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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中文系78级学生弓克，以及他们身边的那一批想成为“九头鸟”的人，无疑是最活跃的分子。快乐学院的成立，得益于武汉大学当时的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氛围。那时的武汉大学被称为“解放区”（意指思想极为解放），不仅没有其他学校“三不准”（不准谈恋爱、不准跳交谊舞、不准穿奇装异服）的规定，而且取消了专司管理学生的专职政治辅导员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提出大学生应当运用两个课堂进行学习，这就是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前者是教学计划规定的学习内容，后者是指课外的学术社团活动，但每个学生必须至少要参加一个自己喜爱的学术社团，如果没有，那就应当去创建一个合乎自己需要的学术社团。这是学习成才的需要，是获得全面知识的需要，如果一个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学术社团，那就不能算是完全合格的学生。
恢复高考以后的几届学生，他们思想解放，价值观念超前，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超级自信。于是，他们一进校就没有把自己禁锢在一个狭窄的专业里，而是把目光瞄准到各个学科最前沿的知识。因此，各个系的同学都去与其他系的同学交朋友，从聊天吹牛开始，交流各自的新鲜见闻，终于一个新的多学科讨论会，在1981年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诞生了，并给它取了一个昵称：
快乐学院。
在讨论这个社团的宗旨时，更是百花齐放，充分地显示了那一批学生的创造灵感，具有快速计算机脑袋的柴潇涌提出：“多学科讨论会只应有一个宗旨，即不拘泥于一种固定章法。”数学高材生、全校数学竞赛一等奖获得者陈华说：“我的章法是，构造一个高维精神空间，它有着处在低维空间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奇迹般的思维自由。”在《中国青年报》上开展关于人生观大讨论中出了名的历史系学生赵林说：“中国历代都以谦谦君子为美，我们多学科讨论会要以有显示欲的人为美，惟有每人极力表现自己，别人才会获益，才会变成‘九头鸟’。不然大家都说‘对对对，好好好’，我们就会感到自己是在对着镜子说话，浪费生命，而且极其乏味。”全校写作比赛一等奖获得者图书馆系77级学生李云帆，提出了一个更独特的价值标准：“一个人主讲一个课题，其他的人不管是赞成抑或是反对，都要群起而攻（或刁难）之，谁提的问题越刁，越有创意，那么他就越高明，给他打一百分。这是刺激积极思维，并且使命题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方法。我们把多学科讨论会变成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室。”
对于多学科讨论会上讨论的观点，到底要不要统一认识呢？对此，温文尔雅的中文系78级学生弓克的一番话，使大家豁然开朗。他说：“多学科讨论本来就是 一个不一致的整体，大家来的目的都是为了寻求不一致。因此，不一致造成的危机正是最好的危机，是婴儿产出前母体阵痛的危机，而不是因为相同得乏味而要离析的危机。我们多学科讨论会的人，不一定是武汉大学最出色的人，但肯定是兴趣最广泛的而又是千差万别的人，是敢于接受新东西的人，是敢于探讨别人必信的东西的人。”
每个星期三的晚上，是多学科讨论会的例会，届时各个系的一些“不安分”的学生不约而同地聚集到学生会议室，展开了真正的高谈阔论，唇枪舌剑，气氛热烈非凡。虽然他们讨论得面红耳赤，甚至是声嘶力竭，但是这个学术小团体却雷打不散，他们个个都是快乐的人。
他们不仅讨论的问题新颖，而且讨论的方式也很特别。例如，有一个“毕加索”
的讲座，主讲人不是一个而是三个：一个讲，一个问，一个评论，弓克说：
“毕加索是西班牙画家，1881年出生的时候是个死婴，被撂在桌子上不管了。他的叔叔是个医生，叫萨尔瓦，他吸了几口雪茄烟通过导管吹入毕加索的小肺里，毕加索活了，尖叫了起来……”
陈华插话：“这么说，是偶然性创造了伟大的毕加索。”
李云帆马上投出他的杀手锏：“请问主讲人弓克，你发现毕加索伟大在什么地方？”
本来有点害羞的弓克，却如行云流水似地论述道：“毕加索的伟大在于，他是一个创新魔，一辈子都在改变自己的画风。对别人是终点的地方，对于他来说就是起点。他号称‘艺术变色龙’、‘邪恶的天才’。在欧洲，如果两辆汽车相撞，司机会骂道：‘难道是毕加索！’毕加索同怪异成了同义语。他活了93岁，一生留下了油画1800件，版画30000件，素描7000幅，手稿100万件，这是绘画界的天文数字……”他们就是这样一问一答地进行讨论，并且不断地展现毕加索的画。
针对不同爱好的快乐学院的成员，弓克补充说：“我们可以不喜欢毕加索的画，但是每个站在毕加索画面前的观众，都会被震惊，被塑造。我们认为，艺术力就表现在对观赏者的塑造力 。塑造力越大，艺术的魅力越大！”
多么精辟的见解，这哪里是出自于非科班的大学生之口，完全犹如一派学术权威的宏论。据不完全的统计，在快乐学院讨论的论题还有：“超级计算机”、“生物变异新观”、“外来文化论”、“黑洞是什么？”、“浪漫主义”、“耗散结构理论”、“有万有斥力吗？”、“罢免权浅议”、“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等。仅从这一批题目可以看出，他们敢于向权威挑战，勇于探索未知，这正是快乐学院成员所具有的最可贵的素质。
在校内，对快乐学院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持反对的或贬斥意见的大有人在。有些人把快乐学院说成是“狂人会”，是“吹牛皮会”，把多学科讨论会的成员比拟为“嬉皮士”。针对这些非议，我明确地支持多学科讨论会，并且担任了多学科讨论会的名誉会长，参加他们的讨论会，在一次讨论会上，我鼓励他们说：“在人类已经进入科学技术革命时代，多学科的研究是科学发明最深广的源泉。例如，原子弹、计算机、激光、基因工程、控制论等重大发明，都是诞生于多学科交叉与合作的产床上。”
在多学科讨论会的带动下，自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期，是武汉大学学生学术社团蓬勃发展的时期。据不完全的统计，全校有各类社团400多个，如“浪淘石”、“樱花诗社”、“珞珈山”、“这一代”、“思想家”、“管理者”、“信息社”、“读书俱乐部”等等。那时，真是思想大解放，的确有一点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味道。在那数不清的社团中，有谁相信居然还有一个“纳粹主义研究会”。在成立这个社团时，历史系一位同学找我，他说：“校长，我们要成立一个纳粹主义研究会……”听后，我愣了一下，没有吭声。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疑虑，于是他补充说：“我们决不是崇拜纳粹主义，崇拜希特勒。恰恰相反，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我们是学历史的，成立纳粹主义研究会，正是为了研究希特勒如何利用纳粹主义，鼓吹和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灾难，从而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我说：“啊，原来是这样。好吧，我就同意你们成立，我相信你们！”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珞珈山上的快乐学院（2）
学术社团兴起的同时，武汉大学学生中的学术刊物也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例如，历史系的《古今》，生物系的《生物天地》，化学系的《趣味化学》，管理学院的《管理者》，中文系的《珞珈山》和《这一代》等，在当时都是办得比较好的学生刊物。自由的思想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成果。据统计，我校77级至80级四届本科生，在全国50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作品1570篇，出版书籍14本。在湖北省1984年40多所大学学生科研、创作成果竞赛中，武汉大学85名学生的39项成果获奖，占全省获奖人数（150人）的一半以上。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也是武汉大学校园文学创作勃兴的时期，不仅活跃了同学们的校园文化生活，陶冶了他们的情操，而且也培养了一批在当代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优秀的青年作家与诗人，如方方、池莉、高伐林、王家新等。由中文系77级同学集体创作的《珞珈山组歌》和《周总理在珞珈山组诗》，就是他们留给母校的最好的毕业纪念。
生动活泼的学术社团活动，不仅丰富了第二课堂的学习内容，而且还推动了第一课堂的教学改革。如果我们以快乐学院来形容学术社团活动，那么我们能否通过提倡乐教、乐学，使整个大学变成一所大的快乐学院，把大学生们从“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炼狱式的学习中解放出来呢？这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可以做到的。其实，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就提倡乐学。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所说的“乐之者”就是善于乐学的人，这是学习的最高境界，是我们应当大力提倡的。
为了实行乐学，最重要的是转变教育观念，改革“三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的传统的教学模式。要尊重学生的志趣，保护学生的选择权利，提倡自学，采用启发式、因材施教的方法，允许自由听课。我历来主张，教育最高的原则是教而不是罚，不赞成用点名、扣分、留级、退学等办法惩罚学生。实践证明，这些办法从来不可能起到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目的，而只能造成学生心灵上的创伤。
乐学的关键在于教师，只有教师乐教，才会有学生乐学。我校数学系教授路见可，教学得法，能深入浅出地把深奥而又抽象的数学理论，讲得生动易懂，深受学生欢迎。学生对我说，听他的讲课是一种享受，如果谁因事请假，那一定会委托同学把他的讲授录音下来，以备品尝其中的快乐。这就证明了一条教育原则：对于教师来说，能深入浅出的是好老师；对于学生来说，能浅入深出的是可怕的学生。
一个掌握了乐教的教师，他不会用点名来把学生束缚在课堂上，而是用精湛的教学艺术来吸引学生。我十分欣赏和支持经济系一位中年教师的做法。他向学生宣布：“凡是选修我的课程者，可以实行‘三许三不许’：允许不来上课，但不允许迟到；如果对本人的讲授不感兴趣，允许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或做别的事，但不允许讲话；如果你实在困乏了，允许在课堂上睡觉，但不允许打鼾。”这个规定既幽默又耐人寻思，的确不愧为开明之举，因而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无疑，敢于做出如此规定的教师，本身就是敢于向自己挑战，也是他的能力与自信的表现。这个做法实施以后，获得了与规定内容相反的效果，他上课时，不仅没有缺席的，也没有在课堂上打野的、睡觉的。相反的，他的课年年红火，堂堂爆满。
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人格的魅力，是教学法的魅力。我始终认为，学生厌学、逃课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教师教学不得法却是最主要的原因。
1985年，全国各大学在端正学风、严肃学纪的统一部署下，各地都把清理不合格的学生当作一项重要任务。从媒体上不断获悉，不少学校一批又一批地把学习不好的学生退学了。面对这种情况，我陷入了深思：我们大学的领导人，在处分学生、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作为教者的义务是什么？我们是否想到，那些被赶出校门的学生真是愚不可教吗？退学又会对他们未来的命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在那一次整肃学风中，我校教务处也进行例行的清理，共查出了全校有两门或两门以上不及格经补考仍不及格的学生25人。按照学籍管理规定，应该劝其退学，别的学校也都是这样做的。然而，除了违法者和屡教不改者以外，在一般的情况下，我是反对处罚学生的。为此，我召开了校长办公室会议，专门研究了如何处理25个学生的问题。两千多年以前，孔夫子就说：“不教而诛，谓之虐。”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为处理25个学生，我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凡学了三年者，可发给大专毕业文凭，并尽可能推荐介绍适合的工作；二是学习年限三年以下者，如果是因为专业学习兴趣不对口味而影响学习成绩者，应允许转入其感兴趣的专业学习，但要跟下一届学习；三是如果是因为学习基础太差，允许留级，采取特殊的帮教措施，力争使他们赶上去。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所以那25个学生基本上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