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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再回到国家教委常务副主任的人选上。虽然上下议论纷纷，但我此时的心态却异常的平静，反正抱定“三不主义”：“不关心、不打听、不服从”（即使我被任命，也不服从）。我心想，一个人连官都不想当，那他还会怕什么呢？
后来我听说，香港报刊曾详细地披露了国家教委正副（常务）主任两套方案，其中之一的方案是XX副总理兼任国家教委主任，由我出任常务副主任。对于这则消息的真实性，我当然无法得到核实，但是恐怕也是事出有因的。
令我十分高兴的是，中央最后公布的国家教委正副（常务）主任却是另一套方案，我如释重负，围绕着我在教育部任职的风波也终于划上了句号。
第七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团中央书记的候选
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共青团中央一直在筹备召开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据说，由于团中央书记人选未定，所以一延再延而未能如期召开。
1981年7月30日至8月5日，在长春市召开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设备工作会议，研究重点实验室建设问题。同时，会议期间还准备成立教育设备专业委员会，拟推选我为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
按照会议规定的时间，我首先乘火车到北京，然后从北京转乘飞机去长春。那时，正值盛夏，由内地到东北去的人很多，我只买到了一张由北京飞往长春的运—7机票。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国产客机，给我的感觉实在是太差了。飞机构造设计太差，行李架没有盖子，犹如老式火车行李架一样，遇到剧烈振动，行李甚至会掉下来。更为可怕的是，机舱的密封性太差，当飞机在高空航行的时候，团团云雾被吸入舱内，云雾袅袅，以至于后舱的人看不清前舱人的面孔。我心里忐忑不安，似乎感到随时有爆炸或坠毁的危险。经过约两小时的飞行，终于到达目的地，这时我和乘客们才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
8月1日上午，我接到武汉大学党委办公室的电话，告知我中央组织部打电话找我，希望我于8月3日赶到中组部去，有事商量。到底是什么事呢？我心想，中组部是管司局以上级别干部的任免的，我猜八成与我的工作调动有关。去不去呢？我想，无论从组织原则或礼貌的角度，还是应当去。不去就不了解上面的意图，也不能反映自己的意见，万一在没有征求我意见的情况下，作出了对我不利的决定，那我就很被动了。
我向会务组请了假，委托吉林省教育局王野平局长给我买了一张当日到北京的火车票。我特别嘱咐他，不要飞机票，因为我心有余悸。
8月3日，我如期到中央组织部。经询问，我到了负责党群干部的部门，一位负责人接待了我。我说：“我在长春开会，学校打电话告诉我，说中央组织部有急事找我，我是从会上赶来的，不知是何事？”
听后，那位负责人说道：“啊，事情是这样的。根据中央批示，最近在着手进行共青团中央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改选团中央书记。经初步研究，考虑到你留学苏联，学历高，担任过留苏学生会主席，经受了国际斗争的考验。回国后，既在基层担任过武汉大学副教务长、党委副书记，又担任过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受到了全面的、较好的锻炼。因此，准备要你担任团中央书记，请你来的目的，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果然如我所料，的确涉及到对我的工作安排的问题，但要我任团中央书记，却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对此，我表示：“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与关心，但是对这一安排，我确实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经考虑，我认为我不能担任这一职务，理由是：第一，我今年已48岁，担任团中央书记的年龄偏大了，最好在35至40岁的符合条件的中青年中选拔；第二，我虽然在基层和政府部门经历了一些锻炼，但却没有团的工作经验。在共青团内，我只担任过团支部委员，甚至连团支部书记也没有当过。从一个团支部委员，提升到团中央书记，未免跨度太大了；第三，我的性格不活跃，不适合做团员和青少年的工作。我自幼就缺少艺术细胞，既不会歌舞，也不懂吹、拉、弹、唱，实际上是一个‘枯燥无味’的读书人，这就失去了与广大青年交际的媒介。鉴于以上三点，我是绝对不适宜担任这个职务的，请组织上另选高明。”
接待我的负责人说：“我们知道了你的意见，我们会认真研究的，希望你也再认真地考虑一下。”
大约8月底，我又接到过中组部的一次电话，他问道：“关于团中央书记一事，你考虑得怎么样？你是否愿意放弃你的意见？”
“我认真考虑过了，我不能担任这一职务，我的态度是严肃负责的！”我说。
就这样，担任团中央书记一职又被我“赖”掉了。
后来，从媒体得知，共青团全国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于1982年12月20日召开，王兆国同志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
第七章 生不愿封万户侯上访要求不当市长
“古往今来，只有上访鸣冤的，要求平反落实政策的，还未听说有上访要求不当官的。这又是刘道玉的一大发明创造。”这是1983年春，武汉大学校内的一些知情人对我的议论。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83年3月下旬，中央派出了一个工作小组，住在东湖“百花村”1号。该小组的负责人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陈伯村和外交部副部长张灿明，他们的任务是考察和配备省市的领导班子。
3月20日上午，我被通知到东湖“百花村”1号去谈话。当初，我并不知道中央来的是什么人，也不晓得他们找我的意图，还以为是开什么座谈会，或是征求我对省委领导人的意见。
“百花村”1号位于东湖宾馆内，是一座花园式的别墅，国家领导人或外国国家元首来汉一般是下榻此地。因此，这里警卫森严，汽车出入需持特别通行证，来访者必须在传达室登记，出示证件。待传达室向会见人报上来人姓名并被确认后，方可放行。经过这些盘查后，我被放行，找到了工作组的住地。
见面后，秘书向我介绍了陈主任和张部长，我也相继作了自我介绍。坐定后，陈主任先说：
“听说武汉大学校园很漂亮，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去参观，有机会我们还是想去看看。”
“珞珈山与这里隔湖相望。你们早晚在湖边散步时，隔湖可以望见武汉大学的理学院和图书馆，自然景色的确是得天独厚。两位领导如有空，欢迎随时去指导工作。”
张部长接过话茬切入正题说：“根据中央的批示，我们这次到湖北省，是帮助省委搞好武汉市市长的换届调整工作。今天请你来，是给你吹吹风，同时也想听听你的意见。武汉市现任市长黎智同志已过了60岁，准备退到二线。中央书记处已研究决定，拟任命你为武汉市副书记、市长。中央认为，你在基层担任过较长时间的领导工作，经受住了国际斗争的考验，富有改革精神，符合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方向。我们是来向你传达中央的决定，同时也把你的意见带回去，然后中央再正式行文。”
听后，我顿觉心急如焚，一时竟不知如何对付这突如其来的决定。马上拒绝吧，这是党中央的决定，党章明确规定：“党员必须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如果表示同意吧，而我又一贯不愿当官，心如铁石。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沉吟片刻，我恢复了镇静，逐渐理出了一条思路。于是，我说：“首先，我感谢二位领导向我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十分感谢中央对我的信任与关怀。作为党员，本应无条件地服从中央的决定，但是既然是吹风，在没有正式颁布任命之前，我还是应当把我的意见讲出来，我怎么想就怎么讲，这是对工作负责的态度。
“用人的一条重要原则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我认为，让我当武汉市的市长，恰恰是不符合这个原则，我之所长是教育和化学学术研究，我的最大弱点是不懂经济和市政管理。一个人对他即将担负的工作，如果没有丝毫信心，那是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做好那项工作的。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市长，必须懂得工业、农业、金融、经贸、政法和市政建设等方面的知识和管理经验，而我在这些方面从未经历过，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当然，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也是应当优先发展的，但是两相比较，前面的任务是大量的、占主导地位的，而后者却是局部的软性任务。经我慎重考虑，我的确担当不起此任，自己受累、吃苦甚至于犯错都是小事，万一贻误了一个300万人口城市的工作，那就是大事了。”
最后，我戏谑地说：“武汉乃鱼米之乡，现在是有米无鱼吃，所以老百姓怨声载道。如果让我当市长，恐怕连米也没有吃的了，那就会民怨沸腾。”
张部长说：“依你所说，不仅不能成为你不能胜任的理由，反而恰恰反映了你具有当市长的智谋和能力。”
“我确实当不了，请求你们向中央反映我的要求，千万不要下任命的文件。”
陈主任说：“我们只有传达和执行中央决定的义务，没有打折扣的权力，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个人有权向中央直至中央总书记反映意见。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再认真考虑一下，能愉快地服从中央的决定。”
回到家里以后，我立即把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高伟，她的第一反应就是坚决不当市长，即使犯纪律错误也不当。在誓不为官这个问题上，我得到了妻子的完全理解，因为我们有着完全相同的价值观。即便是像校长这样的“学术官”，她也不赞成我当，认为完全是历史的误会，既然是以历史的误会开始，也必将以历史的误会而告终。我所遇到的麻烦经历，完全被她言中。
对于欲任命我为市长一事，决非空穴来风。我想来想去，此事可能与时任市长的黎智同志有关，因为头一年9月我随他率领的代表团访问美国。在离开旧金山回国的头天晚上，他约我到他下榻的房间“聊天”，谈话中流露出意欲退到二线的想法，并表明了对我的良好印象。我猜想，黎智同志推荐我的可能性很大，解铃还须系铃人，也许找他能帮我的忙。于是，第二天我到黎智同志的办公室，向他报告了工作组与我谈话的内容，请求他给我出主意，帮助我推掉这份差使。听后，他笑着对我说：“这是好事嘛，我举双手赞成！推荐你的人很多，我也是一个吧。依我看，你的能力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要下决心，放弃你的学术研究，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嘛！”
“问题就在这里，我实在舍不得丢掉我矢志追求的化学专业，也不能割舍我所钟情的教育事业。所以，我特来请求你给予帮助。”
“我的本意你是知道的，希望你接替我的职务，这是中央经过慎重的考察后作出的决定，我是坚决拥护的。因此，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我只能促成而不能促退。
当然啦，如果你执意不肯干，你可以向中央反映自己的要求，如获得中央的同意，我也支持你留在学校干。不过，我还是觉得很遗憾！”
在求助黎智同志未果的情况下，我又去找了武汉市原副市长邓垦同志。他听了我的情况后，倒是很开明地表示：“你不是不可以当市长，甚至可以当好一个很好的市长。问题在于，市长的可选性要比校长大得多，因此，我同意你不干市长，留在学校的作用要比市长大得多。”
我表示准备到北京直接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希望中央不要下发任命的文件。邓垦同志说：“这样也好，事不宜迟。”在我的请求下，他给分管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宋任穷同志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我到北京直接向他汇报。时间紧迫，必须赶在中央文件下发之前赴京，我订了3月25日赴京的火车票。
在我准备赴京的头一天，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