大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以观看一部电影或小说是否会流泪为依据，来评价一部艺术品的优劣。他的话无疑是对的。不过，我却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莫言事隔三十年后看《卖花姑娘》仍会流泪，除了电影本身的煽情和悲剧性情节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他在过去中曾经为它流过泪。记忆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其功能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复杂得多。假如我们给今天的年轻人放映《卖花姑娘》，他们会流泪吗？
转眼间，我的儿子已经到了我们当年痴迷《小兵张嘎》的年龄了。妻子从同事那儿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