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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大字报后，我来到院内仰峤同志居住的石板楼附近，意欲到他家看望他。但我发现他的楼前有两个人踱来踱去，我怀疑他们是监视仰峤同志，我不敢造次，佯装看大字报的人，转身湮没在看大字报的人流之中。
回到招待所后，我心里一直盘算着怎么与仰峤同志联系上。幸好那时他的电话尚未切断，那时的技术也尚未达到安装窃听器的水平，于是我决定通过电话联系。
很显然，招待所的电话是不能用的，正好邮电大楼离招待所只有两站路，我立即步行到邮电大楼。我本意是想约仰峤夫人范兆常同志出来会面，但我们互不认识，于是我想好了见面时的标志暗语，我把这一切在电话中告诉了范兆常同志。
我们在电话里约定：见面时，每人手上拿着一把黑色折纸扇。大约晚上7点，一个手拿黑色折纸扇的妇女走进了邮电大楼大厅，我从座椅站起来，打开折纸扇示意，她走到我面前问道：“同志，你是从武汉来的吧，那里的气温怎么样？”我说：“唉，今年夏天来得早，武汉北京都一样，温度都很高。”暗号对上了。我们走出大厅，沿着长安大街北侧向东走，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中山公园，找到一个僻静处坐下来。我首先询问了仰峤同志的身体情况，她说：“还好，只是血压有点高。”我接过话茬儿说：“听说仰峤同志遇到了点麻烦，武大的干部和教师很是关心，特派我来看望他，今天上午我已到了你们家石板楼附近，我怀疑有人在你们家门口放哨，我未敢进去。”她说：“那是造反派的人，是监视我们的，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你千万不能去。”我的怀疑被证实了，幸亏多了一个心眼。我接着说：“为仰峤同志的事，学校领导找了任重同志，他也很关心，明确地表示‘仰峤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好同志，是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论是在武大、湖北省委或河南省委，工作大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请告诉仰峤同志，这次运动来得猛，刚开始群众可能有点过火，也可能有人浑水摸鱼，没有什么可怕的，到时候我会说话的’。”这一段话，我是照着笔记本的记录念给她听的。最后，我说：“请转告仰峤同志，武大的革命左派永远相信他，永远崇拜他，永远支持他，请务必保重！”范兆常连声说：“谢谢同志们了，请转达对任重同志的谢意。”谈话完了以后，我请她先走一步，我在中山公园里溜达了一会儿，然后才走出中山公园，漫步在西长安大街上，我为第一次“地下活动”的成功而高兴。
趁热打铁，我又来到邮电大楼，如法炮制与罗鸿运同志通了电话，我们约定次日上午9时见面，地点是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北京市老邮电局。是日他托病请假到医院看病出来与我会面。会面后，我们沿着东交民巷边走边谈。我向他转达了学校一些老朋友和化学系一些教师对他的问候与关心，介绍了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形势，重复地传达了任重同志对仰峤同志的谈话内容，还讲了见到范兆常同志的情况。听后，他长叹一口气对我说：“你来得太及时了，文化大革命真把我搞蒙了，我在北京没有熟人谈心，闷得发慌。听了任重同志对仰峤的表态，我心里踏实了，仰峤同志最了解我，他没有事，我也就放心了。”最后，我说：“老罗同志，你一定要有信心，究竟自己是什么人自己最清楚。你性情急躁，千万不能与群众‘顶牛’，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他说：“是呀，是呀，我一定要注意。”
第三天，我带着张体学省长的亲笔信，来到中宣部求见新任命的部长张平化同志。接待我的是办公室的一位姓何的女同志，她是武汉人，所以对我格外热情。没有多久，她带我到了平化同志的办公室。虽然是初次见面，由于体学同志的引荐信，同时平化同志过去先后担任过武汉市市长和湖北省委书记，因此见到家乡的来人显得很客气。当他看完体学同志的信后颇为动情地对我说：“是呀，仰峤同志，不，还包括我们一大批老干部在内，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呀。过去搞运动都是自上而下的，是有领导、有组织、有步骤进行的，有什么精神也是由上而下，先党内后党外进行传达学习，而这次‘文化大革命’完全不同，什么事都是一竿子到底，往往是群众知道了而领导还不知道，党外知道了而党员还不知道，真是跟不上形势哪！不过，实事求是是党的一贯原则，不管怎么样，最后作结论还必须依赖事实。因此，请你转告仰峤同志，要相信党，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该说的坚决不说，也决不能违心的作检讨。我就不便去看他了，代我向他问好，请他多多保重！”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又分别与范兆常和罗鸿运秘密地见了几次面，向他们传达了平化同志的谈话内容，介绍了学校“文革”的进展。范兆常同志对我说：“听了任重同志的谈话，仰峤同志的心情好多了，请回去转告武大的同志们，感谢大家的关心，也请大家相信：仰峤作为一个老同志，他一定能经受住这次运动的考验。”
在与罗鸿运同志的接触中，我发现他心事重重，似有难言之隐。于是，我说：“老罗同志，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请告诉我，只要允许，我一定设法帮助你。”他说：“我个人已无所谓，只是放心不下小姚他们母子，我好久没有回去了，也没有给她写信，也不知她在天津的情况怎么样，真是令人不安哪！”我说：“那就这样吧，我就到天津去一趟，把有关精神和你的情况当面告诉她，然后再把你家里的情况反馈给你。”他说：“那就太感谢你了！”我说：“老罗，你别客气，你是我的老领导，姚惠莉是我的学生，为你们传递信息是应该的，相互报个平安嘛！”
我按照老罗给我的地址，乘车直奔位于天津电源研究所院内姚惠莉的家。当她见到我时惊奇地问：“刘老师，你怎么来了？”我说：“我是受老罗之托，专程来看你们，他放心不下呀！”她问：“他是不是出事了，难怪很久没有收到他信了，真把人急死了。”“是呀，正是怕你担心我才来的。”接着，我向她介绍了老罗的近况，传达了有关领导对他的关心，概述了北京“文革”的简况。小姚哭了，这是思念之泪，是感激之泪。我临走时又嘱咐她说：“小姚，这次运动来得非常凶猛，今后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你都要坚信老罗是好同志，你要坚强一些，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
应该说，我这一次执行“神秘使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而且遵守“地下工作”
严格纪律。除了单线联系我的顶头上司以外，甚至连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那次活动的内容。
但是1967年8月，出自我的一位要好同学妻子的一份揭发我的大字报，差一点要了我的命，此是后话。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提心吊胆的北京大学联络组组长
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人的造反大字报，霎时间，以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被冲垮了。于是6月3日，《北京日报》刊登了改组后新北京市委的决定：（1）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
进行领导；（2）撤消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3）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
就这样，张承先率领的工作组进入了北京大学，以弥补因党委瘫痪而形成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当时极端民主的无政府思想已高度膨胀，绝非工作组所能扭转的。更何况，围绕着派与不派工作组的问题，一直存在尖锐的斗争。但是，江青、康生一伙一直煽动不少学校的造反派轰赶工作组，诬蔑他们“镇压群众”、搞“白色恐怖”，给他们罗织弥天的罪名。后来，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他在中央文革小组会上说：“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保张承先的，后来不赞成了。”
后来他又说，“工作组起了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都是干尽了坏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时隔45天，北京市委于7月28日又发出了《关于撤消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于是造反派又从揪斗党委书记转向批斗工作组负责人，张承先这位老革命也未能幸免。8月4日北京大学召开了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大会，康生、江青参加了会议，并作了蛊惑人心的讲话。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北京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会议期间，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同志，打电话给湖北省委，说毛主席要他抓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运动，请省委给他抽调几个人去当联络员。经省委研究最后决定抽调五个人，他们是：吕乃强，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清华大学毕业，是个“大秀才”；刘道玉，武汉大学挂名而未到职的副教务长，化学讲师；齐润庭，战斗英雄黄继光生前连队指导员，湖北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武汉大学哲学系调干学生；傅明贤，中共湖北省委演培的干部；王桂英，武汉大学组织部干部，武汉大学历史系调干学生。不用说，这五个人都是共产党员，虽然工作能力不好评价，但是政治上是绝对可靠的。按要求，我们5个人于8月12日，也就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的当天，到达北京，住进任重同志办公室所在的钓鱼台宾馆16号楼。
第二天上午9点，任重同志在他的客厅里召集我们5个人，以及他的秘书刘文西和警卫员曹志勤开会。他向我们介绍了全会的精神，重点地解说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说：“所有的精神都在文件里，你们要好好地学习，反复地学习，不断地加深理解。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密切注视着形势的最新发展，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接着说：“这次抽调你们来，是省委提出我同意的。毛主席要我联系北大、清华两校，我怎么联系呀？就是通过你们、依靠你们去联系。你们已知道了，工作组已赶走了，你们下去是以联络组的名义，会不会也被赶走呢？那也说不定，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说完他起身告辞，说是要去中央开会，让秘书继续与我们开会。
刘文西同志接着说：“根据任重同志的意见，乃强同志任清华大学联络组组长，道玉同志任北京大学联络组组长，任重同志已与刘志坚同志商妥，将从部队各调20个团职干部给你们，归属你们领导。傅明贤同志到清华协助乃强同志工作，齐润庭同志负责联络清华附中，王桂英同志联络北大附中，你们下去均由中央文革小组开介绍信。”至于我们下去的任务，刘文西继续说：“任重同志交待，你们的任务就是联络，不是领导，不负责解决任何问题，只看不说，只听不表态，不支持任何一派。汇报情况用口头方式，不打电话，也不搞书面汇报材料，一般三天汇报一次，紧急重要情况，随时发现随时回来报告。”
听完了关于联络组性质的说明和任务的布置，特别是派我去北京大学任联络组组长时，我变得越来越不自信了。我心想：党委书记陆平是部长级的干部，有很高的领导水平，结果被聂元梓的一张大字报打倒了；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是河北省委文教书记，工作能力很强，进驻北大45天又被聂元梓煽动学生把他们撵走了。与他们相比，我算老几呢？一个22级干部，小小的讲师，在教授权威林立的全国第一高等学府，我说话能有多大的分量呢？这个码头我能站得住吗？我真的感到很茫然，真后悔到北京来，这不是自投网罗吗？事已至此，后悔也好，惧怕也罢，都是无济于事的。我只得硬着头皮，于8月15日带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介绍信，只身来到北京大学，并在招待所住了下来。
我到北京大学参加的第一个活动，是8月17日召开的庆祝毛泽东为《新北大》校刊题词的盛大集会。我作为普通一员夹杂在群众之中，不仅可以自由走动，而且还可以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这对了解情况是很有好处的。这个庆祝大会表明，毛泽东是坚决支持聂元梓为首的造反派的，北大的各派组织都有“通天”人物，因此我在与他们打交道时要格外小心谨慎。
几天以前，一条惊人的消息传遍了北京各大学的校园：毛主席于8月18日将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得知这一消息后，我们武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