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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岁多的儿子，关锁好了门窗，趁夜深人静，出走了。是夜，我们并没有离开学校，而是躲到我的同事家里。那时，出门怕有人跟踪，不能径直去目的地，而是要绕道或者多次转移才能到达我们所要藏匿的地方。第二天晚上，我们抄小路离开学校，乘车到汉口的一个同学家里，待夜深人静以后，我们才转移到高伟的二堂兄家里，开始了近两个月的逃亡生活。
我们亲戚家在汉口古田地区，这是个新兴的工业区，拥有许多化工、冶炼、电讯器材工厂，在这些工厂中“百万雄师”的势力十分强大。高伟的堂兄和堂嫂，也是支持“百万雄师”观点的工人。“百万雄师”是工人的革命组织，它是以毛主席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诗句命名的，这个组织号称百万绝非吹牛，如果把支持和同情它的其他各阶层的群众包括在内，恐怕200万也不止。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支持它呢？因为在“百万雄师”中，有三多：党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一般来说，他们讲究政策，实事求是，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社会的正气，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因此，他们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主力，是稳定社会的基础。
逃亡生活并不是逍遥自在的，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多忧国忧民，虽说眼前还不是山河破碎，但全国一片混乱，又何以能静得下心来呢？每天忧心忡忡，任何书也看不进，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翻看收集来的各种版本的“红卫兵战报”、“革命传单”和“马路消息”，以图找到能让人宽心的好消息，更希望能看到毛主席关于整治混乱局面的最新指示，但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我心想：“毛主席呀，你不是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吗？难道现在还乱得不够吗？还将乱到何时呢？”
每当听到高音喇叭广播车在街上奔驰的时候，我也到阳台观看一下，那情景让我惊骇不小。有时候，卡车满满装着头戴柳条安全帽，手持长矛的工人，少则几十辆，多则几百辆，两派观点的群众都有。每逢这种情况，就预示着在某地正在或即将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流血武斗。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就有广播车上街叫喊或散发传单，抗议对方制造××流血事件，并发誓要报血海深仇，面对这种武斗有增无减的形势，武汉军区做工作已经无济于事，因为中央文革明确支持要打倒武汉军区的“一小撮”。同时，中央文革从对“工人总部”的暗中支持转化为对“百万雄师”的公开指责。于是，矛盾进一步激化，激起了“百万雄师”群众的更大的愤慨，一场更重大事件的爆发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正在这个时候，武汉大学“三司革联”（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革命造反联络总部）司令费克俊，通过中间人与我取得了联系，他希望我支持他们，并参加他们设在洪湖县境内的一个联络站的斗、批、改活动。那时，各造反派组织都在寻找他们认为信得过的革命干部，以便作为日后夺权时的“三结合”干部。费克俊是哲学系五年级党员调干学生，我们是文革初期认识的，我对他有良好的印象。鉴于他们对我的理解与信任，更重要的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校内问题上我们有相同的认识，所以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于是，7月初我和他一起乘小火轮来到位于长江岸边的洪湖县燕窝区的“三司革联”的联络站。该站只有七八个人，有教师也有学生，而且那些教师我都认识，他们对我也都很客气。他们的任务是整理武大“三家村”的材料，决不允许为“三家村”翻案，而校内“钢二司”是要为“三家村”翻案的。他们希望把整理的材料报到中央文革去，以此证明自己是造反派，而“钢二司”是保走资派的，对此他们都抱有极大的幻想。
其实，我在那里并没有什么事可做，材料工作已有分工，我插不上手。于是，我每天帮他们刻钢板，推油印机，印刷各种资料。有时，也到食堂帮厨，做一些择菜和洗碗之类的杂话。傍晚也随大伙来到江边，观看垂钓的、捕鱼的。看着滚滚东流的江水，我的心潮也是起伏不平地激荡着，心想：大家的劳动总不至于像这江水白白地流淌了吧？
事情的发展，有时竟违背大多数人的良好愿望，向着逆潮流的方向发展，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戏剧性的疾变，正是应了这一反常规的法则。自7月14日到20日，武汉地区两派群众展开生死的搏斗，同时“百万雄师”也同中央文革派到武汉支持造反派和鼓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王力进行激烈的交锋。20日凌晨，王力被激怒了的军民抓到军区大院，要他回答问题。接着，武汉军民纷纷拥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工人、农民和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打倒王力”的口号响彻武汉三镇，并一直持续到23日。这就是震动全国的、远播全世界的“七二O事件”。
然而，7月23日凌晨，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了“紧急通知”，把“七二O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给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扣上了“反革命兵变”的帽子，把“百万雄师”等群众组织打成了保守组织，并号召全国各地声讨“七二O”反革命事件。
我们是7月23日从广播中听到中央文革的“紧急通知”的。听后大家都很泄气，同时又愤愤不平。但又有何用呢，毕竟胳膊扭不过大腿。于是，大家提出结束联络站的工作，各奔东西。当天，大多数人都回家了。我也买了船票回到了汉口亲戚家。第二天我和高伟带着儿子回到了武大，接着把儿子送到乡下二姨家，以便我们无牵挂地面对即将到来的残酷的现实。
第四章 黑炮手劫后余生虎口余生（1）
“七二O”以后，武汉地区的造反派由于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更显得飞扬跋扈，把他们对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仇恨，很快转移到曾经支持军队和“百万雄师”观点的干部身上。因此，造反派扬眉吐气之日，也就是革命干部受难之时。
7月25日，我从校广播台播发的勒令中知道，要我8时到校农场报道，去后发现有四五十人，均是被造反派列入要打倒的人，其中有“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头头”。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对我们训斥说：“你们都知道犯了什么罪吗？
你们支持‘反革命暴乱’，支持陈再道‘兵变’，你们犯下了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罪，罪责非常严重。现在，你们的后台陈再道已经完蛋了，不要再有任何幻想，只有老实交待问题，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斗，才是惟一的出路。”接着他恶狠狠地宣布了纪律：每天必须准时到这里接受劳动改造；白天劳动，晚上写交待罪行材料；必须接受革命造反派的批斗，随叫随到。最后，他扬了扬手中的钢丝鞭叫道：“有违抗者，后果自负！”从这一天起，我就成了“劳改队”的一员，在造反派钢丝鞭的挥舞下接受“改造”。
那时，正是早稻收割的季节，我们的任务是收割和挑谷坨子。割谷还算好，虽然也弄得腰疼背酸，但是还能挺得过去。最难忍受的是挑谷，一般人每次只挑两捆，不知为何原因，造反派强令我们少数几个人，每趟必须挑4捆，也许是对我们几个“顽固分子”的惩罚。湿谷坨子很沉，4捆谷坨足有200斤，用钎担根本不可能甩起来，于是造反派就喝令两个人，抬着谷坨子强行架在我的肩上。尽管我使出全身的力气，但走不了几步就压趴下了，为此，我不知挨了多少次钢丝鞭的抽打，身上伤痕累累。我出身农村，不怕劳动，但是把劳动作为惩罚和折磨人的手段，这是对劳动本身神圣意义的亵渎，也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8月10日，这是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我把它称为“黑色的星期四”。因为就是在这一天，造反派差一点要了我的命，我之所以没有被造反派用枪崩掉，大概是命不该死吧！
事情是这样的：在“七二O”以前，武汉大学有一个13级的老干部，他钻进了造反派组织，并成了他们的高级参谋。“七二O”以后，他认为武汉大学的造反派思想右倾了，对走资派和反对中央文革的人斗争不坚决，因此他要求在造反派内部反右倾。在此基础上，他们策划了8月10日的批斗会和会后的武装游斗。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实行红色的恐怖，强化对走资派的专政，大灭敌人的威风，大长革命造反派的志气。”
8月10日的批斗会，是在理学院103教室进行的，是以化学系造反派为主召开的，虽然规模不大，但是火药味十足，而且是他们在“七二O”以后，召开的第一个批斗会，妄图开成一个样板会，肯定有一场好戏。批斗会开始，党委书记庄果、副书记蒋蒲和我一串“走资派”被带进了批斗会场，我们被押站在讲台的前面，我未敢抬头看那批斗会的横幅是怎样写的，但教室的圆柱上的标语是：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庄果！打倒资产阶级的孝子孝孙蒋蒲！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道玉！
那时，开批斗会有主斗和陪斗之分，也就是说召开学校批斗走资派的大会，系里的小走资派也要被揪去陪斗。由于被批斗的次数多了，我们也就总结出了经验，就是要判明自己处于什么地位，如果是主斗，那就要全神贯注，揣摩如何回答追问；要是陪斗，就可以稍稍松口气。种种迹象表明，那天的批斗会我是主斗，其他人都是“陪斗”的，决不可以掉以轻心。
在一片“打倒”的呼喊口号声中，批斗会开始了，有一个“为人民服务”战斗队的代表首先发言，历数了我的所谓罪行。接着，一个叫做黎进军的造反派头头，怒气冲冲、骂骂咧咧地冲到我的面前吼道：“刘道玉，你他妈的为什么要反对中央文革？你该当何罪？”我不语，心想既不能说是又不能说不是，还是恪守着“沉默是金”那句箴言。他看我没回答他的问题，更是恼羞成怒，冷不防掏出手枪对准我的左胸捅了下去，由于用力太猛，把我打倒在地，并踏上了一只脚，当他准备再次举枪时，被眼尖手快的站在一旁的一个造反派教师头头把枪夺了过去，并立即退出已上了膛的子弹，在场的人也吓了一跳。真是生死一瞬间，要是黎进军捅下去时扣动了手枪的扳机或第二次举枪射击，正好不偏不倚地打中我心脏，那我早就不在人世了。当我被扶起来的时候，我的左胸部的衬衫和汗衫被手枪捅破了，胸部伤口的鲜血也把衬衫染红了一片。
批斗会结束后，是武装游斗，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也算是“七二O”以后造反派的又一发明创造吧。所谓武装游斗，就是模拟对犯人假毙的样子，其目的是从心理上打破我们的防线，从精神上把我们摧毁，以便使我们受到威慑，老老实实交待自己和揭发他人的罪行。在武装游斗时，我们这些挂着黑牌子被批斗的人，成三路纵队走在最前面，我们的身后是荷枪实弹的“红卫兵”，再后是呼口号助威的群众。在游斗过程中，数十支步枪齐鸣，虽然是朝天射击的，但是听着那震耳欲聋的枪声，犹如进入了战场。虽说我是头一次经历这种场面，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一丝惧怕的感觉。在那瞬间，我立即想到了我的一个解放军朋友对我讲述的打仗的感受。他说，战士在未上战场之前，是有些怕，但是到了战场上听到枪声以后，他就什么也不怕了，因为他知道怕是没有用的，只有不怕才有生的希望。此时此刻，我不也是置身于战场之上吗，绝不能被对方的气焰所压倒，一定要坚持到底。
“810”武装批斗以后，我从农场劳改队移交到造反派的专案组，我知道这个转移意味着斗争的深化，一场对我审查的攻坚战已经开始了。造反派们也知道，要给我定罪，没有过硬的材料是不行的。为此，他们既要拿到我的交待材料，同时还必须广泛收集对我的揭发材料，为了达到陷害我的目的，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大搞逼、供、信。
一天下午，我被带到设在“工农楼”的专案组审讯室，由“革干团”的一名干部负责审讯。此人是校团委的一名干部，本来我们是很熟悉的，但现在他视我为仇人，怒目而视。审讯开始，那位主审我的人坐在一把藤椅上，我当然只能在他的对面站立着，我的四周站着戴袖章的红卫兵。我们面面相觑，相互打量着对方，他也许在观察我的表情，而我倒是要看一看这第一回过堂将怎样开始。相持局面终于打破了，那个干部神气十足地学着审判官的样子，把手上类似于惊堂木的一块木头往桌子上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