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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太差，允许留级，采取特殊的帮教措施，力争使他们赶上去。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所以那25个学生基本上做到了各得其所，没有一个学生背上思想包袱。
对于自由、宽松的学习制度，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武汉地区曾流行一个顺口溜：“学在××，吃在××，玩在武大。”这个顺口溜传得很广，不仅校内，在社会上也有传说，在一些不明真情的人看来，武汉大学似乎是学风不严，纪律松弛的误人子弟的学校。更有甚者，校内的一些对改革不满的少数人，在校外某领导人的指使下，写诬告信，制造流言蜚语，说什么“刘道玉的改革是搞花架子，迁就学生，降低了教学质量，办学方向有问题……”对此，教育部高教一司司长黄天祥率调查组来了解情况。最后，他们肯定：“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是成功的，学风是良好的，教学质量是上乘的。”
对于流传的顺口溜，我并不在意，也从未动摇我改革的决心。其实，对于“玩”
要作具体的分析，看是什么性质的玩，如果是花天酒地玩物丧志的玩，那当然是要杜绝的，而“玩学”，即在玩中学，在玩中增长才干，则是应当提倡的。从这种意义上，“玩在武大”就不是贬义的了，这正是武汉大学多年教学改革而营造的新的学习风尚。
实行乐学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80年代是武汉大学历史上出人才、出成果的最好时期。在“金牌精神”的激励下，大学生们一进校，就自觉地置身于奥林匹克竞赛场，瞄准国内重点大学、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和出国研究生的考试，其录取率连年位居全国的前列。毕业的分配，是最能说明一个学校培养学生质量和社会对学校信誉的认可。那时，我校的毕业生深受国家各部委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用人单位的欢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的深圳市和海南省，对武汉大学的毕业生情有独钟。
如果说自由、民主的学习环境是快乐学院，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就是一所快乐学院。事实证明，这样的学院，是人才成长的摇篮，是发明创造的温床。难怪，《中国青年报》一位女记者采访学校后评论说：“我跑过全国许多名牌大学，很少见到像武大学生那样富有创造性气质的。”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呼唤创造教育（1）
我对创造教育的兴趣，是源于我少年时的一个梦。自幼我个性很强，喜爱读书，爱提问题，凡事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到了少年时期更崇尚创造精神，特别是崇拜“炸药大王”诺贝尔，立志要成为一个发明家。但是，正当我而立之年时，由于历史的误会，我步入了教育行政管理领域，过早地离开了发明创造的舞台——化学实验室，从而贻误了人生发明创造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但是，我的创造之梦并没有消失，而是异化成另一个梦：研究创造教育。这是从我崇尚的创造精神和教育管理两者合成出的一个研究方向。尽管我自己失去了成为发明家的机会，但如果我对创造教育的研究，有助于培养千万个发明家，这也是值得的。
我研究创造教育始于1981年，时值我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之初。从那时开始，我就决心大力进行教育改革，走一条新的办学路子，要为在大学实施创造教育而奔走呼号。我的第一篇创造教育论文是《要重视大学生智能的培养》。文章一开头，就对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的至理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提出了质疑。
我认为：“知识不等于能力。大家都知道，书本知识多的人，不一定工作能力强；考分高的学生，不一定是优秀人才。知识与能力是有差别的，只有当知识被人们所掌握并转化为独立工作和研究能力时，它才成为一种力量。因此，应当说创造才是力量，创造才能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论文在湖北省高等教育研究会上宣读后，与会代表反应强烈，成了饭桌上和寝室里人们谈论的中心。他们议论道：“刘道玉的话讲得那么满，敢于向权威挑战，观点鲜明，行文不拘一格，很有创造个性。”由于这篇文章获得了一致的赞誉，所以被会议评为湖北省高等教育研究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后来，这篇文章刊载在1982年1月5日《人民日报》上，一些主要观点被全国多家报刊转摘。
1982年9月初，新的学年开始了。按照惯例，每年都要举行一个新生开学典礼，由校长作一个报告，向新同学表示欢迎，介绍学校的光荣历史，对新生提出希望与要求。我历来作报告不喜欢用讲稿，更不愿由别人捉刀写发言稿，也很厌恶假大空那一套形式主义的东西。我认为，作报告应当有新意，讲听众最想听的东西。
那么，作为新生，他们想知道什么呢？我们又应当以什么样的精神来影响他们呢？在那次开学典礼上，我讲道：
“同学们，你们来到珞珈山，这里不仅是一个湖光山色宁静的校园，而且是一座烈火熊熊燃烧的冶炼人材的熔炉，是一个奥林匹克竞技场。从进校的第一天，你们就站到了万米马拉松长跑的起跑线上了，你们的目标就是夺取金牌，努力使自己成为创造性人才。这金牌，是学习的金牌，业余科学研究的金牌，文学艺术创作的金牌，以及各式各样的金牌。夺金牌靠什么呢？除了顽强的拼搏精神以外，更重要的是具有创造性人才的综合素质，包括文化、科学、心理、身体和个性（如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探索求知、敢于冒风险、敢于超越自我）等素质。我们都知道，每一个研究领域或比赛项目只有一枚金牌，为什么我们要号召大家都要去为它拼搏呢？这是因为，金牌精神比金牌本身更重要，有了这种精神，就可以激励每个人得到前所未有的速度，可以助你在未来创业中获得成功。如果你们问我：武大的精神是什么？我说：是金牌精神，也就是创造精神。”
这是对创造教育的呼唤，是我对青年学子的期望。我坚信，这就是大学教学改革的方向，我愿意做一个探路者。
但是，在80年代初期，提出这样的主张，显然是超前的，正如培根所正确指出的：“既成的习惯，即使并不优良，也会因习惯而使人适应。而新生事物，即使更优良，也会因不习惯而受到非议。”当时，我提出大学应当培养创造性人才后，的确遭到了不少的非议。来自群众中不同的认识，并不足为奇，问题是来自主管领导部门的干预，无疑增添了改革的困难，一位领导人与我进行了面对面的讨论。他曾指责说：“刘道玉好大喜功，好高骛远，大学四年怎么能培养出创造性人才呢？”我辩解说：“必须要澄清一种误解，我们提出培养创造性人才，主要是要在学习期间，赋予学生作为创造性人才所必备的各种素质，并不是规定他们必须成为发明家或做出创造性的成果，但也不排除个别学生有这种可能性的。如果因为四年内我们不能把学生培养成创造性的人才，而不去提出这个要求，那么依此同理，是否因为在四年内不能使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放弃这个要求呢？”讨论当然不欢而散，但是我并未因此而动摇改革的决心。
教育改革与培养创造的人才是什么关系呢？为了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我在1984年10月16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改革与创造型人才》一文。在文中，我强调了教育改革的目的在于：转变教育观念，特别是人才的观念，大力改革不适宜的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培养富有创造性的人才。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广大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收到了来自校内外大批青年们的信件，他们表示赞同本文的观点，同时也历数了旧教育制度的弊端。其中，一封来自河北省任丘油田的青年的信写道：
“《改革与创造人才》一文，我反复读了几遍。您的许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我这个十几年未动过感情的青年，却在您‘真正从学校培养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学生为数不多’的22个字前流下了眼泪！这是既辛酸又喜悦的眼泪。辛酸的是误人子弟，喜悦的是有了希望之光。”
人才观是培养人才的指导思想，是制定教学计划的依据，是衡量人才的标准。因此，有什么样的人才观，就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在系统思考的基础上，1985年我提出了有史以来人才观的六种类型，即“工具型”、“知识型”、“全面型”、“智能型”、“创造型”和“审美型”。每一种人才观，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且也是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我特别强调，为了迎接新的技术革命，当代必须确立“创造型”人才观，大力培养创造性的人才。我还预言，在未来各类教育高度普及和物质极大丰富以后，教育将不再是谋求职业的手段，而是充实自己和完善自我的需要，也即第一需要。到了那个时候，人才观将是“审美型”的。这虽然是设想，但毕竟是一个十分超前的观点。对此，著名学者金马评论道：
“这种高明的主张，可以说，从哲学智慧的高度，较完美地逼近了马克思所提出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自己’的精辟观点。”
1988年春节前夕，年仅54岁的我，突然被免去了校长之职。虽然一时让我失去了教育改革的舞台，但我并没有丧失对教育改革的追求。正在这个时候，我受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委托，主编《教育探索者》丛书。该书由7本书组成，分别反映了教育学的最新的几个学科分支。其中，《知识智力创造力》一书，是由我独自撰写的，它是我构思了8年想写而又无暇完成的一个研究课题。在本书中，我不仅对知识、智力、创造力作了充分阐述，而且还对创造教育的理论框架和实施创造教育各要素也作了系统的概括。
创造力到底是什么？它又是由哪些要素组成的呢？这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莫衷一是。正如心理学家J•；爱肯所说：“在心理学文献中，没有比创造这个课题研究得更多和被人理解得更少的了。”经过研究，我提出了“创造力三要素说”，即创造力的三级智力要素是由观察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组成的。这个见解无疑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因为创造力的形成与发展必须遵照“实践（观察）——认识（抽象思维）——再实践（创造行动）”的过程，而观察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恰好反映了创造性认识过程所必须的三种智力。
第六章 改革大潮涛头立呼唤创造教育（2）
一个国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工作的总纲，规定着教育的性质与任务，是制定各种教育政策的依据。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毛泽东制定的，它是由19世纪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智、德、体全面发展”的方针改造而形成的。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一方针已不再引用，但是国家又没有制定统一的、权威的教育方针，以至于各表其述，甚至在政府的文件中把本不属于教育方针的内容当作教育方针来表述，这是令人不解的。偌大一个国家，为什么不组织教育家，通过讨论和论证来制定一个表述完整的教育方针呢？我认为，这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在20多年里最大的失误之一。
出于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教育方针这个重大问题，这既是个人学术研究的兴趣，又是进行教育改革的依据。对于教育方针的内容，我思考和研究了十多年的时间，于1995年写出《关于我国新的教育方针的思考》一文。这个方针的文字表述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坚持德、智、技、群、体、美六育并重，全面开发人的智力，培养具有创造性素质的多功能人才。”对于这个方针，我是在考察了我国广大青少年和国民素质弱点的基础上提出的，目的在于优化国民素质。与通常的提法相比，在多层面上是有区别的，但核心的内容是多了“技”与“群”二字，强调了创造性素质和“多功能性”。
这既是我国青少年的弱点，又是21世纪人才最重要的特质。因此，这个教育方针是有针对性的，是符合时代精神的。
为了进一步研究和实施创造教育，1997年我承担了“创造教育实验研究”的课题，这是武汉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下达的“九五”重点科研项目。该课题是以中小学生为实验对象，根据创造力要早开发的特点，具体探索实施创造教育的模式与方式。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我设计了一种专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