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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小学的学习与私塾不同，不仅有正规的教学计划和教科书，而且学习的内容也多样化，实施全面的基础教育。我记得当时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公民、自然、音乐、美术、体育和余兴。所谓余兴就是课外活动，那时条件很差，几乎没有什么运动器材，余兴时学生们都是跳绳、踢毽子、唱歌等，有时候由年级主任领导大扫除。至于早晚自习，并没有严格的统一规定，既因人而异又根据季节的变化而时有时无。
在小学就读期间，发生了一件使我们身心蒙受羞辱的事，使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伤害。1945年春，那是一个杨柳吐翠、桃花盛开的季节，和煦的春风一扫挂在人们脸上的愁容。学校决定进行一次童子军集训，对象是10周岁以上的小学生，为期10天，受训内容包括队列训练、野营和抗日救国思想教育。集训按军事化要求进行，一律要穿戴童子军服和帽子。由于经济的原因，母亲没有让我们在学校统一制作童子军服，而是用自家纺织的白布，用土办法自己染色，由大嫂模仿剪裁，用手工给二哥和我各制作了一套。大嫂的针线活做得不错，在我们看来，她做的衣服与学校统一订做的并无多大的差别，我们穿着新衣服简直像过年一样高兴。到了开训的那一天，我和二哥高高兴兴地前来参加，然而意料不到的打击却降到了我们的头上。教官一副刁钻古怪的模样，他对我俩左看右瞅，总觉得不顺眼，于是把我们从队列中喊了出来，大声呵斥道：“咋搞的！你们的衣服不合格，做不起衣服就不要读书嘛！你们回家去吧，军训就不要参加了！”和我们一起受到惩罚的还有另外几个学生，他们也是因为经济困难而没有统一制作童子军服，个别学生甚至连自制的童子军服也没有。
我们带着一颗受伤的心回到家里，向父母诉说我们的委屈。知儿者父母也，他们劝慰道：“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们家虽穷，但没有偷没有抢，行不行不看穿着，要让人家瞧得起，你们就得发奋读书。”受到那次打击以后，坏事变成了好事，更加激发了我自强不息的精神，同时，使我对于不平等、不民主现象产生了厌恶。我决心要努力学习，要以优异的成绩讨回自己的尊严。
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小学的三年中，我的考试成绩每个学期都是班上第一名，特别是国文和算术两门功课，每次都是考满分。我的作文和日记，也常常受到国文老师的表扬，不时被他点名在课堂上朗诵，让同学们刮目相看。我的最大弱项是音乐，不仅压根没有一点兴趣，而且没有一个音乐细胞。用音乐老师的话来说，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我至今也不会唱好一首完整的歌，这到底是兴趣使然，抑或是生理缺陷，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的大儿子维宁在小时候对我的形容是：“爸爸唱歌像敲破锣。”及至到了老年，依然故我，我曾戏谑：“我这一生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哆、来、咪、发、嗦、啦 ！”
第一章 塑造灵魂的故土冒名顶替的初考
1947年夏天，无论对于我或是对于二哥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它关系到我们的发展方向，甚至决定着我们未来的前程。
这年夏天，二哥小学已毕业。他经过刻苦学习，虽说学习成绩不甚突出，但也获得了合格的小学毕业文凭。毕业后怎么办？这既是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也是父母亲必须统筹考虑的事情。二哥小学毕业时已经19岁了，摆在他面前有两种选择：
一是报考初中，如果能够被录取，继续学习；二是回乡务农，成家立业，接父亲的班。二哥对于报考初中继续学习显得信心不足，主要是他的年龄偏大，平素学习成绩处于中等。于是，他决定放弃参加升初中考试，回家务农做父亲的帮手。
父母亲对二哥的选择表示支持，并为家里增添了一个强劳动力而感到高兴。这年的冬天，父母亲为二哥操办了终身大事，从此他开始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生涯。
我比二哥低一个年级，要到1948年夏方能小学毕业。当时，我在小学期间的学习成绩一直是优秀的，无论是在校内或在当地，都还有点小小的名气，父母亲也是知道这一点的。或许是望子成龙心太切，或许是担心我屈了才，他们提出了一个“调包计”，让我持二哥的毕业文凭报考初中。那时，我也不知道打哪来的那么大的勇气，似乎未加什么思索，就爽快地接受了父母之命。
冒名顶替换个名字是容易的，最大的困难是盖有钢印的相片是不能更换的。虽然我与二哥的长相并不十分相像，但毕竟是一母之胞。再加上那时乡下照相的技术水平不高，照出的相片清晰度也很低，家人反复比较，认为由我持二哥的文凭报考是可以混得过去的。
虽然当时枣阳县城有一所中学，但是我们却选择了离家更远的襄阳县二中报考。
该校位于我家西北部30华里的双沟镇，它是襄阳县北边的一个重要集镇，地跨两县，因此也招收枣阳籍的学生。
襄阳县二中的入学考试是8月初，报名和考试是连续进行的。我记得报名应考的那天是一个烈日炎炎的大晴天，母亲让我换上了她洗得干干净净的棉布制作的褂裤，为我准备了干粮，还为我烧香念佛，祈祷菩萨保佑我。早饭后，二哥送我出门，大约送了两里多后与我分手，他嘱咐道：“要细心、沉住气，一定要考出好成绩！”
大约中午时分，我到达襄阳县二中，下午到报名处询问了报名的事宜。负责报名工作的是教导主任，他介绍说，报名除了出示毕业证书以外，最好提供一份举保人的担保书，后者只是保险措施，并不是必备的条件。所谓担保书，就是由举保人出具的推荐信，一般是由当地的保长、绅士财主等有头面人物写的手札。那时的社会风气很肮脏，有权势人家的孩子可以不经考试入学，有钱的人可以买分或请人代考，真是沆瀣一气。我当然不可能获得这种举保书，也不可能享有这种优先录取的权利。说实话，那时我心里慌得直打鼓。我最担心的并不是举荐书，我也不怕考试，而怕的是冒名顶替的身份被识破了。所幸的是，那主任只是询问我有没有举保书，并没有认真地审查我出示的毕业证书。当他得知我没有举保时，他勉为其难地说：“当然啦，你可以报名考试，但如果没有举保书，你录取的机会是很小的。”我说：“老师，我老远的来了，就让我报名试试吧！”也许是出于同情吧，那位主任同意我报了名，发了准考证，总算是“冒名顶替”混过了关。
接着两天是考试，应试的有国文、数学、三民主义和自然四课，安排在两天内进行。应试者300多人，据说只录取3个班共150人。考试题目有一定的难度，但时间较为充裕，因此我并不觉得慌张。但是，考完以后我忐忑不安的情绪却滋长了起来，因为流言四起，有的说，这次考的成绩不好，要减少录取的人数；也有的说，优先录取本县的，有多余的指标再考虑补外县的；更有甚者说，凡是没有举保人的，一律不予录取。在舆论压力下，有些来自农村而没有保人的学生感到没有希望，在发榜之前就悄悄地离开了学校。
那时，我并没有失去信心，抱着“不到黄河不死心”的想法，既然考了就要等个“水落石出”，不然回家也不好向父母交待呀！就这样，我仍住在学校的教室里，饿了就吃带去的干粮，渴了就喝凉水，祈盼幸运之神能降在我的头上。
那既使人喜又令人忧的一刻终于到来了，第五天的一大清早，学校在校门口的墙上张贴出红纸写的告示，公布了被录取的学生名单。那里已挤满了看榜的人，一般人都是从头看到尾，由于我挤不进去，于是我就从尾向头看。在那密密麻麻的名字中，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名字呢？我心想，“玉”是一个特征字，我试着从“玉”找起，看是否有“刘道玉”三个字。令我十分失望的是，看完第一遍后，没有看到“刘道玉”三个字。我有些紧张了起来，情急之中，我忽然想到我现在已不是刘道玉了，而是冒名顶替成“刘道启”了。我又正了正神，准备再从尾到头看一遍，就在快要看完之际，忽然“刘道启”三个字映入了眼帘，而且排在第三位的位置上。霎时，既是激动又是幸福的热泪夺眶而出，在这胜利喜悦之时，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天保、地保、人保不如自保，有实力才有尊严！
当我到教导处去领取通知书时，教导主任对我的态度与报名时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对我这个在入学考试中获得了“探花”的学生表示了赞许。我领取了录取通知书，马不停蹄地连走带跑地回到了家。我刚跨进门坎，母亲从我的表情也猜出了个八九不离十，她焦急地问：“咋的，是不是取了？”“取了，我还拿到了第三名。”我高兴地回答。那个晚上，我们全家人都十分高兴，父亲颇为动情地说：“福娃，你争了气，我们再苦再累也要支持你读书，一直到大学毕业。
”我说：“请爹妈放心，我一定不辜负你们的希望。”
从小学跨入中学，这不仅意味着我从儿童时代进入了少年时代，而且还意味着从初等教育跨进了中等教育。在襄阳二中学习期间，最大的变化有两点：一是家庭经济状况略有改善，父母亲只供给我一个人读书，使我能够在学校食宿，较之过去生活正常得多了。二是我兴趣广泛了，除了学好学校规定的科目外，我还在课外时间阅读一些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传》等。有一次，我从老师那里借来了一本《诺贝尔故事》的小书，我为诺贝尔的发明成就而震撼，从此十分崇拜诺贝尔，这本书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襄阳二中的学习时间很短，前后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大约12月中旬，共产党领导的桐柏军区成立了，接着解放了桐柏、邓县、枣阳、随县等广大地区。面对这种局势，地处解放区而为国民党所管辖的襄阳二中宣布停办，期末考试也被取消了，我也因此暂时辍学在家。
1948年春，襄阳二中合并到襄阳一中成立襄阳联合中学，我随之转入了襄阳联中。该校设在襄阳古城以西的广德寺，位于襄阳城与隆中之间，距襄阳20多里，离隆中3里路。这里远离城市，是典型的田园风光，蛙呱鸟鸣，潺潺流水，麦苗儿青油菜花儿黄，是读书的理想地方。但是，襄阳已处于被解放的前夕，解放军和国民党之间的战事连绵不断，人心惶恐不安，那一段学习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定的形势下进行的，很难说有多大的实际效果。
那时政治腐败，贪污成风，学校当局克扣学生缴纳的伙食费，每日三餐都吃不饱，导致抢饭风和打架风盛行。为了不受欺负，保护自身的利益，学生中成立了许多的同乡会、兄弟会、互助会等派性小团体。我是外乡人，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在学校中被认为是垫底子最受欺负的群体中的一员，受气、挨饿、被打是常有的事，我在这种惶恐不安中度过了三个月的学习生活。
到了七月初，中国人民解放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和桐柏军区第28旅共14个兵团的兵力，开始围攻襄阳城。这里自古是军事重镇，三面环水一面依山，易守难攻。当时驻守襄樊的是国民党第15绥靖区司令康泽，他曾扬言：“铁打的襄樊，坚固若金汤。”那时，每天炮声隆隆，城内的官僚、豪绅和资本家开始向乡下逃窜，城内国民党再次加固防御工事，实行宵禁。这一切表明，解放军已兵临城下，一场殊死战争即将到来，襄阳城危在旦夕。面临这种形势，学校动荡不安，校方进行反动宣传，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还胡说共产党专杀青年学生，并煽动学生随校南下汉口，有些学生听信了宣传逃往汉口，但大多数学生不相信反动宣传，自动离校回家去了。我当然不相信那些欺人的反动宣传，因为我的家乡于1947年冬已获得了解放，我目睹了解放军在解放区实行减租减息、清匪反霸等政策，知道他们是真正帮助劳苦大众翻身获解放的。因此，我毅然决定离校，背上铺盖卷儿，绕过国民党的封锁，穿过解放区，顺利地回到了我的家乡。
我回家不久，7月15日解放军攻打襄阳城的总战役就开始了。经过4天激烈的战斗，解放军攻进了襄阳，并听说在襄阳天主教堂内活捉了国民党战区司令康泽，真是大快人心。襄阳的攻陷，不仅表明鄂西北大片土地被解放，而且还预示着解放武汉屈指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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