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椋–luster Symposium）。其中，有一个应用金属有机化学会议于7月10日至12日，在附近的Hunter Valley 召开。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国际学术交流（2）
我向这两个会议筹备处分别寄去了论文摘要，经审查均被会议接受，并正式发来了邀请函。早在年初，我已向国家教委提出了出国开会的计划，得到了批准。按照要求，我办了出国护照，获得了澳大利亚大使馆的签证，向两个会议寄送了论文的全文，并各寄去了会议注册费50美元。一均手续全部办妥了，只是等待出发。可是，就在我出发前夕，公安部门又发出一道政令：凡出国者，除了已获签证的护照外，还必须持一张当地公安局签发的“准许出国”的证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得不到这份证明，于是我被剥夺了出席这两个会议的权利。不参加会议倒没有什么，问题在于我还是第二会议的执行主席之一，我必须尽快通知秘书处易人，否则把我的名字印上会议手册而又未到会，就可能闹出笑话来。时间已很紧迫了，我冒着炎热步行到洪山电报大楼，向会议秘书处发送了一份并非真实原因的传真，内容如下：
Dr。A。F。Masters：It′s very pity I can′t attend your conference Because there′s not enough time for handed my procedure abroad。 Please send conference abstract if possible。Thanks many from D。Liu。电传的中文译文是：“很抱歉，我不能参加你们的会议，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办理出国手续。如果有可能，请寄来会议论文摘要。谢谢。”
我虽然失去了参加这两个学术会议的机会，但是他们十分友好和负责任，给我寄来了会议论文集和其他有关资料。通过这些资料，使我获得了大量的信息，了解到国外同行们最新的研究进展，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在金属有机化学研究方面，最权威的学术会议是“国际金属有机化学会议”，它始于1962年，每两年举行一次。第十六届国际金属有机化学会议，于1994年7月10日至15日在英国南部海滨城市布莱顿（Brighton）召开，会议的东道主是萨塞克斯大学化学系与分子科学学院，主持和资助者是英国皇家化学会道尔顿分会。大会主席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萨塞克斯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拉皮特（M。F。Lappert）教授。与会代表560人，提交论文478篇，其中大报告3篇，邀请报告22篇，口头报告103篇，展讲报告350篇。会议主题包括过渡金属和4f金属有机化合物，主族元素类化合物，金属有机化合物在有机合成和催化反应上的应用。
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大陆的代表只有两人，除我以外，另一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钱长涛先生。我俩本是老朋友，这次又同为大会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代表国内金属有机化学学术界参会的，因此在会议中我俩保持密切的协作。参加大会的华人有20多人，其中来自台湾的6人，香港6人，其余的是来自欧美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相比较而言，大陆只有两名代表，这与一个大国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家有关部门对出国名额的限制，缺少用于国际学术交流的经费。
我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是《有机汞化合物的合成与非线性光学性质的研究》，申请作为展讲论文。这次大会4/5的论文是展讲，不仅数量大，而且许多著名科学家的重要论文也采用展讲的形式。我的论文是这次会上惟一的研究非线性光学性质的，因此展出后备受关注，不少对此有兴趣者与我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不仅许多金属有机汞化合物具有非线性光学倍频效应，而且还证明了金属汞原子在分子体系中存在分子间的电荷转移（Intermolecular charge transfer）作用。
作为大会顾问委员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审议2000年第19届国际金属有机化学会议的地点。按照惯例，会议举办地点采用类似于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的办法，由有关国家自由申请，平等竞争，最后国际顾问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来决定。在赴会以前，我们获得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化学会的授权，要我们全力争取把2000年的大会争取到中国来，这既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又可以对我国金属有机化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7月13日13时，我和钱长涛先生被通知到国际会议中心开会，议题是审定2000年第19届国际金属有机化学会议的举办国。到会后我们才发现，虽然我们申办的决心很大，但是我们只作了口头介绍的准备，其他任何宣传资料都没有制作。与中国同时申请的国家还有西班牙和以色列，他们不仅散发了印制精美的宣传小册子，而且还用幻灯片介绍了巴塞罗那和特拉维夫两个申办城市的风景名胜。平心而论，仅从宣传的水准看，我们肯定是无法与他们竞争的，但是最后投票的结果却是中国的上海胜出。我俩当然很高兴，总算未辱使命，但我们心中十分清楚，这并不是我俩的功劳，而是一个东方古老文明大国魅力的作用。
就在当日晚上，不知是过度兴奋或是别的什么原因，钱长涛先生突然感到胃部痛疼。我与他不住在同一栋公寓，为了照顾他以防紧急情况发生，当夜我没有回自己的住处。他过去有肠胃病史，出国时自备了一些胃病的药。我用咖啡壶烧了开水，给他服了药，让他静心的休息。但是，他的疼痛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并伴随着体温的升高。到了夜里12点，他痛得大汗淋漓，痛苦难忍。我不知他发生了什么疾病，为了不耽误诊断和治疗的有效时间，必须求助医生的帮助。到哪去找医生呢？这时，室外大雨如注，雷声大作，我心急如焚。在国外开会与在中国不同，食宿、看病完全无人管理，会议秘书处也无人值班。学校正值暑假，既没有医务室也没有值班人员。在这异国他乡的雨夜，我感到孤独无援，一筹莫展。在危急之时，人又是能突发灵感的，我一下想到了会议印发的《指南手册》，从中我查到了布莱顿市的急救中心（Emergency Center）的电话，并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大约40分钟后，一辆救护车将我们送到一家医院，这时已是两点钟了。根据检查的结果，医生说他患的是急性肠胃炎，需要打针、吃药，并嘱咐我们留下来再观察一个小时。大约到了凌晨5时，钱长涛已基本上恢复过来了。我们询问医生：“病人感觉良好，是否可以离开医院了？”他说：“可以。”当我询问他如何交纳医药费时，他说：“不需要，一切都是免费的，你们只需雇一辆出租车回去就行了。”大约7时，我们回到了萨塞克斯大学校园，已是雨过天晴，东方的地平线上的朝阳正在冉冉升起。
这次生病并未对我们参加会议造成影响，我们自始至终开完了会议。会后，我们又应邀参观访问了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同学术同行进行了交流，拜会了剑桥大学化学系的弗莱明和牛津大学无机化学系的格林等一些老朋友。在牛津大学期间，我还应全英中国留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邀请，以《中国高新技术开发区与留学生回国创业》为题作了演讲，引起了广大学生们极大的兴趣。最后在伦敦我们还参观了大不列颠博物馆、格林威治天文台、白金汉宫、圣保罗大教堂，游览了泰晤士河等名胜，英国的悠久而独特的高等教育和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第八章 不了的化学情结国际学术交流（3）
近十多年前，在新技术领域里，合成金属是发展最迅速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为了检阅和交流这个领域里的研究成果，于1996年7月28日至8月2日，在美国犹他州的旅游圣地雪鸟（Snowbird），召开ICSM’96（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Synthetic Metals）大会。这是一个大型的学术会议，与会代表来自物理学、化学、高分子、材料科学等领域的一千多名的科学家。与我过去出国参加学术会议的情况一样，中国的代表太少（仅8人），而日本的代表近500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相比，都反映出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科学研究上的差距。
我们科研组向大会提交了三篇论文，这是自1994年以来所取得的新成果，是包括研究生在内的全体研究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是，我们的三篇论文都被美国《合成金属》（Journal of synthetic Metal）杂志接收发表，这比普通投稿要快得多。
会议期间的一个重要活动是，于7月31日安排与会代表去观赏美国西部传统乡村风俗。这项活动是收费的，每人50美元，包括交通、午餐和马赛场门票等。是日上午9时，我们从住地出发，沿途观赏连绵起伏的落矶山山峦，偶尔也可看到在辽阔的牧场上奔跑的马群。汽车大约行驶了90分钟，我们到达一个叫做瑞士村的田园式的小镇，安排在一个落矶山大酒店欣赏西部乡村音乐。中午时分，我们就在这家能容纳千人的两层大餐厅，品尝西部风味套餐，包括烤鸡、烤牛排、烤山芋、沙拉、生菜、甜点、水果等，一应俱全。我们和着乡村音乐，品尝丰盛的佳肴，感到甚是惬意。午后，我们又乘车来到一个很大的赛马场，表演项目有赛马、马术、斗牛等。我们戴着白色的牛仔帽，观赏美国西部特有的马术，和着乡村流行音乐的节拍，不仅亲身体验了美国西部风俗，而且似乎我们也当了一回西部牛仔。
大会结束以后，我顺道参观了犹他州的犹他大学、杨•；伯明翰大学，伊利诺依州的芝加哥大学、伊利诺依州立大学，新泽西州的西东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顺访这些大学，主要是拜访一些老朋友，看看早年来美留学的武汉大学的校友，和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时光。
按计划，我于8月15日由纽约回国，由于当天没有从纽约飞往北京的中国航班的飞机，于是我不得不由纽约乘美国航空班机飞往旧金山，然后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北京。头一天晚上，我向纽约出租汽车公司预订了一部车，次日早晨六点半他到42大街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门口接我，然后送我到肯尼迪国际机场。
我顺利地办完了登机手续，飞机于8时准时起飞。大约9时，我突然感到右半身麻木，从面部一直到脚趾，重点是右胳膊和右手。我的第一反应以为是空调过敏，因为我的右胳膊正好对着空调的风口，而且温度很低。此时，我思维尚清晰，语言没有障碍，我试着向洗手间走去，行动也还自如。对此，我也并不在意，心想我没有高血压病史，各项血检指标也都正常，大概不至于得脑中风吧。于是，我随机继续飞行，直到飞抵旧金山。
在旧金山转机时，由于无人陪伴，在提取行李时，我行动上多有不便之处，但我还是克服了。当我登上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后，我才意识到需要测量一下我的血压。于是，我对空姐说：
“小姐，我有些不舒服，能否给我医疗帮助？”
“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我需要量一下血压。”
“对不起，飞机上既没医生也没有血压计，如果你确实需要，我们通过广播，询问旅客中有没有医生或带有血压计的。”
像这样的做法，过去在火车上不止一次遇到过，结果弄得沸沸扬扬，不仅自己成了众目睽睽的目标，也会扰乱旅客的安宁。于是，我说：
“小姐，谢谢你。我看暂时不必广播，我自己注意观察病情变化，如果病情加剧，我再告诉你广播；否则，我就不麻烦你了。”
幸好，一路还算稳定，飞机经过12个小时的飞行，于16日晚11时抵达首都机场。
我的学生在机场接我，直到晚12点半方在金朗饭店住了下来。我立即给高伟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回到了北京，同时也告诉了她我身体出现的毛病。她嘱我立即返汉，尽快查明病因。接着，我又给同济医院的老院长裘法祖教授打电话，告诉他我的身体情况，他倒是非常准确地说：“可能是中风，尽快回汉确诊，住院治疗。”我的学生们想方设法弄到了17日回汉的机票，18日（星期日）到同济医院做CT检查，结果确诊为左部脑梗阻（即缺血性中风），19日就住进了同济医院的病房接受治疗。虽然这几天的节奏是非常快的，但是对于治疗脑梗病症来说，已经错过了中风后两个小时的最佳有效期，而我从发病到