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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不想当官，也不怕丢官，敢想敢干、敢于负责。我讨厌官僚主义作风，从不摆官架子，能够与广大基层群众打成一片。再次，我崇尚创造，励志改革，热爱教育，办事求新，这是办好大学十分重要的条件。最后，我既做过基层干部，也做过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熟悉教育方针政策，具有一定的领导管理工作经验。
至于选拔著名学者或院士当校长，这本来就是一个“中国式”的用人制度，这既不符合“专家治学、教育家治校”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原则，也不是世界各大学选拔校长的通例。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了许多，信心也树立起来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形势是：打退堂鼓是不可能的，躺倒闹情绪是无济于事的，做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挂名校长，这不是我的性格。惟一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勇敢地把担子挑起来，并准备为此付出历史的代价。
48岁的我，已不再是青年人了，但是媒体仍把我当作最年轻的校长，这只是相对而言的。我心想：既然我被冠以年轻的校长，那就应当表现得像个年轻的校长样子，干出一番一个年轻校长应当干出的成绩来。为此，我提出自律三条，以为约束：（1）谦虚谨慎，尊老敬贤。凡年长于我的教师，如有事约我谈话，一般不能让他们劳步，应当是我去家访或到他们所在的单位，直接听取他们的意见；（2）办事要雷厉风行，事必躬亲。要力求做到案不留牍，文不过夜，来者不拒，有求必应；（3）改革创新，励精图治，追求卓越，力求第一。实践证明，我的这些近乎是约法三章的做法，受到了广大师生员工的欢迎，也获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
西方一位学者曾说，看问题方法固然重要，但是看问题的角度也同样重要。自从我被任命为校长以后，我的确有一个转变看问题的角度问题。过去，我担任学校领导和教育部高教司的领导工作，已有8年的时间，但那是处于配角的地位。现在，我作为一校之长，就是武汉大学这个大舞台上的主角，应当胸怀全局，提出振兴武汉大学的方略来。
治校之策来自于哪里呢？我的工作又从何入手呢？毛泽东说过一句很形象的话：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论断当然是正确的，是我们制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我们利用“外脑”集中众人智慧的主要方法。在被任命为校长的头一个月内，我的主要精力是放在调查研究上，调查的问题主要是三个：（1）作为一所著名老校，在历史上，武汉大学的历任校长和学者们，在办学和治学方面，有哪些主要的经验？（2）解放以后，武汉大学急剧滑坡的原因是什么？（3）如何振兴武汉大学，应当把武汉大学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突破口应如何选择？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最年轻的大学校长（2）
在开展这项调查时，我仅选择了教务处的副处长刘花元一个人协助我。他是我在任教改组副组长时，于1970年秋从物理系选调上来的，从科员、副科长、科长、副处长一路提拔上来的。他作风正派，工作勤奋，才思敏捷，富有改革创新精神，因此颇受我的器重。在我免除校长后，我们还经常讨论教育改革问题，后来可惜正当他一展宏才之时，却于1998年因病英年早逝，我深感悲痛。
我们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家访，真心诚意地登门求教，对象是老年教师和健在的过去的领导人。此外，也间或召开有3至5人参加的“诸葛亮式”的小型座谈会，参加者是全校冒尖的、有创新精神的青年教师。我们家访的约60多人，连同参加座谈的共有100多人。他们之中，有前几任校长的亲属或助手，有数学、生物、法学和史学界的学术泰斗，有中文系健在的“五老八中”（指在学术界有名望的五个老教授和八个学有所成的中年教师），有50年代的“三大才子”，有留苏归国的副博士，有来自全国其他重点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入盟的教师，有过去与我观点不一致甚至反对过我的干部和教师等等。
从调查的对象看，反映了我那时的基本的治校态度：尊重历史的经验，继往开来；兼容并蓄，以成其大；不计前嫌，惟才是举。
通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我们不仅与广大的教师交流了思想，建立了感情，而且征集到260多条办学的问题与建议。经过梳理，我们把这些问题与建议归纳为必须处理好的十个关系：办学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学校发展中的优势与弱项，政治运动与落实政策，教学与科学研究，理论与实际，基础与专业，办学的硬件与软件，党风与校风，学术交流与争鸣，教学、科研与后勤工作等等。对这些问题，我决心要很好地消化、吸收，作为今后工作中的重要参考。
在调查中，对我震动和影响最大的是与孙祥钟教授的一席谈话。他早年留学英国，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自解放以后，他一直担任学校的教务长，后来又被选为武汉大学党委常委，成为“文化大革命”前学校领导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对我出任学校的校长是大力支持的，并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道玉同志，你出任学校的校长，我举双手赞成。这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中兴武汉大学的需要。说来令人十分痛心，武汉大学在解放前是全国重点名校，可是现在却下滑到全国重点大学末流的水平，这是我们都不忍心看到的。对这个问题，我思索了很久，认为武汉大学滑坡的主要原因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政治上的左倾路线，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包括对外来教师的排斥），学术上‘述而不作’的保守思想。这是阻碍武汉大学发展和提高的三座大山，不搬掉它们，振兴武汉大学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对于孙先生的见解，我不仅颇有同感，甚至有着切肤之痛。不过，经他这么一点拨，不仅使我找到了武汉大学大滑坡的原因，而且也使我看准了振兴武汉大学的突破口。
新闻媒体向来是很敏感的单位，当然对我这个“最年轻”的校长也没有放过追踪。9月初，新学期开学伊始，《人民日报》记者专程来汉，要求对我进行专访。一般来说，我同新闻记者有着良好的关系，我既希望媒体充当我的决策参谋，又要求他们对我的工作实行监督。鉴于我有“来者不拒”的承诺，记者当然也不例外，因此我接受了他们的采访。
采访一开始，记者直截了当地提出：“一般新官上任‘三把火’，作为全国最年轻的校长，上任伊始你有什么打算？你的办学理念是什么？你准备把武汉大学办成什么样的大学？”
幸好前一段时间我作了大量的调查，虽然不能说对办好学校已有“成竹在胸”的蓝图，但也形成了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至少对记者的提问，不至于交白卷。于是，我说：
“武汉大学作为一所老校，由于自解放以后一直受到左倾路线的严重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很显然，面对这样的形势，要改变学校落后的面貌，靠烧三两把火，恐怕是难以凑效的。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从基础工作做起，为学校今后的大发展和大提高打好基础。具体地说，就是继续进行拨乱反正，彻底肃清左倾错误的流毒，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彻底铲除宗派主义、资产阶级派性和排外思想，克服人才上近亲繁殖的弊端，按照‘五湖四海’的原则，建设一支既搞教学又搞科学研究的教师队伍。大力营造自由、民主、开放的学术研究氛围，切实保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
至于办学理念，我接着说：“必须发扬彻底改革精神，转变陈旧的教育观念，改革一切不适应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努力把学校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学研究的中心。积极推行创造教育，全面优化大学生的素质，着力培养创造性的人才。”
记者饶有兴趣地听了我的以上介绍，他插话说：“你的以上观点很新颖，有见地、有深度，特别是推行创造教育，是很大胆的想法，至少现在全国还没有人提出这个观点。下面我们想请你谈谈武汉大学的发展方向，也就是武汉大学将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好的，下面我也正准备谈这个问题，它是我近来反复琢磨的问题。显然，我考虑得还不十分成熟，只能谈一个大的轮廓，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想法很可能要作补充和修改。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初，在向前苏联学习时，全国大学的院系进行了大调整，使原有的多科综合大学变成了文理大学，独立设置了几乎是清一色的单一专业学院。实践证明，这是完全错误的，既违背教育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培养具有综合能力人才的要求。因此，我希望改变武汉大学文理小综合的格局，在国家没有对现行高校提出兼并的政策情况下，要积极创造条件，依靠内部挖潜的办法，向着多科综合大学的方向发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提出：
坚持改革，勇于开拓，大胆创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把武汉大学办成以中国39世纪传统文化（文史哲），国际问题（经济、法律、国际关系），信息科学技术（图书、情报、计算机），空间物理，功能材料（生物活性高分子），能源（电化学）和病毒学为重点的，涵盖文、法、理、技、信、管六大类的新型综合大学。”
这次采访的内容，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曾扼要刊登了。总的来说，反映是好的，但也有人持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说这是我的施政纲领，但我不太在乎名称，重要的是奋斗就要有目标，并且有目标总比没有目标好。
事实上，自我上任第一天起，我一直在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卧薪尝胆，十年雪耻”（1）
“卧薪尝胆”这句成语，是人所皆知的一则历史典故。
自从我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头一天起，在我的思想上就产生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强烈冲动。我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呢？这“耻”又是指什么呢？
讲到“耻”字，还牵扯出了一个使我终生难忘的刻骨铭心的故事。
那是1966年的3月，国家前高教部在北京农业大学举办了一个直属院校科学研究成果展览会，目的在于向国家领导人汇报高等学校的科研成果，进一步促进大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为了学习兄弟院校科研工作的经验，学校科研处分期分批组织各系的负责人和专职科研人员去京参观，我被列为第一批去参观。在展览会上，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都拥有很大的展厅（或展台），他们的成果琳琅满目，像合成胰岛素、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半导体、电光源、农药、离子交换树酯等成果，都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有不少成果在国防和生产实践中得到了应用。
作为武汉大学的一名教师，一个科研组的小头目，我当然很关心本校的展品。我们一行人，找了很久，像是大海捞针一样，最后在一个展台的旮旯里，找到一个像晶体管收音机大小的展品，它是化学系物化教研室研制的空气电池。据统计，在这次科研成果展览中，武汉大学排名第22名，是高教部直属23所院校中的倒数第2名！这是多么大的差距，又是多么强烈的刺激呀！这一刹那间，我感到脸烫心慌，好似人们在注视我佩戴的武汉大学的红校徽，从他们冷漠的眼神中透出了一种鄙夷的目光。这不是虚荣心，而是一种耻辱感，使我们去参观的人感到无地自容，我们不约而同偷偷地摘下了校徽，生怕人家认出我们是武汉大学的代表。
回到招待所以后，我们都很生气，谁也没有去食堂吃晚饭，我们关着房门议论开了：“太不像话了，太没有脸见人了！作为一所历史上的名校，今天居然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不知学校和湖北省委的领导们作何感想？难道你们还在那里津津乐道地抓阶级斗争，搞党内的派性斗争，把武汉大学仅仅当作政治运动的试点，光靠政治斗争吃饭吗？”
我的这种“耻辱感”特别强烈，反过来说，也是人所具有的一种荣誉感、自尊心。我的这种感情，在我担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时，无形之中又一次受到了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