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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种“耻辱感”特别强烈，反过来说，也是人所具有的一种荣誉感、自尊心。我的这种感情，在我担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时，无形之中又一次受到了伤害。
论我的水平、工作能力，无论在教育部的领导、司局长或在群众中，都是交口称赞的。但是，每当讨论的问题涉及到武汉大学时，他们似乎没有给我这个来自于武汉大学的人留一点面子，尽管他们说的都是实话，但是我在感情上却受不了。
例如，在讨论恢复和加强5所“重中之重”大学时，有人就当着我的面说：“武汉大学不行，不如南京大学，甚至也不比南开大学水平高。”当讨论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重点科研项目分配时，也有人说：“武汉大学山清水秀，校园环境冠全国，但科研不行。”听了这些议论，我羞愧难当，但又无力辩解，只能把这个苦果埋在心底，但盼来年“东风满眼春”。
1979年5月，我辞去了高教司司长之职，一方面是确实不想当京官，另一方面也有不服气的思想。回校后，我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实际上主持了党政的常务工作。从那一刻起，我就立下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誓愿，“不信东风唤不回”。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武汉大学衰落的教训又是什么呢？从两次屈辱的经历，我痛切地认识到，武汉大学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科学研究，没有形成科学研究特色，理科拿不出与重点大学水平相符的成果，文科拿不出像样子的学术专著。
既然找到了原因，那也就找到了振兴武汉大学的突破口。
1980年10月，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召开全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党委书记庄果同志尽管身体很不好，但还是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一是认清形势，提高对加强科学研究的认识；二是分析武汉大学科学研究落后的原因，树立紧迫感和危机感的意识；三是制订振兴科学研究的规划和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的措施。
为了最充分地做好发动与动员工作，造成较大的震撼作用，要求全校的教学、科研和党政骨干都参加会议。此外，全校正副教授也参加了会议，总共300余人。
在会上，党委书记庄果作了“总结经验教训，发展优势，多出成果”的主体报告，我作了“加强领导，改善管理，促进科研发展”的会议总结。这两篇报告都是我亲自起草的，说得确切一些，它不是由文人写就的四平八稳的报告，而是我的带着激情的系统观点，一腔呼唤武汉大学科学研究的呐喊。我的眉宇是紧锁的，心情是沉重的，会议的紧张气氛是空前的。
发言一开始，我就提出：
“武汉大学的科学研究，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作为重点大学，也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是危言耸听吗？不，是残酷的事实。请看：
全国科学技术发明成果是零；
重大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是零；
获重大发明奖的研究成果也是零；
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是凤毛麟角；
……够了，这已是够触目惊心的了。
怎么办？我们武大人别无选择，只能‘卧薪尝胆，十年雪耻’。”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卧薪尝胆，十年雪耻”（2）
接着，我分析了我校科学研究落后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首先，是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这虽然是全国的共性，但却有武汉大学的特性，这就是它隶属于全国最左的省市之一的湖北省委的领导，是其历次政治运动的试点单位，是执行左倾路线的宠儿，这在全国是出了名的。武汉大学的左与它的科学研究水平低下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恰恰说明前者是导致后者的直接原因。
“左”的政治运动又是与大批判紧紧连在一起的，而搞科研的人，也就成了被批判的主要对象。搞基础研究的，被批判为理论脱离实际、理论至上、搞唯心主义；凡是刻苦钻研的人，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为个人奋斗；凡是发表论文著书立说的，被批判为有“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个人主义者。于是，很多教师认为教学保险、搞科研危险，宁愿当个教书匠。其恶果是，不少教师不写论文，但却写了一大摞检讨书。
其次，学术思想保守。大学以教学为中心，把它看成是单纯的教学机构，老师就是单纯的教书，这仍然是武汉大学教师中流行的观点。把重点大学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这是被世界著名大学久已证明的经验，但在那时的武汉大学，却不为多数的教师所接受，还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纠偏。还有少数保守的教授，他们固守“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观点。他们自己不作研究，而又反对别人作；小的课题他们看不起，大的课题又搞不了；自己没有成果，对别人的成果又评头论足，这是学术上十足的保守思想的表现。
法国植物学家拉马克，他的进化论中有一个“用进废退说”，认为人的器官越使用则越发达，不使用的器官则逐渐退化。在科学研究上，武汉大学的一部分教师的表现，正验证了这学说的正确性。他们越是不做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能力就越退化，并且变得越是不敢做研究工作，越不会做研究工作，最后只会反对科学研究了。
再次，学校领导不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在学校的主要领导人中，没有人分管科学研究工作，没有规划，没有强有力的支持系统。如果说那时有些科研工作，那是个体式的，是自生自灭式的。
怎样才能加强学校的科学研究呢？我提出了很多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有：
要坚持“两个中心”的办学思想，教学与科研并重。对此想不通者，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不得干扰科学研究的进行。坚决停止一切政治运动，杜绝政治大批判，保护每个教师自由研究的权力。
要制订科学研究规划，突出重点，形成特色。据此，首批成立10个研究所和若干研究室，它们是：中国3至9世纪传统文化研究所，美国与加拿大经济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环境法研究所，法国问题研究所，数学研究所，计算机软件研究所，空间物理研究所，仿生化学研究所，病毒学研究所等。同时，设立100人的科研编制，教师以教学为主，兼做研究工作，科研人员以科学研究为主，兼做教学工作，两类人员重在结合，不得偏废。
要制订政策，要有利于促进科学研究工作的迅速发展，例如，职称晋升、经费拨款、成果奖励、出国进修、合作研究等等。那次会上，我对教师提出了一个硬性指标，凡在职的正教授、副教授，5年之内必须培养出3至5个研究生，完成一项科研成果（理论或应用），出版一本著作。我甚至用激将法提出：如果5年写不出一部专著，那就出版一本教材，再不行就写一本科普书，实在还做不到，那就出版一本“小人书”。如果连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也达不到，将通过学术职称评定委员会免去教授或副教授职务，学校决不搞大锅饭，也决不保护落后！
我在讲话时，特别提出从我做起，希望大家共同监督。
应当说，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起到了向科学进军的组织和动员作用，会后，孙祥钟教授对我说：“我在武汉大学工作50多年了，像这样抓科研还是头一次。
应当动真格的了，否则真的会被取消重点大学的资格。”
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的危机意识一点也没有因为会议的成功而减少。相反的，在出任校长以后，我感到肩负的责任更大了，“卧薪尝胆，十年雪耻”的冲动更强烈了。
我不断地告诫自己：多难兴邦，知耻而后勇，不振兴武汉大学誓不休！否则，我将何以告慰在九泉之下的为创建武汉大学有功的先贤们？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不拘一格降人才”（1）
武汉大学科学研究落后，除了思想认识、政策等因素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师资问题，缺少学有专长、仍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学术带头人，特别是大师级的科学家。因此，要振兴武汉大学，必须从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做起，特别是要千万百计地物色和培养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大师级的人物。
国际著名大学的办学经验表明，物色和培养一个学术大师，不仅只是让他办好一个专业和培养人才，他的重要性还在于创立一个学派，带动一片学科的发展或形成新技术的基地。例如，美国核物理学家劳伦斯就是一位学术大师，他原在耶鲁大学工作，他要建造原子分裂器，但是校方不支持他。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得知后， 把他聘请去，支持他建立了劳伦斯实验室，现在该校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的基地，而且有10人拿了诺贝尔奖，形成了颇负盛名的劳伦斯学派。
当然，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要物色和培养国际水准的学术大师，那是不现实的，但是，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从国内名牌大学或科研机构，聘请优秀的学术骨干，则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时，在物色人才时，还应当解放思想，不拘一格，不应忽视那些受到压抑或埋没的人才，以及确有才华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物色人才的关键是要尊重人才，要有求贤若渴、惜才如金的思想境界。同时，要真正地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创造优越的条件，特别是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惟有如此，才能物色和引进人才，才能真正发挥他们的学术带头作用。
当我还在教育部任高教司司长时，曾看到一封来自贵州山沟里的人民群众来信，他就是北京大学著名数学学术大师许宝教授的高足张尧庭。他毕业后本留在北京大学任教，做许宝先生的助手，从事数理统计研究，颇有成就。可是，1957年被划分为右派分子，撤消了党支部书记的职务并开除党籍，下放到贵州山沟里改造。他在信中，要求编辑出版已去世的许宝先生的文集，以防止该学科的断绝。对于他的建议，我是支持的，并转告北京大学研究落实，同时从收到信的那一刻起，我就准备把他调入武汉大学，填补武汉大学统计数学研究的空白。
从教育部回到武汉大学后，我念念不忘在贵州山沟里埋藏的那块“璞玉”。于是，我立即派人到贵州张尧庭所在的工作单位，通过协商很快把他“挖”到了武汉大学。此前，许宝的另一位助手胡迪鹤教授，也从北京大学调入我校，不仅使数学系增添了实力，而且也引入了北京大学优良的研究学风。
张尧庭调入武汉大学以后，很快晋升为数学教授，评定为博士导师，接着被派往美国进修和合作研究两年。回校后，他担任了新成立的统计学系系主任，后来又担任了管理学院的院长，在科学研究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全国气象局、石化部和交通部等部门合作，在统计学应用方面，获得多项成果，成为著名的统计学学者，被国内许多著名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根据武汉大学与法国教育交流协议，武汉大学要把法语专业升格为法语系，新建法国问题研究所，创办《法国研究》杂志。但是，本来法语专业的老师力量就十分薄弱，于是物色高水平的骨干教师就成了当务之急。
通过有关渠道，我了解到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法语老师叶汝琏，由于特殊的原因有意想调离北京大学。于是，1980年5月初，我利用在北京出差的机会，乘公共汽车到北京大学校园，对叶汝琏老师进行家访。按照地址，我好不容易在一栋“筒子楼式”集体宿舍，找到了他的“家”。说得准确一些，这不是他的家而仅仅是个住处而已；因为虽然他已55岁，但仍孑然一身，住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室内除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小书桌和一把椅子以外，再没有任何的家什了。
当我说明来意后，他显得特别高兴，一再称赞我礼贤下士的举动。他自我介绍道：“我是安徽人，1946年毕业于中法大学，专长于法国诗歌研究。然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解放后，工作一直积极，要求进步，还担任了系工会主席，但是1957年仍没有逃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厄运。后来，离了婚，被迫接受劳动改造。
现在，虽然平反了，也恢复了工作，但是同前妻在一个系里工作，彼此都觉不甚方便，所以我想离开北京大学。如果你们不弃，我愿意去武汉大学，我知道那是一所很好的、很美丽的学校。”
“叶先生，我是真心实意来求贤的，武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